【觀點】正視制度和價值觀矛盾　北京治港還需「春風化雨」

由2018年2月一起港男陳同佳殺人拋屍案，到今年2月港府動議聯通陸港台的《逃犯條例》修訂，再到一波波聲勢浩大的反修例遊行示威，以及近期示威活動的激進暴力化傾向，包括將中國國旗丟入海中、衝擊警署、毆打警員、惡性包圍和衝擊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中聯辦。這些行為顯然是極度不負責任，是在破壞香港法治和「一國兩制」，理當果斷制止。
但與此同時，持續幾個月的修例風波亦折射出內地與香港兩地之間的制度、價值觀矛盾。這是兩地不得不面對的客觀現實，北京要以春風化雨的方法與態度，求得化解矛盾的最優結果。

內地與香港的制度和價值觀矛盾

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近代中國，內地和香港由於迥異的歷史遭遇，形成了不一樣的制度和價值觀。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和中央集權大一統體制，政府角色具有全能型色彩。儘管改革開放以來民主程度有所提升，奉行協商民主，法治和制度化建設亦有改進，但總體上，在許多人眼裏，內地還是一個受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傳統影響的威權體制。

在價值上，內地講求集體價值、穩定和秩序，具有國家主義傾向。由於近現代的屈辱歷史，內地普遍有着強烈的民族自尊，視主權為禁臠，故在對外工作中，經常強調主權至上。

與之相對的是，深受西方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浸染的香港，自1842年開始割讓給英國，就與中國內地分道揚鑣，「西方化」至今已有一個多世紀，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制度和價值認同，香港人已經逐漸熟悉了議會政治、分權制衡、媒體傳播、司法獨立的理念或形式。

例如，港英時期的議會機構是立法局，名義上可以監察港英政府的施政。20世紀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香港的民主化驟然加速，正式推行代議政制，成立區議會，立法局開始進行間接選舉，後來又有議席直選。這讓港人已熟悉和認同議會民主體制。

1997年主權迴歸中國後，香港繼續保持自身特殊性，信奉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基本法》所規定，香港在迴歸後的50年內享有獨立的政治、經濟、司法及生活。香港的政治架構、經濟制度、社會生態等等各個方面都得以按照自身的發展軌道和運轉邏輯延續下去。

如今，香港700多萬人口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固、成熟的社會。這是一個已經西化後的社會。香港的經濟體系，香港人的語言、媒體、網絡，乃至世界觀和思維模式，都已經融入了西方。在許多人眼裏，香港已經是中西文明交匯的旗幟，難免存在中西價值觀的衝突。

不得不承認，香港社會作為中西結合的存在，也孕育出了具有中西兩種特徵與又與中西雙方都有所不同的問題。例如底層民生困難、官民分歧、社會運動常態化和激進化等等。

除此之外，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香港社會普遍存在「避難者心理」。香港開埠前，不計九龍和新界，香港島僅有數千人口。如今700多萬香港人，絕大多數是來自中國內地的人們，以及他們的後代。在內地經歷一次次戰爭、革命、運動的時候，例如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等等，香港成了一個「避風港」，一批批中國人通過各種方式冒着生命危險抵達。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出於恐懼，是為逃難求生，對內地的負面印象之深，恐怕數十年也難有消減，而且會傳遞給自己的後輩。儘管今天的內地已經發生鉅變，正在不斷崛起和現代化，法治和制度化建設亦有明顯提升，但由於一些原因，許多港人對內地的認知，還受到歷史和意識形態的影響。

內地崛起對香港的刺激

在過去40多年裏，香港最大的外部變量，正是內地的崛起。作為內地與外界「中轉站」的香港，既助中國改革開放一臂之力，也搭乘了內地發展的東風，獲得發展紅利。1978年香港GDP僅有183億美元，2018年已有3,630億美元，增長將近20倍。

但是在很多香港人的眼裏，更習慣以1997年香港迴歸中國為起點來對比兩地的變化。香港自1978年至1997年，GDP膨脹為將近先前的10倍，達到GDP為1,774億美元，內地為9,527億美元，香港相當於內地的18.6%。到了2018年，香港GDP約為3,630億美元，只翻了一番；而內地則有13.6萬億美元，是21年前的14倍，香港GDP僅相當於內地的2.67%，香港在整個中國經濟裏面的領先優勢，已經出現相對下滑。

香港普通人生活的改善幅度明顯跟不上香港精英階層，甚至也跟不上腰包迅速鼓起來的率先富裕起來的內地人。在香港人集體印象裏貧窮、落後的內地人紛紛擠進香港，搶購奶粉、藥品、奢侈品，再加上其他一些尚未經過現代社會洗禮的行為，都會加深香港人的負面印象。

中國的崛起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後，中國經濟體量迅猛增長，企業競爭力增強，中國製造深入每一個人的生活，中國人大規模出國旅遊留學，軍事裝備擴充升級，外交戰略全球鋪展，政權更趨強力穩固。這樣一個大國的崛起，撼動了整個世界。

美國《時代》周刊在2011年6月曾發表有一篇文章《為什麼我們害怕崛起的中國？》。作者承認，「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從中國迅速的經濟增長中獲得多於澳洲在經濟發展方面獲得的好處」，但是又指出，「澳洲人對於他們和中國關係的發展開始感到不安。他們擔心經濟增長太過依賴中國。他們擔心中國會利用其經濟影響力對澳洲施加政治壓力，擔心有利於他們錢包的那些事情會從政治上和戰略上對國家造成傷害，而且中國越強大，潛在的危險就越大。」作者還表示，「最糟糕的是，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政治意識形態與西方關於民主和人權的理念截然相反。」

西方與中國始終存在很大差異，政治制度、傳統文化、世界觀與價值觀等方面都有巨大差異。對於中國，西方社會缺乏深入的了解，許多人還保留着貧窮、落後、專制、腐敗的印象，沉浸在物質生活、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優越感裏。中國突然變得富裕、強大和自信，讓遠在千里之外的美國和歐洲尚且感受到了不安和威脅，已經完成「西化」的近在咫尺的香港則有更深切的感受，難免有一種崛起的威權主義對相對衰落自由主義的壓迫感。

位於中國之外的一些西方媒體和香港媒體扮演着「瞭望者」角色，以西方價值理念為標準，對中國社會的挑剔，對中國政治的批判，以及傳播謠言與偏見，加重了普通香港人的焦慮。

春風化雨般去慢慢打開心結

然而，這些對於內地的負面的記憶、感覺、認知或者情緒，都是可以用春風化雨的方式化解的。很多糾結都可以講清楚，難題也並非不能解開。

內地與香港的媒體、網絡和語言體系，有着巨大差異，這也是兩地誤解和分歧產生的重要原因。而要化解誤解和分歧，就需要建立溝通的橋樑，以一種更讓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接受的，更靈活有效的方式，澄清事實，把問題講透徹、講清楚，向香港人提供更全面準確的信息。

不論如何，香港與內地同屬一個國家，都是無法改變的。兩者的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最關心香港人前途命運和民生福祉的，只有中國人自己。從歷史的視角來看，內地與香港的很多問題都只是暫時的，應該給雙方多一些時間，多一些耐心，相信矛盾終將慢慢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