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一帶一路迎轉捩點　中國擬治理方案破「債務陷阱」指控

在第2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中國直接回應「債務陷阱」的指控，財金官員表明會致力於「一帶一路」的可持續發展，防範債務風險。實則這類爭議已有數年之久，其中既反映西方陣營的雙重標準，同時亦顯示「一帶一路」進展至今，中國有必要從基建投資更上一層樓，在全球治理領域多下功夫。

「舊帝國主義」留下爛攤子

過去幾年，西方各國以「債務陷阱」為標籤，動輒就貶稱「一帶一路」規劃為「新帝國主義」，以經濟利劍要脅沿線發展中國家。如果將上綱上線的情緒化說話全數奉還，一樣可以質疑歐美日「舊帝國主義」，過去將本國繁榮建基於剝削殖民或人民和資源，去殖民地化後也談不上償還「歷史的債」，促進新生各國的經濟產業發展。

數字會說話，殖民地獨立運動已過逾半個世紀，亞洲開發銀行（ADB）於2017年「彌合亞洲基礎設施融資缺口（Closing the Financing Gap in Asian Infrastructure）」報告仍顯示，僅亞洲地區的每年基礎設施投資融資缺口就高達4590億美元。歐美日指責中國資本「大舉進駐」發展中地區，可是自身卻拿不出完整的替代方案，枉論說大手筆在地投資。

西方以最狹義「財務帳」下定論

論壇前外交部長王毅便在吹風會直言，西方冠以「債務陷阱」標籤，實屬不公：「自己做不到，也不讓別人做，自己做不好，也不希望別人做得好」。語氣是剛猛了一些，但的確最能夠表達北京對西方批評的態度，簡單說就是損人不利己，而所散發的「負能量」不只是出於一己之私，更是建基於有意無意間所挑選的狹隘視角。

中國「一帶一路」規劃以大規模基建為主，覆蓋高鐵、水電、核能、港口等重資本項目。從單純的財務角度看，基礎設施的缺點很多，包括投資額高、建設週期長、短期收益差等，換言之是「吃力不討好」，這也部份解釋了為何發達國家都不願意投資。到了中國填補空缺，西方陣營即立刻算「財務帳」論成本效益，事前就斷言必不成功，在各項目啟動後就貶之為「債務陷阱」。

基建不同於一般企業投資，關鍵不全在於基建自身的回報率，投資方需要將基建所帶來的「外溢效應」算進收益虧損帳，在私人企業就是附帶的物業和土地升值，在政府而言就是周邊居民的就業致富機會。一旦基建群成功觸發良性循環，對公私雙方都有可觀的「額外」回報，足以彌補以至大大超過當初看似是天文數字的基建投資金額。

雖然歐美日已發展多年，對這一套「總體帳」算法了然於胸，但不知為何偏偏要按最狹義的「財務帳」下判斷，對中國及發展中地區刻意看低一線。

大馬重啟項目彰協商精神

其實「一帶一路」作為以萬億美元計的超巨型項目，推行中遇上難題絕不為奇，例如「外溢效應」也可以是惡性的，收地拆遷有可能會引發當地居民抗議，最壞情況就是導致項目停工。中國在緬甸密松水電站遇上如此局面，但北京一則尊重緬方政府決定，不會自恃船堅炮利就去「敲叩國門」，二則保持溝通聯繫，尋求重啟項目的解決之道。

回到「債務陷阱」指控，自去年5月政黨輪替後，馬來西亞以債台高築為由，一度考慮取消東海岸鐵路項目，涉及數以百億美元計投資。買賣生意有變卦是常事，最緊要是找到雙方都接受的辦法，而中方從各層面對馬國展開磋商，至今年4月終於簽訂補充協議，縮減項目規模和相應的成本開支。由此可見，中方未以巨債或違約金要脅馬國，反而是以溝通協商達致共識。

中國作為全球領導的試金石

只要秉持對等磋商的精神，「債務陷阱」一說長久來說自然不攻自破。可是撇除了國際政治的風言風語，「一帶一路」經過五六年推進，確實走到轉捩點上，單是項目融資一項，中證監前主席肖鋼便推出新書，指出一方面僅依靠「中國方案」行不通，因為審批標準較低而無法吸引發達國家投資，另一方面卻不可能完全利用西方主導的國際規則，因為要求過高而未指切合發展中地區的實際條件。

肖鋼說標準制定問題不容再拖下去，代表「一帶一路」已不能止於基建投資的商業領域，應該也必然要步入國際治理的領域，與沿線各國商討共同遵守的規則體系。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在論壇上發表演說，提到了「綠色（green）、開放（open）和廉潔（clean）三個理念的重要性，而確保「一帶一路」符合環保和反腐標準，正正是中國作為全球領導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