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關鍵問題 解構中國經濟管治格局
在中央鐵腕推進債務「去槓桿」措施持續半年之後，內地經濟金融形勢最近顯得微妙詭異。鬧得轟轟烈烈舉國皆知的是，中央政府兩大經濟中樞部門央行與財政部，就經濟財政金融政策發生史無前例的爭論。暗藏波瀾的是，央企迎來新一波密集「換帥」潮，半年來總計有超過20位央企「一把手」被撤換。
撰文：劉洋
內地近幾年持續的經濟下探，在去年底與今年前兩個季度似乎已經得到抑制。然而，現時內地的經濟金融局勢可說是「風急浪高險灘已過，靜水流深矛盾待解」。解開中國經濟深層次矛盾的猛藥，除了中央正圍繞債務高企和產能過剩頑疾推行的去槓桿去產能，就是中央層面、國有企業，以及地方政府有待提速的改革。外界對近年中國經濟趨勢、主導機構權力變化、政策人事等有頗多質疑，而在這些問題背後，恰恰能看到中國經濟管治格局的變化。
第一問：中央對國企和地方政府有意見嗎？
很顯然，目前各種信號顯示，中央很不滿意國企和地方政府在改革上踟躕不前。最近，內地經濟熱點無論是信用債違約、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下馬，還是社會融資數據的斷崖式下降，以及對一度聲勢浩大的三四線城市棚戶區改造的緊急叫停，都與中共十九大前後習近平不斷警示金融風險、金融部門進入緊張整頓模式有密切的關係。
與金融部門在各方壓力之下大刀闊斧去槓桿相映照的是，以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卻一直毫無作為，困守自己利益之地，一再拖延改革，長此下去，勢必對整個中國改革造成拖累。相關迹象亦表明，中央對此甚為不滿。
在今年6月舉行的陸家嘴論壇峰會上，中財辦前副主任楊偉民批評，近兩年處置的「僵屍企業」（因獲得貸款或政府支持而免於倒閉的負債企業）僅屬冰山一角，若這些「死窟窿」不清理，將會耗盡中國經濟的源頭活水。他更表示，「國有企業改革進展緩慢一定程度上拖了後腿」、「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經上升到基本經濟制度重要實現形式高度，對改革方向十分明確的改革沒有必要搞試點，也沒有必要審批以後再改革」。
6月13日，習近平亮相山東煙台，視察兩個國有企業並說：「誰說國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殘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變成現代企業。」這番說話與以往和顏悅色鼓勵國有企業「做大做優做強」的態度，可謂畫風大變，從中亦可看到幾個要點：第一，習近平要反擊有人反映國企搞不好的看法，認為能搞好；第二，批評國企「抱殘守缺」，對國企改革進展流露不滿；第三，國企要搞好，就要加速推進改革；第四，改革的方向是現代企業，中國國企不搞私有化。
地方政府近40萬億元人民幣債務，則是另一嚴重問題。5月19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賀鏗於「2018中國企業信用發展論壇」演講，指「地方政府就沒有一個想還債的，政府信用比企業信用還差」，「要讓他還債，他說我工資都發不出來……所以現在欠的這些債不說還本，還息許多地方都還不起」。
第二問：央行地位下降 中財辦地位上升？
所謂「央行地位下降、中財辦地位上升」，是對今天中國金融機構職責不清晰的誤判。在今年3月的兩會上，對媒體一貫笑容可掬的「人民幣先生」周小川，在手握中國央行權杖足足16年之後正式卸任央行行長一職，交棒給其在央行的副手易綱。對於這一權力交接，坊間不無疑惑，沒有了周小川的中國央行，是否權勢和影響力依然？
除了周、易個人資歷因素，還有兩件事情增加了上述疑惑。一是中共十九大後國務院層面高調成立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金穩委），作為中國政府內金融事務最高協調機構，金穩委由國務院主管金融的副總理領銜，央行行長僅為金穩委辦公室主任；二是兩會後，銀監會和保監會合併成立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銀保監），將原有的「一行三會」金融監管架構變為「一行兩會」，履新銀保監掌門人的郭樹清，隨後又被任命為央行黨委書記和副行長。
儘管外界有着種種疑惑，但央行地位及其對中國經濟的話語權似乎並未發生任何實質改變，其核心職能仍是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兩項。央行仍是行長負責制，在周小川親自出席的權力交接儀式上，央行黨委書記郭樹清表態擁護行長易綱行使職權。更顯微妙的是，金穩委成立後將辦公室設在央行，而央行行長出任金穩委辦公室主任這一安排，反倒是加重了央行行長在新一行兩會架構下的協調角色。
金穩委換屆，新晉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從其前任馬凱手中接過權杖。除了主掌日漸水漲船高的金融事務，劉鶴的副總理分工尚有國有企業、科技、美歐經貿事務等，無怪坊間熱議劉鶴成為繼朱鎔基後，經濟事務擔子最重的國務院副總理。而被外界有意無意忽視的是，劉鶴升任副總理後卸任發改委副主任，但一直兼任中財辦主任一職。
中共十九大和今年兩會過後，黨管經濟、黨管金融的原則得到空前強化。黨管經濟最直觀的體現是，原有的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升格為中央財經委員會。而黨管金融政策的確立、金融委的成立，令金融領域的監管從以往僅為一行兩會領域的話題，上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
在這一大背景下，作為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的中財辦，其地位無形之中也水漲船高，而由劉鶴兼任中財辦主任，更是強化了中財辦作為中共經濟中樞和大腦的角色。
第三問：經濟團隊有「派系」 總理話語權降低？
現時中國政府的經濟團隊，有政見之別而無派系之爭，總理的話語權與朱鎔基、溫家寶時期相比顯然有所不足，但也不能用權鬥之見去解讀。
自7月13日以來，央行與財政部互相「開炮」，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公開撰文指斥財政部「耍流氓」，財政部不遑多讓，以匿名人士公開回應方式譏諷央行為「小國央行」。在這一吵鬧互罵的背後，隱現的是政策與權力之爭。而作為中國經濟兩大核心「派系」力量，財政與金融部門歷來就存在着分歧。
此輪金融去槓桿，央行打出收緊貨幣和縮表組合拳，但隨着市場趨於「恐慌」、債市違約、股市下行，不出所料遭遇各方反彈。正如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央行財政部之爭中所言：「加投資、加槓桿，千好萬好大家好，而減投資、去槓桿、優結構，則是千難萬難人人難。」
6月27日，內地互聯網流傳一份湖南省常德市政府在6月22日召開的化解政府債務的專題會議內容紀要，聲言要求銀行針對地方政府債務展期、降息、續貸，否則將會向中紀委舉報。這是地方政府對金融部門去槓桿的第一反應。在此重重壓力之下，央行把希望寄託於財政部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希望一緊一鬆之間能化解市場和各方的滿腹怨氣。財政部則囿於所謂財政紀律，在財政收入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情形下，也沒有拿出大把真金白銀投放市場。
不獨如此，先後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審議並通過的《關於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作為中國國有金融資本管理新規，其核心是，中央政府將金融資源配置權從地方政府手中上收，並交予財政部。財政部接管金融國資，而對地方政府盲目舉債卻不加約束或約束不力，造成金融系統壞帳風險陡增。對此，央行也一直頗為不滿。
相比央行與財政部政策與經濟話語權之爭的由來已久，在早前的超常規中共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後，國務院在中國經濟中的角色轉變尤為矚目，在黨管經濟空前強化之下，國務院的經濟事務執行角色更加突出了。
國務院職能角色轉變的深層原因，除了機構改革，尚有中國政治周期因素。在深受胡溫時代「政令不出中南海」困擾之後，習近平自十八大上台執政以來，以強力反腐與黨建重塑中央權威，這一政治周期的演化，自然要求在中共中央層面集中全力防範金融風險。
因而客觀地說，對經濟金融事務的決策權，李克強相比朱鎔基、溫家寶前兩任總理，其角色和話語權已經出現重大調整。
總而言之，在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成為中國經濟「第一要務」的局面下，中國經濟去槓桿去產能已到關鍵時期，國企和地方政府對此出現猶豫和抵制，這一時期矛盾多發困難重重，尤為考驗中國經濟決策團隊大力推進改革的執政能力。
上文刊載自第121期《香港01》周報（2018年7月23日）《三大關鍵問題 解構中國經濟管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