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糾紛的遠東裂變　日韓打響半導體液晶材料戰

當地時間7月1日，日本經濟產業省正式宣布從4日起，把供應韓國的「氟聚酰亞胺」（即PI）、「光刻膠」和「高純度氟化氫」（即電子級氫氟酸）等重要工業原料剔除出其「優待白名單」。原先從日本到韓國間點對點運輸的上述三類產品將遭遇約三個月的「出口許可和審查期」。由於上述工業品廣泛用於製造電視機的液晶顯示器（LCD）、製造智能手機的有機發光二極管（OLED）顯示器以及半導體、集成電路等製造工業。這對於產業鏈缺口眾多的韓國面板、半導體產業而言，無疑將是致命的打擊。首爾的產經界人士因此人心惶惶。

很多韓國媒體熱衷於將這場風波與日韓間近兩年來的「二戰」勞工賠償事件聯繫起來，並試圖讓外界認為此番風波可能只是日、韓高層間的政策性調整。但在經濟觀察家眼中則不然。隨着中美貿易戰從2018年3月開始加速全球產業鏈整合，日本、美國等產業大國都在尋求排除下游產業鏈國家。中、日、韓三國在集成電路、顯示器等領域的技術、物資流動就成了其中的縮影，本次風波似乎就成了全球風暴在遠東的某種裂變產物。

資料顯示，到2019年5月前後，韓國在LCD領域的份額已經被中國大幅度蠶食，與此同時，中國在OLED專利研發等領域也已超越韓國。日本在電子級氫氟酸等高級產品上的需求也逐漸被中國所填補。韓國企業正逐漸於貿易戰風潮中呈現其下游產業鏈乃至「代工者」特徵，中日之間的產業直接聯繫卻越來越緊密。本次風波也將在給韓國面板產業帶來危機乃至打擊之前，讓外界重新認識到全球產業鏈的重構究竟意味着什麼。

對韓國的迎面一擊

對近期關注日韓動態的分析人士來說，日韓關係在2019年進入建交五十多年來的「最冷期」後，兩國間因「美日韓同盟」而形成的經濟關係也逐漸遭遇衝擊。在首爾方面繼續因「韓國二戰勞工訴訟」問題，借故堅持清算前任政府決定之際，東京方面選擇「中斷向韓國提供部分日貨」就成了某種可行的選擇。

對首爾的某些產經界人士來說，日本此番針對韓國的斷供也許不算危機，甚至還是機會。畢竟，韓國目前仍是全球最大的存儲器生產設備原材料市場，其市場佔比在53%左右。東芝、夏普等日本企業尚無餘力填補空缺。但這場風波終究也要給韓國三星顯示（SDC）以及樂金顯示（LGD）等面板、顯示器巨頭帶來直接打擊。

目前，日本佔全球PI總產能的90%，電子級氫氟酸總產能的70%。由於前者多用於印刷並製造LCD顯示器中重要的「配像膜」部分，後者主要用於清洗及蝕刻半導體與大規模集成電路板等精密元件。當日本借拖延供應施壓時，缺少產能的韓國的相關產業應能第一時間感受到衝擊。

同理，韓國微電子、半導體、OLED以及手機製造等產業也都面臨日本的直接壓力。

韓國OLED屏幕蒸鍍工藝的設備仍依賴日本佳能旗下Canon Tokki公司的蒸鍍機；其液晶顯示器光罩（即光掩模版）使用的光刻設備大多依賴日本大日本印刷（DNP）公司的技術。韓國手機、面板使用的玻璃與鐵鎳鈷超因瓦合金板（Super-Invar，即因瓦板)也需要藉助日本旭硝子（AGC）和日立金屬兩家公司提供的成品。至此，這場風波已經讓外界認識到韓國的科技積累相對日本已處於產業鏈的下位。而這種角色在當下席捲全球的貿易戰風潮中往往是可以被取代甚至被取消的。

相比之下，日本的氫氟酸等工業目前正嚴重依賴中國提供的原材料。中國的LCD、OLED等產業也正處於上升階段。伴隨着資本流向也逐漸轉向中國一側，Canon Tokki公司在2018年度甚至選擇不向韓國而向中國出售設備。市場和原料的壓力在這場風波中讓韓國看到了其面板產業遭遇全軍覆沒的可能。

事關主權的研發能力

事實上，韓國在進入2019年後已經不止一次地發現了自身因製造業競爭力不足而淪為代工者的風險。儘管在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經濟體系之下，韓國工業的進退不會馬上影響到該國的經濟狀況。但韓國在國際環境下的政治地位肯定會因此大為受損，進而淪為美國、日本乃至歐洲的代工者，就像台灣地區所扮演的角色那樣。這可能也是首爾方面儘力想避免的。

韓國銀行數據顯示，該國2018年的貿易順差為764.1億美元，比前一年增長1.6%。這也是韓國連續21年保持順差。但該國的兩大主要出口產品汽車和半導體均出現生產及出口雙雙下滑的狀況。這一局面直接和國際貿易摩擦、芯片價格下滑以及美國與主要汽車生產國的貿易戰分不開。

韓國也正是因為具備了相關產業的發言權，才因此具備了足夠的經濟博弈能力，而非扮演美、歐、日的代工者。但是，來自日本相關產業的打擊就有可能嚴重威脅韓國在相關產業的議價能力甚至經濟主權。譬如台灣這個韓國曾經的「同盟戰友」就在產業問題上為其扮演了完美的反面教材。台灣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因經濟下滑，逐漸喪失政治發言能力的教訓更值得關注。

資料顯示，台灣經濟始終缺乏穩固的產業根基，被學界稱為「淺碟型經濟」。島內20世紀90年代後興起的高科技產業也未能在深化產業基礎方面有所突破。台灣的電子工業雖舉足輕重，但更多的還是參與代工（OEM）模式。加之其產業縱深不足，所能產生的附加值就很容易因外部市場變化而被壓縮。在台灣的服務業也受困於規模分散，技術進步緩慢，經營形態保守等弱點之下。台北因經濟地位而決定的政治地位就很明顯了。

對希望在朝韓問題上更進一步的首爾方面來說，韓國的經濟地位不僅決定了他們在半島問題上的發言力，還確保了其政治實體的獨立性。

當下，中國、日本等國因其知識產權、產業研發等能力才在特朗普（Donald Trump）發動的全球貿易戰中贏得了生存的空間。當日韓也在這場風潮中以半導體、液晶面板的關鍵資源相脅時，這場基於經濟基礎而產生的博弈也將讓外界重新認識中美貿易糾紛帶來的產業鏈遷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