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凱碩：2024年是台灣高危年　但亞洲還有另外4條戰爭斷層線

2022年發生了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烏克蘭。2023年再出現另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加沙。任何相信2024年不會再有戰爭突如其來的人，應當去檢驗一下他或她的頭腦。世界仍有多個可能會引發戰爭的斷層線。

如果在本（亞洲）區域出現重大衝突，心理和物質的影響將遠遠比現在的大，它也會對投資信心和經濟增長產生連鎖反應。動員賢能的退休領導人來解決東盟內部一些棘手問題的傳統，或許可以重新恢復，以減緩亞洲現有斷層線所造成的緊張局勢，推動區域的和平而不是戰爭。

在亞洲，至少有五處我們得要謹慎監控的斷層線（假如可以的話，將它們推向和平而不是戰爭）。

最危險的中心地帶就是台灣。這是足以引發美國和中國兩個超級強國直接發生衝突的議題。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個人為此感到憂慮。他曾四次說美國將捍衛台灣，明顯是要發揮威懾作用，以此發出信號：美國不要看到台灣燃起戰火。

2024年是台灣高危年。總統選舉的結果，可能會是更傾向台獨的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當選。台灣人希望維持現有自主的願望可以理解，他們要繼續過目前的日子，擁有現在的生活方式。吊詭的是，他們越是把票投給台獨候選人，越危及他們珍惜的自主。

一旦台灣宣布獨立，中國即會宣戰。美國充分瞭解這一點。因此，當支持主張台獨的領導人陳水扁在2003年企圖透過公投，躡手躡腳走向獨立，美國總統布殊（George W. Bush）堅決反對。如果華盛頓現在能堅持這個立場，台灣就能免於戰爭。

令人難過的是，2024年將出現一場更危險的美國總統選舉，拜登很可能對壘他的前任特朗普（Donald Trump）。反覆無常的特朗普如果中選，將更加難以預測。民主、共和兩黨會想方設法超越對方，顯示自己更反華親台。一些台灣人或許會因此錯以為他們得到美國政體強勁的支持。他們應該翻讀歷史。地緣政治中的棋子總會被犧牲，看看今天的烏克蘭就知道。

第二大危險的斷層線，在亞洲兩大巨頭中國和印度之間。2020年6月兩國邊境的小衝突，導致傷亡。中國和印度之間的互信崩潰。甚至到了今天，沒有恢復。華人和印度人在新加坡相安無事，他們得問問自己，萬一中國和印度發生戰爭，該要如何維護在新加坡的和諧。

好消息是兩國看起來不會有大戰，他們的軍隊和政府的邊界談判都為緊張關係降溫。壞消息是雙方都在邊境加大軍事部署和裝備。如果再發生意外衝突，恐怕會有更多人命傷亡。如果中印關係在2024年惡化，亞洲會被一大朵地緣政治烏雲籠罩。

第三處最危險的斷層線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很多對核戰非常瞭解的專家相信，最接近觸發核衝突的是印度與巴基斯坦。這也是為什麼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和他的政府在1999年卡吉爾衝突發生時，當機立斷地介入。1990年代後期，美國實力在單極化的時代裡發揮影響力。現在，我們生活在多極化的世界。美國的影響力消失了，它嘗試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促成和平，卻失敗了。有效的促和須要有決定性的力量。

第四處最危險的斷層線來自中國和日本。中日兩國之間的信任赤字甚至高於中印之間，因為多數中國人沒有忘記日本在二戰前和二戰期間的暴行。一個精明的日本政府會努力同中國保持平穩順當的關係。

誠然，關於釣魚島或尖閣諸島，在2012年時任首相野田佳彥領導的日本政府決定從私人擁有者手裡買過來，將之「國有化」之前，一切都相對平靜。中國對日本改變現狀非常氣憤。日本政府高明的話，應該恢復過去讓它歸於平靜。但是日本民主政治（別處也一樣）獎勵的是民族主義政客，不是溫和、深思熟慮的領袖。因此，這個領土紛爭仍然很「熱」，是導致正面衝突的潛在火點。

第五處最危險的斷層線最新，也最靠近東南亞：南海的中國與菲律賓之間，關係緊張的發展出人意表。起初，小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 Jr.）政府設法與中國建立緊密關係，利用小馬可斯曾經在年少時期跟隨母親艾美黛（Imelda Marcos）為1974年中菲建交訪華，見過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事實，拉近距離。當時，毛澤東親吻艾美黛的手，之後她的兒子興奮地吻了毛澤東的臉頰，捕捉那個情景的照片廣為流傳。中國尊重那些曾經接近過毛澤東的人。

但是中間出了亂子，南海的爭端變得更頻繁。在重建美國和菲律賓傳統上密切關係的菲律賓武裝部隊成員為此高興。菲律賓要跟美國建立密切關係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可以向越南學習，同時跟中美都建立密切關係。事實上，所有東盟國家都在努力與兩個強國維持良好關係。

烏克蘭和加沙地理上距離東南亞比較遠。理論上，我們不應該受到那裡衝突的影響。但我們實際上是受影響的，它們讓我們的未來被陰影籠罩。想像一下，如果在亞洲區域出現重大衝突，我們的情況會有多糟。心理和物質的影響將遠遠比現在的大，它也會對投資信心和經濟增長產生連鎖反應。

這些斷層線都可能在2024年產生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在這個情況下，亞洲國家符合邏輯的反應，應該是主動加強促和或防戰的力量。然而，這也就來到問題的核心。儘管和平的本質生死攸關，亞洲並沒有大家都認可或德高望重的和平監護者。全球有個由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2007年設立的「長老」級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lderly），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自2013年至2018年他逝世前負責領導。現在，領導的是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亞洲則沒有類似的組織，雖然這裡也有類似對「長老」團的需求。

或許這是東盟可以發揮領導作用的領域。當東盟想制定憲章，會轉向一個賢人團（包括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Fidel Valdez Ramos）、印尼前外長阿拉塔斯（Ali Alatas）和新加坡前副總理賈古瑪教授），由他們來草擬。

動員賢能的退休領導人來解決東盟內部一些棘手問題的傳統，或許可以重新恢復，以減緩亞洲現有斷層線所造成的緊張局勢，推動區域的和平而不是戰爭。在此之前，「亞洲和平計劃」（Asian Peace Programme）可以繼續為亞洲的和平盡些綿力，希望它能發揮如同針灸一樣的作用——透過一些細微的建議，加強本區域的和平文化。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刊載，作者是馬凱碩，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傑出學者，也是「亞洲和平計畫」倡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