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關尋釁滋事罪　最高法邁出關鍵一步

過去幾年，有關尋釁滋事罪的討論不時成為社會熱點，既有人大代表多次呼籲廢除尋釁滋事罪，也有法學界一再提出該罪有淪為「口袋罪」的風險。8月16日，《人民法院報》在第四版刊發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關於「新時代農村刑事犯罪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影響」暨「尋釁滋事行為的刑事規制」課題在浙江、福建的調研報告》，署名是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四庭。該調研報告因涉及尋釁滋事罪，很快引發關注。

文章開篇呈明瞭這份調研報告的緣起——2023年5至6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四庭庭長滕偉先後在浙江省金華市、紹興市和福建省福州市、泉州市，就「新時代農村刑事犯罪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影響」「尋釁滋事行為的刑事規制」課題進行了調研，通過實地考察「楓橋經驗」「龍山經驗」發源地、生態文明司法實踐創新基地，走訪基層法庭，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基層司法人員座談，獲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以此材料為基礎，形成了這份調研報告。

該調研報告由兩部分組成，外界普遍關注的是第二部分，也即與尋釁滋事罪有關的部分。該報告寫道，尋釁滋事罪是實踐中常見多發犯罪，近年來該罪名有被泛化適用的傾向。為準確適用法律，對該罪適用情況進行了調研。

過去十年中，浙閩兩地農村尋釁滋事案件數量均排在各類罪名的前列。被告人絕大部分系年輕人，其中又以外來務工人員或無正當職業者居多，因酒後肇事、賭博引發的犯罪常見多發。因違法上訪而被以該罪名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也時有發生。

調研中發現，該罪認定中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被告人的主觀動機難把握，容易陷入客觀歸責；二是對違法信訪行為能否以本罪論處認識不一；三是因邊界不清導致容易被泛化適用的傾向明顯；四是與其他相關罪名的區分較難；五是行刑銜接不暢，容易導致行政違法行為被拔高作為刑事犯罪處理。

針對實踐中存在的上述問題，「我們建議，要加大對尋釁滋事犯罪案件的審判指導，以司法文件或典型案例的形式，指引地方法院準確適用法律；審慎處理因信訪、上訪而引發的尋釁滋事案件。」

要知道，這是最高法首次提及尋釁滋事罪「有被泛化適用的傾向」，以及點明該罪認定中存在的問題。

「尋釁滋事罪」是從「流氓罪」分化而來，流氓罪是 1979 年《刑法》第 160 條規定的一種罪行。因為流氓罪規定比較籠統，在司法實務中難以界定，刑法幅度過寬，極容易造成量刑時畸輕畸重，嚴重影響到司法適用的準確性，也違反了刑法罪責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所以1997 年修訂的刑法將對流氓罪進行了拆分，分為強制猥褻罪、猥褻兒童罪、聚眾淫亂罪、聚眾鬥毆罪、尋釁滋事罪等罪。

拆分出來的尋釁滋事罪，也並沒有能避免「流氓罪」本身的模糊性，進而產生被濫用、「口袋化」的傾向。比如2019年廣西柳州一韋姓男子，因將戶口本上兒子的名字改為「韋我獨尊」併發送朋友圈，被警方以尋釁滋事行為予以行政拘留；再如，2018年山西運城一女子因拍攝城管列隊行進視頻，配了據稱不合時宜的音樂並上傳抖音，也被認定為尋釁滋事；還有2022年蘇州女孩因穿和服而被當地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帶回派出所，並進行長達五個小時的批評教育、寫了書面檢查後才被放回；而那些因多次上訪或在網上發帖、在公共場所塗鴉或展示標語等，被確認為尋釁滋事的，更不在少數。

最高法調研報告發出後，有法律學者發文表示，尋釁滋事罪並非自誕生起，就成為一些地方應對信訪、上訪、纏訪者的「法律利器」。2011年，來自中國裁判文書網發布的全國一審程序中尋釁滋事案僅892件，到2019年卻攀升至43776件。也因此，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尋釁滋事罪被泛化適用並非緣於立法，而更多是執法和司法因素。此外，2013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廢止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的決定》之後，一些地方領導感慨，應對信訪、上訪、纏訪者的「法律工具」和「政策工具」少了。也正是自那以後，尋釁滋事罪案件數量呈現遞增趨勢，並從一個「小眾罪名」迅速發展成為「常見多發個案」。

面對民眾反應強烈的這一問題，這一次，最高法無疑邁出了關鍵一步。希望以此作為第一步，能不斷優化、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