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場上的京冀水災　有三點觀察值得體制深思

北京河北遭暴雨襲擊損失慘重，截至目前，僅在北京就造成33人死亡，18人失蹤，在河北造成的死亡和失蹤人數還沒有準確的官方統計。兩地因此而導致的財產損失恐是天文數字。災難發生後，網上就成災原因與政府救災是否得力進行了很多討論，這些討論有的尖鋭激烈，有的針鋒相對，有的發人深思。

就北京和河北的地理形態，在遭到巨量暴雨襲擊時發生泥石流與洪澇災害是在所難免的。北京處於一個半盆地當中，北邊是燕山山脈，西邊與西南邊是太行山餘脈，特別象這次遭遇暴雨的房山與門頭溝地區，因為河流與山系的自然分佈原因，自古就是山洪與泥石流多發地。遭遇洪災的河北涿州等地則處於幾條發源於太行山的河流交匯處，地勢低平，歷來就容易遭受水患。正常情況下，當華北與西部太行山區遭遇暴雨，除了發源於北京的永定河水不經涿州而是經天津匯入海河入海，大部分雨水都會順地勢經涿州到華北平原最低點白洋淀彙集，然後再順河道經天津從海河入海。

所以，在百年一遇的暴雨襲擊下，京冀發生水災並不奇怪，不發生水災才是罕見的。只是此次災害和之前爆發的災害相比有兩處不同，一是災害造成的死傷人數與財產損失比較慘重，二是因為在白洋淀附近修建了雄安新區，為防止雄安這處千年大計被淹，不得已在其上游涿州儲滯洪水，這是一個人為因素，也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但坦率說，就筆者在北京與河北所聞，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原因除了洪水來得太急太猛，和人們的普遍輕視也不無關係。事實上，暴雨來臨前，官方已多次發出預警，但大多數人對此都重視不夠，覺得不會殃及自身，沒有及時轉移。

雖然如此，這次京冀水災仍然有幾點值得深思，特別是官方在對災害的干預處理上。

第一，現在社會不同於原來，人們的權利意識已經覺醒，不能再像原來那樣機械執行或宣傳為了一部分犧牲另一部分，為了整體犧牲局部，為了一些人為認定的更重要的地帶犧牲某些人為認定的相對不重要的地帶。在災害面前，所有人，不管身處北京還是河北，都是一律平等的，他們的生命與財產沒有輕重之別，不能說因為是首都或副都而比其它地方更為珍貴。

在傳統中國價值觀影響下，以往政府決策總是把國家利益與整體利益放到個人利益與局部利益之上，在遭遇災害時這種思維尤其明顯，但是在更強調權利平等的現代社會，在人們的權利意識已經普遍覺醒的年代，這種決策模式已經很難獲得社會認同，在輿論場也很難引起共鳴，相反卻會成為眾矢之的。這次暴雨災害期間，河北省委書記一番為保北京，河北要甘做護城河的說法之所以遭到網民聲討，就屬這種情況，這是官方要思考和以後做出改變的其中之一。

第二，官方慈善機構的號召與鼓動很難獲得社會共鳴，官民兩種聲音、兩種情緒狀態的情況在這次災害期間特別明顯。一個非常明顯的案例是北京紅十字會，這次打算募捐600萬元，但是放開募捐至今，連目標的兩成都沒有達到。相反，一些人捐了一分錢還在語言上對紅十字會一番羞辱。而來自港台及海外地區的捐款更是寥寥。

相比1998年長江流域洪水和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時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捐助熱情，人們對紅十字會等官方機構的信任幾乎已蕩然無存。很多人寧願通過私人途徑捐助，或者把捐贈物資親送一線，也不願通過官方機構捐獻。這顯示出因為受腐敗侵蝕和郭美美等極端事件影響，人們對官方慈善機構的信任還尚未修復。如何改變這種狀況，是體制需要從這場災害中思考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是如何在決策權高度集中的體制下克服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痼疾，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中國中央集權的決策體制有一個很好的優點是動員能力特別強大，像是疫情防控，就能建立起一道對抗病毒侵襲的銅牆鐵壁，有力地遏制住了病毒傳播；與此同時，這種一切聽命於上級的體制又有着其僵化與不近人情的一面，在危機處理中往往用力過猛，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衍生災害，比如疫情封控期間就發生了很多刺破人倫與常識底線的事情，在最後一年更是應變遲緩在各方面造成了嚴重損失。

這次北京河北水災期間，類似的情況也有多起被曝光。比如在救災如燃眉之際，還必須要求有邀請函外地救援隊才能進入災區，再比如，在洪水即將來臨之際，高速公路仍然設限收費不予放行。還有一些地方於災情期間不是將有限的精力與資源集中到救災，而是為了奉迎上級視察恢復政治標語。執政黨在十年前就提出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但是這些年因為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氾濫，這一現代化目標在某些領域不是越來越近，反而被官僚們推得越來越遠，是體制必須在這場災害中深入思考的第三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