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京大學姚洋・一｜中國式現代化宣告「中國模式」來了？
導語：北京時間2月7日，習近平在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延續二十大報告，對於如何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發表講話。在講話中，習近平重申了中國式現代化五個方面的特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並直言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
提到「現代化」，很多中國人都不會陌生。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被西方的堅船利炮叩開大門的中國，就不斷在「刺激—反應」模式下艱難尋求着現代化。從洋務運動的器物現代化，到戊戌變法的制度現代化，再到五四運動從文化上尋找病根，中國的近代史，既是一部充滿戰爭與混亂的歷史，也是一部探尋中國式現代化之路的歷史。日前，《香港01》記者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問題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以下為訪談第一篇。
香港01：二十大前，您發表了長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現代中華文明的建構》，裏面談到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經歷的西方的衝擊與反應，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以及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在二十大習近平所做報告中，特別談到了中國式現代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以及兩個結合，可以說與您這篇文章聚焦和討論的問題很吻合。基於您此前的思考，再結合二十大報告的論述，您怎麼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很多人對「中國特色」耳熟能詳，這一次現代化用的是「中國式」，它與「中國特色」有什麼不同？
姚洋：你提到的那篇文章的內容我就不再重複，不過結合你的問題，我們可以大致梳理一下中國自1860年以來的現代化歷程。
1860年到1894年，我們搞師夷長技以制夷，強調中體西用，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已經具體感受到了西方的衝擊，但當時不承認西方的衝擊是制度層面和文化層面的，我們還是覺得制度和文化沒有問題，只是技不如人而已。但是當1894年甲午戰爭輸得一敗塗地，雖然中國當時的海軍仍然是亞洲最強大的，但卻被日本這樣的「學生」打敗了，受甲午戰爭的衝擊，人們開始思索，可能不單單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也出問題了，對制度的思考一直在醖釀，直到1898年的戊戌變法。雖然最後變法失敗了，但事實上變革的腳步沒有停止。到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制度變了，但人們看到的是軍閥混戰，外敵環伺，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又開始尋求制度變革之外的文化革命，這樣就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整個西方世界瀰漫着一股悲觀的情緒，覺得西方文明已經走到了盡頭。在這個歷史節點上，俄國革命給中國進步知識分子一個強烈的信號，那就是在落後的國家進行激進革命，不僅可以成功，而且可以一攬子解決整個國家所有的問題，這就是早期俄國式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思潮，對當時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造成很大沖擊，他們作為那個時代的先知先覺者，開始引進馬克思主義，這樣就有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國共產黨是西風東漸的產物，是中國吸收西方衝擊的產物。這是為什麼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共產黨自己要中國化的原因所在，因為作為西風東漸的產物，中國共產黨必然要重新回歸中國，且是更高層次上的回歸，並對受西方衝擊的傳統結構進行重新校正。所以基於這樣的前提，中國共產黨將核心任務鎖定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二十大報告也重複了這一點——「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了這個目標，中國共產黨回歸中國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二十大報告裏面也有提到，要「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也就是說國家的制度要契合民眾的基本心理結構。
至於你提到的二十大報告中所闡釋的中國式現代化，為何不是「中國特色」，按照我的理解，表層原因是因為已經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再叫「中國特色現代化」，有點重複；深層的含義是當年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假設已經有了一個正統的社會主義模式，也即蘇聯社會主義，所以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相對於正統而言的，具體的特色在於，取消一大二公，在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要改革等等。而「中國式現代化」意在強調不再有所謂的正統的現代化路徑，中國要走出自己的現代化道路，這是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比較深刻的含義。
那麼中國式現代化到底有哪些特點？二十大報告總結了五大特點，我在一年前的文章裏面也有詳細論述，這裏不再重複。不過結合二十大報告，我想再多補充一點，那就是中華文明在過去兩千多年時間裏所經歷的第一次文化衝擊，那篇長文裏雖然有提及，但並沒有展開來談。我們知道，李鴻章在19世紀末就說，中國正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可見他是看的很清楚的，因為很快中國就進入了結束帝制後的新的歷史周期。但其實在這一次三千年未有大變局之前，中華文明已經有過一次外來文化的衝擊，那就是佛教的傳入。佛教對中華文化的衝擊有限，但中華文化花了一千多年才完成對佛教的吸收，最終禪宗成為中國的主流佛教宗派，而理學通過吸收佛教個人覺悟的修行方法改造了傳統儒家學說，最後到王陽明完全吸收，這在事實上推動了中國思想的大解放。
換言之，人的思想的解放或者說世俗化，中國是先於西方完成的，我們要敢於提出這一點。我說的世俗化，指的是人終於開始脱離上帝和「天」而存在，西方哲學和宗教很強調上帝，中國也歷來說「命由天定」。但到了王陽明，他在龍場悟道時「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這是一個偉大的發現，雖然並沒有引起一場偉大的社會變革，沒有產生西方式的啟蒙運動，但在思想上實現了完全的世俗化，沒有上帝了，沒有「天」了，我自己就是道德的主體，這是我們吸收佛教的一個偉大成就。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中國式現代化，其實歸根結底就是怎麼完成對西方衝擊的吸收。我們今天遇到的很多矛盾和問題，其實都可以歸結到這一點。從前一次吸收來看，肯定是要以我為主，將西方文明裝在中華文明的筐裏，最後變成我們自己的東西。就像對於佛教的吸收，現在說到佛教，特別是說到禪宗，很多人可能已經忘記來自於印度，禪宗已經成了中國的本土宗教。哪一天西方的這些東西都成了我們本土的東西，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才算完成。但在這個過程中，必須以中國為主，不能以西方為主，中國共產黨在實踐層面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在不斷進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雖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但今天變成了一個更加急迫的問題，所以二十大報告也再次明確強調了「兩個結合」。從這個維度來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才是應有的高度。
香港01：對於中國式現代化，外界在解讀時習慣將其看做是中國模式的另一種表達。比如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表示，中國式現代化有意把中國文化與社會主義並重融合，面向未來，向西方宣告新的「中國模式」來了。我們知道，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模式」的討論由來已久，中國學界也有不少學者在竭力呼籲，比如張維為。但中國官方層面似乎一直以來在避免套用這一概念，十九大報告用的「中國道路」、「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而且強調中國不會將自己的方案強加於別國，而只是「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選擇」。您怎麼理解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中國模式」？這是否意味着「中國模式」來了？
姚洋：中國模式需要從兩個維度來理解，一個是總結過去，一個是面向未來，我覺得目前談中國模式，還是偏向於總結過去，而面向未來，中國模式仍然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因為目前還沒有形成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按照十三大對於初級階段的定義，我們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初級階段。但按照官方的論斷，目前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也就意味着，理論還沒有定型，實踐沒有定型，中國社會主義也沒有定型，我們還需要一個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這個理論我不知道多長時間能夠建立起來，10年、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也許要等到2035年全面實現現代化，或者要等到2049年實現了第二個百年目標，我們才能說我們形成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穩定模式，到那個時候，肯定要把「特色」兩個字去掉，其實就是要跟中國式現代化一樣，我們要有這個信心。
中國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形態，而且事實證明，不存在所謂的正統的社會主義，我們曾經以為的正統的蘇聯的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了，中國也不想重蹈覆轍，我們要建立自己的社會主義。所以現在談所謂的中國模式，我覺得還為時過早，更恰當的說法還是中國道路。中國在堅持走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道路，並不斷探索中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