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警示中國學界：不做附庸、將中國對象化

2月5日，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朱雲漢先生因病去世，享年67歲。這兩天，看到不少人發文追思和哀悼。筆者並不認識朱雲漢，只是跟大多數人一樣讀過他的一些作品和文章，但聽聞他去世的消息，還是驚愕萬分，因為67歲在今天並不算高齡，且對於一位以學術為志業的學者來說，這個年齡恰恰是將畢生研究提煉昇華形成體系的階段。但我們每個人，不管處於什麼社會階層，身處何方，都最終無法與死神較量，逃脱病痛和死亡。

兩岸三地學界紛紛追悼朱雲漢，自然與其生前學術貢獻與思想成果有關，與其為中華崛起、為祖國統一所做的貢獻有關，除此之外也與其作為一位知識分子對於真問題和獨立思想的追求有關。後一點，對於身處台灣的學者來說，尤為不易。這一方面是由目前的兩岸和中美關係決定的，另一方面也與台灣內部的氛圍直接相關，因為作為「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在今天的台灣任何事情都容易政治化，進而不自覺地自動進入到「政治正確」的一個個旋渦中。身處這一旋渦中的學者，多數選擇順應這樣的政治正確，因為這樣做最容易。之前採訪過多次的另一位台灣學者，就曾多次私下表達過自己在台灣學界的痛苦，以及如何因觀點和立場不同而遭受排擠。

朱雲漢卻毫不掩飾自己對於民主化、對於美國霸權衰落和中國崛起的認識，並竭力呼籲中國人文社科學工作者摒棄「附庸」慣性，闖出自己的路。比如他在一篇題為《突破與超越：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文章中指出，「中國學者要有清晰自覺的實踐目標，通過實踐來檢驗知識與理論的正確性。要有知識全面的素養。縱橫古今，放眼世界，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重蹈覆轍，先從深刻了解自己所處的社會和繼承的歷史經驗入手，全面開展與不同文明體系的社會交流對話，不忘初心。要重新建立以人文涵養為根底的學術傳統，要有紮實的方法論基礎，批判性思考的訓練；要有自主的人才培育機制，不做學術附庸。」

朱雲漢此言，既包含着對於學術附庸普遍存在現實的哀嘆，也有着對於中國學者闖出自己路的寄望。因為中國的實踐，的確給中國學界提供了絕佳的歷史機會。比如在《高思在雲》一書的一篇文章中，朱雲漢寫道，「我經常提醒歐美政治學者，中國面臨的治理挑戰其特殊與複雜程度，已經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與知識的範疇。我們要這樣想象，中國的政治體制必須應對人口相當於2.6倍大的歐洲這樣一個巨型國度之有效治理挑戰。在人口只有5億的歐洲，歐盟與歐元的制度試驗到目前為止還未能證明具有可持續性，一個希臘債務危機就足以動搖歐元的基礎；西方政治學者不要自我膨脹，以為當前主流政治學真有能力指導中國如何建構長治久安的政治體制。平心而論，歷史上人類社會累積的各種公共治理經驗，面對中國當前所處的歷史情境都會顯得有所不足，中國人只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與治道。」

2018年他在接受《亞洲周刊》專訪時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我常和西方的政治學者講，無論擁有多少政治學的理論，總結出多少西方政治制度的實踐經驗，我們始終要保持謙虛。不要假裝我們現有的知識理論可以去指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應該如何治理，這是一種自我膨脹的心理。過去西方在很多指標上優於中國，但就西方民主的成功實施而言，我們要認識到，即使整個西方世界加起來，人口依然少於中國。況且西方的民主實施不一定是成功的，就連值得學習的北歐和美國，國家體制還是存在問題。例如美國的平均國民所得至少是中國大陸的六倍，但它的絕對貧困人口卻數量驚人，人均壽命也快要被中國趕上，在2020年之前中國的目標是全面消除絕對貧困。在對中國政治體制做出任何評論之前，應該深刻意識到自我的知識有限，我們並沒有真理。」

將現實拉到歷史的現場，拉到20世紀，不做學術附庸，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魯迅。最近看了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王曉明所著的新版魯迅傳，在三聯版序中，王曉明寫道，「他（魯迅）沒有看錯，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搖搖欲墜，百廢待興，卻還能夠激勵和承受他這樣的批判和揭發，並沒有孱弱到一聲刺耳的呼哨就稀里嘩啦不可收拾的地步。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式的思想的透徹，未嘗不可視為社會還是有救的一個證據，哪一天出不了他這樣的人了，社會就真的走到盡頭了。」

再從歷史走回現實，走回我們身處的21世紀，人們仍在懷念魯迅，仍在希冀「魯迅式」的人出現，因為現實並不令人滿意。現任中宣部長李書磊在早年的文章中寫道，「魯迅之外的作家在心智、情感、人格、思想與文才上的平庸令人沮喪。我們受了那麼多苦，經歷了那麼大的悲歡，但我們對自己的經歷卻沒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與反觀。我們還是被歷史所裹挾的盲目者，還沒有能將歷史、將自身對象化，文學是如此，學術、思想界也是如此。我認為我們還根本沒有從19世紀外來文化對我們的致命一擊中甦醒過來，還沒有建立起正常的文化意志、文化理性和文化能力。」

不做學術附庸，將自身對象化，以中國實踐為依託重新構建理論與實踐的有機聯繫，這是朱雲漢生前的寄望，也是中國學界肩負的重要使命。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給中國學界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問題在於，今天的中國學界真的能抓住這樣的歷史機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