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吳啟訥・二｜政治究竟在做什麼？三年疫情敲響警鐘
導語：疫情爆發伊始，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接受香港01記者採訪，強調拋開每個國家防疫情況以及輿論場上的口水戰，這次疫情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一些關鍵命題的契機，比如資本主義、全球化、民族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等。疫情延續三年之後的今天，吳啟訥再接受香港01記者採訪，結合疫情的具體情況，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民族主義以及自由主義進行再思考。此外，吳啟訥還結合中共二十大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解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何重要且必要。此為訪談第二篇。
香港01：資本主義、全球化以及民族主義這三個議題最終要歸結到哪裏？您當時引用了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話引申出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整個政治的品質有什麼評估的標準？在過去19世紀、20世紀以來，所有的政治都被民族主義化以及意識形態化，政治裏面很多的技術因素都被加上一種政治描述，讓我們沒有辦法認清，政治究竟是在做什麼？其實政治本身有很重要的一個所謂政治的能力，就是怎麼樣把政治做好，怎麼樣做就不好。這個嚴肅的議題，在新冠肺炎疫情到來之前其實是沒有辦法討論的，因為所有的討論一定又回歸到了意識形態裏面。但是因為病毒本身的盲目，為我們提供一個空前的契機，政治的品質是好是壞，政治的能力是好是壞，不可避免地要經過病毒的檢驗。結合三年疫情，對於「整個政治的品質有什麼評估的標準」「政治究竟是在做什麼」這樣的問題，您怎麼回答？我們該如何全面準確評估一個政黨的政治能力？
吳啟訥：從一般意義上來看，政治品質的評估標準，在於是否有效促進人的福祉，是否有效維繫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不久前中共召開了二十大，在台灣有少量的人看了二十大報告，有人反應，在台灣的競選過程、立法機構、行政機構、政黨召開的會議裏，從來沒有像中共的全會這樣檢視之前的工作，檢視競選承諾是否達成，因為在現實中，政治人物承諾的事能夠實現的比例不高，當然不願意回頭看，只能繼續為將來畫大餅；可是二十大報告對過去五年、十年所做的事情做了詳細的檢視，對中國大陸民眾來說，很多人對這樣的報告習以為常，甚至覺得是老生常談，但從外部來看，一個政黨敢於這樣去檢視過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過去，中國製訂，並且實現了十三個五年規劃，這裏面就包含着實實在在的政治能力。
二十大報告裏面有兩個重要的概念，一個是中國式現代化，一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概念在知識界可能會引發很多質疑，一些人會反問：現代化就現代化，哪有什麼中國式現代化？但我覺得，中國式現代化訴諸的還是全人類，重點不在於另創一個特定區域、不同模式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區別於以前所定義的現代化。以往的現代化的內容──就是現代性，來源於特殊的歷史背景，那就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所以談到現代化的時候沒有考慮過一部分人的現代生活是不是影響到其他部分的人，是不是影響到大自然。中國式現代化其實提醒人們，我們需要面對這些關係，並從傳統裏面找到與現代性的目標相契合的部分，比如中國傳統講的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中庸政治等。
再看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關鍵就是以中國式現代化為基礎的全球化，中國式現代化不是中國中心主義的現代化，而是從中國模式出發，去修正現在流行的現代化模式的弊端，進而推廣到全人類的相互關係和共同福祉、人類與環境的相互關係和共同福祉上去。這些相互關係放在疫情的大背景下更為重要，因為疫情讓我們體認到，地球的規模有限，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具有共同利益，為了可持續發展，我們需要維持一個正常循環，來適應地球的規模。但在線性的、競爭性的資本主義思維之下，沒辦法體認到這一點。我過去曾經講過，悲觀地看，也許直到有一天外星文明威脅到地球上的人類，西人才會意識到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但到那個時候恐怕已經來不及了，這很悲哀。三年疫情其實是很好的提醒，給我們機會想清楚人類命運的共同性，停止無謂的政治口水、經濟壓迫，加強合作而不是惡化競爭。
香港01：關於政治的能力和品質，您放在比較大的面向上去評估，包括是不是能夠有效促進人的福祉，能不能維持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具體到中國疫情政策的調整上，很多人會疑惑，中國的行政能力很強，政治能力也很強，包括您提到的五年規劃和二十大報告等，但在民眾感受層面上，卻又並不滿意，尤其是後期全面放開政策的急轉彎。您怎麼看這其中的張力？
吳啟訥：如果大陸放開之後的狀況放在台灣或者日本，會不會引起人們的恐慌？我覺得不太會。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在台灣、日本、美國或者歐洲，多數人已經習慣，政府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長期生活在資本主義叢林裏，會形成一種生存本能。其中包括「接受」的能力。但中國不同，中國是在用傳統政治理念，或者說「父母官」的心態來理解政治，認定政府要照顧所有人，要提供兜底服務，在現實裏也習慣政府的照顧。疫情的大部分時段，人們覺得被管束得太多，出現類似於「子女」對「父母」管束的反感，而當疫情傳播速度終於超過防疫應對速度之後，又會覺得「父母」拋棄了自己，指責「父母」沒有能力。
很顯然，病毒在前期是可控的，但進入奧密克戎階段後，已經超出了目前人類所有控制能力的極限，繼續採取以往的封控模式意義就不大了。全面放開之後，藥物準備不充分，很多人搶購退燒藥等，這段時間是一個痛苦的過渡期。人們當然會問，這樣的痛苦過渡期是不是跟政府的施政無能有關？政府不是萬能的，在不斷變異的病毒面前，無法永遠即時反應，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們應該注意到，對於災難的預期心理，大陸民眾跟台灣、香港、韓國、歐美的反應不一樣，中國還是比較前現代的。前現代這個詞沒有貶抑的意思，前現代的思維有其自身的價值，要轉變為資本主義現代思維，中間會有一個不斷調適的過程。
反過來看，西方式現代化之後的公民，是不是就是完美的？我前面已經講過，這個模式也不完美，我們要探索一個更好的模式，在這個過程中，民眾本身的參與至關重要，不是所有的責任都是管理者的。疫情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給人們提供了一個直觀的經驗，這個經驗很快就會呈現出全貌，到了春暖花開的時候，人們的心情應該會平復很多，到時候再回頭解釋整個過程，我們從中間學到的東西會比我們失去的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