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項飆・二｜什麼是韌性社會？混亂與活力的辯證

導語：隨着中國調整防疫政策，邁出「與病毒共存」的實質性一步，人們紛紛迫不及待告別核酸、健康碼、行程卡、大白，但對中國乃至世界來說，比告別疫情更重要的，是如何對過去三年進行系統總結與反思。2023年初，圍繞疫情三年的種種，以及如何推動疫後社會重建，《香港01》記者專訪了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作為人類學家，項飆早年因浙江村的調研而成名，其後赴海外求學併成為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2020年離開英國定居德國。疫情以來，項飆頻繁參與公共討論，與不同群體展開對話，希冀更加直接地介入到社會中，其提出的「附近」和「最初500米」引起廣泛且持續的討論。此為訪談第二篇。

香港01：確實如您所說，疫情到了第三年，公共信任出了很大問題，多數時候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近乎兩個平行時空，各說各話，一些網絡輿情事件，網路已經沸反盈天，但官方輿論場還是按照一貫的話語表達和敘述。各說各話積累到一定程度後，烏魯木齊大火將矛盾最終點燃，人們開始對現行層層加碼的防疫系統性反抗、系統性不接受。在這個過程中，我其實有「三個沒想到」：第一個沒想到是上海作為全中國市民意識和公共意識最強的城市，居然可以封控兩個月，併成為中國疫情由成功到災難的巨大轉折點；第二個沒想到是類似居委會封小區這種沒有法律依據的行為，可以持續這麼久；第三個沒想到是最終防疫政策之變是通過民眾的抗爭推動和實現的，原來民眾組織起來表達合理訴求，是可以改變政策的。

此外您剛剛也談到「重建附近」和「最初500米」，「重建附近」的原因，按照您之前的解釋，是因為「附近」消失了，但疫情以來，消失的「附近」好像又回來了。比如左鄰右舍，之前是互不認識的，但現在因為要第一時間掌握樓宇封控動態，還有一些緊急情況下物資互助等，所以大家建了微信群，第一時間溝通各種訊息，變得熟絡起來。另外居委會和小區保安等，之前也是基本沒有交集的，但疫情以來，因為他們決定着你第二天能不能上班，能不能自由出入小區，能不能儘快解彈窗，所以也不得不開始產生交集。另外疫情三年確實讓很多人感覺處理日常生活都已經精疲力盡，人們已經沒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去關注更大的事情，烏克蘭戰爭到底打的怎麼樣了，人們已經不關心了。您怎麼理解疫情之下短暫回來的「附近」？這對於我們後續的社會重建有着怎樣的啟示？

項飆：你講的非常好，我覺得最大的一個變化確實是民眾層面有了一種賦能感，找到了一點力量，特別是2022年11月底年輕人的勇敢，我真的是沒有想到。公信力的喪失，還有一點積極的因素在，那就是民眾不再是盲目的信任，而是開始自己做一下判斷。疫情之前，人們的日常生活很方便，經濟雖然減速了但仍在發展，所以多數人選擇去信任，而沒有很大的動力去質疑、去判斷，但疫情以來，面對迫在眼前的問題，人們選擇自己去判斷。這一判斷的根由和底氣，顯然是來自於對附近的觀察，以及與附近人的交流，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之前提出「附近」的概念，並不意味着我們要把自己關在「附近」，這是不現實的，因為人們最終還是要跟更大的世界來往，大的政策也會影響「附近」。「附近」強調的是，從最初500米出發，以附近為基礎和參考來理解大的事情。對附近有了基本的了解，我們在對大的事情做判斷和解讀的時候就會有所依託，不會被大的抽象的概念和意識形態的情緒化的東西推來推去。

基於對「附近」了解而做出的判斷，雖然可能還是存在偏差，但它是有生活基礎的，現在很多偏差是沒有生活基礎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附近」可以促成行動，行動中間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是交流，這也是行動的一部分，因為你要去了解別人，要開始說話，有的時候甚至還要形成一些條件，製造一些場景，才使討論更加深入。附近的討論真實有效，因為它指向行動。

在這個方面，我還是覺得哈貝馬斯對西方的分析是比較有道理的。民主不僅僅是一個大的制度，多黨制、議會制等，這是民主的一種體現方式，民主更重要的是一種生活方式。比如你日常生活中怎麼跟別人交流，碰到跟你觀點不一樣的人怎麼去處理，一個事情如果需要兩個人以上協商解決應該怎麼共同協商。哈貝馬斯提出的一個問題是：怎麼去形成這樣的一種生活方式，它的基礎在哪裏？在哈貝馬斯看來，交流性行動是很重要的，因為你要通過人和人不同的交流，作為生活方式的民主才能夠出現。如果沒有這一塊，光有多黨制、議會制，不叫民主。美國現在作為生活方式的民主出了問題，雖然能意識到每個人在表達什麼，但實際落實的空間物理性的東西不存在，交流性行動的基礎設施沒有了，不同觀點的人平常就碰不到一起，碰到的時候都是在社交媒體上的爭吵，缺了這樣的基礎設施，多黨制度就有危機。

在疫情期間，有一些討論是比較有效的，因為這些討論是基於老百姓的生活經歷，反倒是一些大的討論，爭來吵去，並沒有擺脱撕裂的格局，這也是前面你的講的兩個平行時空的一個後果，比如有關「清零」和「共存」的討論，討論層面是兩極化的，但在現實層面，任何一方都不會認為存在絕對的「清零」或「共存」，最後就變成了一個比較抽象的、而且越來越簡單化的一種論爭了。

另外有一個細節可以提一提，武漢疫情爆發之際，有很多志願者，他們自己形成明確的分工，來提供物資和擺渡車等，還有一些私家車車主自己組織微信群，進行自我調度。但到了上海疫情，社會力量基本上沒有了，當時上海能自由行動的只剩下救護車，一段時間京東這些物流東西也被限制。為什麼會這樣？背後當然有很多因素，不過至少從這個細節有一點啟發，那就是在武漢控制不那麼嚴密的時候，會形成一個自發的流動再分配，整體相對平穩可控，但如果完全給封死，其實非常危險，因為社會生活裏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而且很難預測，如果沒有社會自我調節的部分存在，造成的傷害是很大的。

香港01：您最後談到這一點，結合前面提到的「變通」，確實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觀察疫情之下中國社會的面向，現在人們很喜歡談到一個詞，叫「韌性」，「韌性社會」的說法也很流行，如果地方上在執行一些政策的時候不再懂得「變通」，當社會的自發的流動再分配停滯下來，社會該有的韌性其實是在降低的，這樣的話，您所提的「重建附近」和「最初500米」，其支點和基礎是不是還是牢固的？後疫情時代我們該怎樣去建設一個韌性社會？

項飆：韌性的提法是很好的，特別是現在我們的社會需要韌性，但怎麼樣達到韌性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以防疫為例，我們會發現台灣、新加坡、韓國在抗疫過程中，是韌性最強的。這三個國家和地區都是人口密度高、流動強的社會，這也意味着在面對流行病襲擾時，這樣的社會本來是最危險的，他們為什麼可以控制的那麼有效，而且對生活對經濟的損失比較小，尤其是新加坡。我認為比較重要的一點是通過政府力量、社會力量以及商業力量，非常快的達成一種流動再分配，能夠把少數一部分人的流動給組織起來，保證多數人的不流動。

關於流動再分配，印度是一個反面的例子，2020年3月印度宣佈全國範圍的封控，結果就亂套了。為什麼亂？亂的原因是印度很多日結工，就像三和大神那樣的人，他們沒有工作就沒有錢，手停口停，當時又沒有公共交通，這些人只能從德里、孟買這些大城市走回家，一片混亂。官方只是說讓大家不流動，沒有想到當80%的不流動的時候，必須有20%的人有組織的高速流動，可以保證80%的人在不流動的情況下能夠生活，結果並沒有組織起來，最後搞得很糟糕，社會沒有彈性。

具體到中國，大家都覺得不太好理解，我也覺得不太好理解，因為中國的行政能力很強，本來做這種流動性再分配應該是相當容易的事情，但行政力量並沒有放在這一塊。

所以回到你提的韌性，總結起來有三點：第一，自由度是必須的，一個社會要想達到韌性，一定要容忍日常當中的所謂的「混亂」和看起來的不穩定，這是生活的一部分；第二，附近和最初500米的建設就是在建立社會的韌性，建立公共性，一盤散沙是沒有韌性的，一盤散沙要麼最終被搞成一塊磚，要麼就完全鬆垮掉，要麼就很被動地放在一個鐵盒裏；第三，必須認識到韌性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需要政府幹預引導，我不認為政府越小越好，關鍵是行政力量往哪裏使？行政力量如果只是為了非常整體的集體行動，老是想着集中力量辦大事，就會使社會失去韌性，一些小問題就會變得很大。行政力量在進行流動性再分配時應該是一種介入性的管控，現在不是介入性的，而是自上而下的、壓力式的管控，這就會無效。

新加坡、韓國和台灣就是靠這種介入性控制，這種介入性控制是不斷在變的，不斷跟蹤，一發現病毒情況有變馬上跟着變。新加坡非常明顯，整體節奏掌握的非常好，什麼時候放開以及怎麼放開，都能控制得很好。而中國的壓力式管控最後變成了一個政治負擔，到了後期，為了論證防疫策略的正確性，只能靠意識形態的語言再加上民族主義的情緒去做非常泛化的論證，把自己套住了，走不出來。這跟我前面提到的極端搖擺也有關，當把事情推到一個完全沒有根據的政治高度，把自己給困住。

什麼叫混亂？什麼叫活力？這永遠是一個視角問題，現在我們把一切活力都看成混亂，這是一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