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項飆・一｜巨大搖擺之後，中國疫後社會重建的支點是什麼？
導語：隨着中國調整防疫政策，邁出「與病毒共存」的實質性一步，人們紛紛迫不及待告別核酸、健康碼、行程卡、大白，但對中國乃至世界來說，比告別疫情更重要的，是如何對過去三年進行系統總結與反思。2023年初，圍繞疫情三年的種種，以及如何推動疫後社會重建，《香港01》記者專訪了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作為人類學家，項飆早年因浙江村的調研而成名，其後赴海外求學併成為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2020年離開英國定居德國。疫情以來，項飆頻繁參與公共討論，與不同群體展開對話，希冀更加直接地介入到社會中，其提出的「附近」和「最初500米」引起廣泛且持續的討論。此為訪談第一篇。
香港01：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在2022年12月放開了持續了三年的嚴格疫情防控政策，走向全面開放。回看過去三年，像極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型實驗，所有人都被捲入其中，一些原本被人們忽視的群體，開始成為非常態時期支撐城市低限度運行的支撐力量，比如城市環衛人員、外賣小哥、超市工作人員等。作為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且疫情以來一直生活工作在中國之外，您對我們共同經歷的這場疫情有着怎樣的思考與總結？
項飆：從長段的歷史看，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後一個朝代會寫前一個朝代的歷史，清朝寫明史，明朝寫元史，相當於改朝換代之後的一個總結和書寫。但對於短時段的事件，中國社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我稱之為「去記憶」，「去記憶」的意思，不是忘記，而是刻意的不去記住。比如很多年輕人不知道父母是怎麼過來的，父母也很少跟自己的子女講述自己的過去。這在世界範圍內這是比較奇怪的，因為生養子女一個很大的樂趣就是把自己的人生經歷和經驗傳遞給他們，避免他們犯同樣的錯誤，這個心願可能中國父母也有，但他們不會把自己的經歷形成一種敘述。事情過去之後人們會說「已經這樣了，再說有什麼用」，然後急切地祝願明天更美好，簡單化地面向未來。
這樣的「去記憶」，實際上會造成很多問題，首先就是不能很好的汲取教訓，犯過的錯誤可能會重犯。其次就是個人心理會很糾結，因為沒有把事情理清楚，理性層面想要「去記憶」，但身體還會記住，情感上也還有痕跡，比如這三年下來，有人看到大白就會有生理反應，聽到電話響就會心驚肉跳。如果不總結與反思，理清楚來龍去脈，身體和情感上的記憶可能會變成病症，會變成對生活過度敏感、恐懼的心理。
具體到我對過去三年的看法，我想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總體的一個大的線索，我覺得可以說是「災難—成功—災難—放開」。第一個災難很容易理解，武漢疫情爆發，當時人們對病毒渾然不知，社會陷入巨大恐慌，武漢前所未有地封城。但當防疫的主導權從地方轉入中央，再加上方艙醫院的建設等，災難很快轉向成功，而且轉變很快就發生了，此後一直到Omicron出現，中國防疫都被認為是非常成功的，不僅死亡率和感染率低，而且經濟持續增長，2020年更是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Omicron出現後，清零變得非常困難，但為了達至清零的目標，只能採取更嚴厲的封控，上海封控兩個月時間成為巨大的轉折，這樣的做法一直持續到2022年11月底，這就是第二個災難。後來就是突然的放開，從清零到全面放開，為什麼會做這樣的轉變，我個人也很難理解。人們的困惑在於，中國作為一個擁有強大行政資源的國家，怎麼會選擇這樣的一種方式來過渡？每一次的轉變，都是一次巨大的搖擺。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巨大的搖擺性？這是很多人的困惑。
第二是一個比較具體的線索，和我個人以前的研究有關，是關於「流動的再分配」。在疫情這樣非常態下，讓一座城市停擺，讓一個社會按下暫停鍵，不是那麼簡單的，因為真正發生的，不是流動的全面停止，而是對流動的再分配，也就是說大部分人的不流動是需要小部分人的高速流動來維持的。比如你問題中提到的外賣小哥、環衛工人，還有一些開救護車的，搞技術修理的，此外還包括公務員，因為需要下沉，這就形成了一個再分配過程。再分配過程有一部分是通過高度商業的方式完成的，但中國比較特殊，因為其中還包括了行政性的介入，比如公務員下沉，醫療隊和救援隊，都是通過行政力量在推動流動性。所以這些原本不被人們關注的群體突然「被看見」，變得顯眼，是因為他們在替代性流動。
第三，這些在非常態下維持城市運行的群體，他們的短暫地被看見，在現實中並沒有改善他們工作生活環境。疫情期間，網約車司機、外賣員的數量是大大增加的，我把這一類的工作稱之為流動性工作，意思是流動本身成為一種工作方式，疫情三年，他們的總體勞動狀況並沒有改善，甚至是下降了，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整個疫情期間，人們的生計困難更加突出了，一方面總的需求量少了，另一方面平台又有各種算法延長勞動時間和強度。大量的人湧入流動性工作的行列，一些原本有固定工作的人也受疫情影響開始加入進來，使得競爭加強，待遇降低，最終總的狀態變成了一個蓄水池，沒有穩定生計的人都往這裏來。
香港01：您談到的「去記憶」我也深有同感，中國調整防疫政策之後，我們組織了一個系列的總結與反思文章，但很多讀者留言，大概意思是說，時下中國需要的是應對疫情爆發的海嘯，而不是算舊賬，不是反思。還有一個例子就是2019年的香港修例風波，修例風波三周年的時候，我跟香港一些本土年輕人聊天，試圖採訪他們如何看待這場風波，因為2019年的時候，大家都在情緒中，都在意識形態中，是沒辦法冷靜下來討論問題的，但拉開時間距離之後，你會發現這些參與過運動的年輕人也不願意回看和反思，只想儘快翻篇，連談想法也不想談，因為這屬於揭傷疤，是需要勇氣才能直面的，最後乾脆「去記憶」。
至於您談到的總線索，各個階段的轉變究竟是怎麼發生的，確實需要更多的細節和資料才能填補空白。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經過三年的停擺與全方位衝擊，中國各個方面亟需重建，包括政府信用的重建，社會關係的重建，法治的重建，以及經濟的重建等等。作為社會學家，您一直很關注中國的社會變遷和社會關係的演進，在您看來，疫情對中國社會最大的衝擊是什麼？在後疫情時代，中國社會重建的關鍵着力點是什麼？
項飆：最大沖擊是公共信任，中國社會對專家和政府的不信任感短期內會變化那麼大，這有點超出我的想象。這樣的不信任感，並不僅僅存在於批評性知識分子群體中，也存在於原本對政府和專家信任的群體中。這就意味着人們對未來沒法有穩定的預期，大家生活在擔心中，這是疫情對中國社會最大的一個衝擊。
面對這樣的衝擊，接下來如果要重建是重建什麼？人們會說就重建這種公共信任，重建政府的公信力。但政府公信力如何重建，對普通民眾來說是掌握不了的，我們能掌握的是什麼？政府層面之外，民眾層面比較重要的是日常領域關係的重建，比如你和鄰居、同事和街上陌生人的關係，村裏面幹部和村民的關係，學校裏面同學之間的關係，這一些日常領域的關係重建至少是我們能掌握的，這與國家層面公信力的重建顯然不是一回事，但是又是相關的。
回看疫情不同階段的政策轉變，我也在思考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從災難轉向成功，這是容易解釋的，但怎麼會從成功變成災難，而且特別是在世界各國已經獲得了一些經驗的前提下，成功還是走向了災難，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主要在於官方對社會動態缺乏了解和掌握，且越往後防疫越脱離原本的軌道，防疫不是針對疫情本身了，而是為了保護既定政策的思路。一些人像《深圳特區報》把國際上不同的防疫政策上升到道路之爭、意識形態之爭、國體之爭，這樣的思路不僅不符合常識，也是跟社會動態脱節的。
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一個強調聯繫群眾的政黨，會在疫情之下跟社會脱節到這樣程度？疫情期間，中國社會好比放在一個堅硬盒子裏的一盤散沙，為了有效控制疫情，官方採取網格化管理等，這樣一盤散沙雖然共同在一個個盒子裏，很整齊，但不能夠有效反映各自的訴求，上面也就無法把握社會的動態。
第二個問題是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變通」和「加碼」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社會學研究關於中國社會的研究很重要的一個話題，是關於變通。當時研究者普遍認為，中國社會的最大特色之一，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就是說，政策不管好壞，到了地方上之後，沒有能夠真正落實下來，因為中間很多變化，很複雜，也有人認為這本身就是改革的動力和前進的一部分。但這些年出現了相反的情況，就是一個政策明明不合理，不符合實際條件，但卻能貫徹得非常有效，以往的「變通」基本上不存在了，變成了層層加碼。
這是怎麼回事？第一個原因可能是治理的高度技術化，原來的治理主要還是靠人，比如說中央和地方的討價還價，官僚內部的利益分配，有這些人的因素在，但現在因為技術化程度非常高，整個官僚體系真的就變成了一個精確的機器。
第二個原因是地方性社會的力量變得非常弱，原來一個政策下來，地方性社會包括官員能夠自己組織起來，不管是走樣還是打擦邊球，或者說抵制，至少在「動」、在組織，但現在好像沒有這樣的能力和意願了。比如上海疫情期間，為什麼基層會發生那麼多極端的事情，居委會的自我組織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非常弱。這樣的情況下，鄰里之間要互相協商，然後形成公共意志，進而形成公共行動都很難實現，最後演變為互相指責。
在疫情之前，大家在小區裏彼此都感到很舒服，因為很便利的網購，什麼事情都不用管。疫情以來人和人實質性的社會接觸開始多了起來，但公共性缺失的問題也開始暴露，比如鄰里之間需要互相救助的時候，也不知道怎麼救助，接下來要怎麼辦，這樣無助感無力感就出現了。
反過來看，如果整個社會的公共性稍微強一點，即便政策是錯的，也不可能執行的那麼到位。或者說，即便改變不了政策，至少自救能力、互助能力也應該更強一點。所以這一塊的修復，非常重要，我提「重建附近」、「最初500米」，其實都是要朝這個方向走。
你剛剛提到香港的例子很好，也很啟發我，為什麼從香港到這次疫情，大家要「去記憶」？因為這是缺乏民主的一個後果。因為缺乏民主，民眾不知道具體決策過程是怎樣的，疫情之下人們也知道自己不能夠影響大的決策，出現問題和矛盾之後，很容易產生一些極端的或者說非常泛化的大的判斷，並不斷上綱上線，將問題絕對化，所以很快就分裂，分裂之後情感上的投入都很撕裂。等事情告一段落後，大家感到事情原來沒有那麼簡單，覺得有些說過了頭。所以，事情過程中的傷痛和難過，事後感到的尷尬和感到需要向別人解釋等等，就讓人很無語，就不想反思了。
但問題來了，當時的情緒是怎麼產生的？當時的情緒是因為大家不知道決策過程，也不掌握整體性的情況和真實數據。所以我們要警惕，不要跳到非常情緒化裏面，去做一些大的判斷，這樣反而會讓自己的心智變得很疲勞，疲勞之後就不願意面對這些事情，不願意記住，不願意去分析。現在對於香港的事情也好，對於三年疫情也好，絕對不能去逃避，必須要認真的跟蹤，具體怎麼跟蹤，需要從身邊做起，在一些力所能及的地方形成一種社會共同體，這樣我們才會更加堅韌，更加容易記住到底發生了什麼，進而做認真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