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新領導班子仍重經濟　台專家：李強曾令浙江脱胎換骨

中共二十大陸續揭曉中央委員、中央紀委、中央常委和軍委等新一屆領導班子，外界對人選評價不一，有看法認為只重政治忠誠、壓倒經濟發展云云。台灣中共研究專家楊開煌從實際人事背景資料分析，指出中央政治局有三分之一成員具備經濟和工商管理長才，說明經濟發展仍是中共首要之務；至於對爭議性較大的李強和蔡奇入常，楊開煌則強調不能只看他們在一地短時間的表現，還要看其長遠表現。

台灣「台北論壇基金會」10月27日舉辦「中共二十大：中國式現代化→政策初探、人事佈局、對台政策」講座，邀請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主講，該會董事長、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以及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總統府前副秘書長邱進益、國民黨大陸事務部前主任張榮恭等人全程與會。

未來情勢嚴峻　既要忠誠也要鬥爭還要專業

進一步分析本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組成，楊開煌以不同顏色標記24人的背景，梳理出其中具有經濟和工商管理方面長才的佔到三分之一，「可見經濟發展依然是極為重要的」；其次是科技專家也不少，佔了四分之一；再次則是社會學和法學專長。在年齡方面，集中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下半到60年代出生的「文革一代」，特色之一就是鬥爭性強。他們要完成三個任務：在國際上提高中國影響力，在中國提高中國共產黨領導，在黨內提高習近平的權威。

楊開煌認為，鬥爭性不強可能也是胡春華出局的原因之一。胡春華在接替汪洋做廣東省委書記時，走的是「汪規胡隨」道路，如此性格在因應未來變局時可能會有困難。

外界普遍對於李強和蔡奇最後能夠「入常」感到困惑，楊開煌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他說，一般不看好李強的原因，在於只看到他近幾個月在上海處理疫情防控的情況，但很容易因此忽略他此前主政温州和浙江時期的經驗。李強曾說過「政府的手」、「市場的手」和「社會的手」三者並重；擔任浙江省長時，有人問他浙江之後要如何發展，李強回答要看温州、看浙商精神，說明他在過去非常重視民營商人。

從長遠來看，楊開煌提醒，不妨比較一下浙江這幾年來的變化，可說是脱胎換骨，成為了「數碼之城」，在大陸要體驗無人商店和旅館、AI服務都要到浙江。楊開煌說，一般人容易受到新聞的左右，只看到李強一段時間的表現，而中央看的是他長遠表現，尤其是中國大陸往後很重視經濟發展，需要相關人才。

至於蔡奇，大家看到是他清除「低端人口」，口碑非常差。楊開煌從另外一個方面補充，蔡奇其實也是「敢於鬥爭」的人，他把北京居住二三十萬人像貧民窟的地方拆除，手段對不對、方法好不好是一回事，但他改善了北京整體市容面貌又是另一回事，體現了蔡奇的鬥爭性格。

中共語境裏所謂的「鬥爭性」，在楊開煌看來，指的是一旦看到正確的目標之後，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能砥礪前進。今次中共領導班子選拔最重要的兩個要素是「政治忠誠」和「敢於鬥爭」，楊開煌強調，由於中國大陸未來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因此政權一定要團結，政局才能穩定，政情才能發展。除了前兩項要素之外，還要看個人的專業才能，楊開煌認為李強和蔡奇之所以能出線，應該要放進這個脈絡來解讀。

四大認識誤區　錯將「習慣」誤為「規定」

當中共二十大揭曉了新一屆領導班子名單之後，外界許多批評指向習近平破壞了制度和規則。楊開煌對此加以廓清，指大部分人經常將「習慣」誤以為是規定。他首先以總書記10年任期的說法為例，其實改革開放之後只有胡錦濤一人如此，胡耀邦、趙紫陽都做不到10年，而江澤民則做了13年，加上軍委主席的話做了15年。

第二個誤區在於「七上八下」（即68歲以上必須退休，67歲以下可留任）的說法。楊開煌解析，中共領導人上下有一個更重要的「資深」規則，這是很少被外界注意到的細微政治文化，即領導班子任何一個常委或政治局委員，不能比總書記更早入常或入局。他舉例，比如喬石之所以要退，是因為他比江澤民資深，從而當時出現「水落石出」的說法；又如李瑞環因為比胡錦濤更早入局，所以十六大胡錦濤要做總書記，李瑞環就得下來。

第三個誤區是對於「政治鬥爭」的理解。楊開煌表示，列寧（Vladimir Lenin）說過，共產黨是靠不斷清洗自己革命隊伍裏面的落後分子而成長的；毛澤東則說過，鬥爭促進團結是真團結，用和諧促進團結是假團結。因此，「鬥爭」對中共而言是「進步」的常態，被當成是「進步」的因素，學的是辯證法所以不怕鬥爭，也不在乎鬥爭，但其中一個特點是「不要把船擊沉」，最後一定會要妥協和團結。這個特點和西方民主國家鬥爭即選舉、「贏者全拿」的概念完全不一樣。

第四個誤區是中共領導班子如何退下來的問題，楊開煌坦言外界對此確實缺乏研究。他非常推薦內地官媒新華社10月24日發出的文章《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從中得以了解領導成員如何產生、如何退下，不光是中組部印發的「能上能下」規定而已，而是有其內部運作的程序。

選人四項要素　注重未來取向且不以票取人

總的來看中共新一屆領導班子人選的考慮因素，楊開煌總結出四個要點。其一是在總體接班安排思路上首重「未來需要」，他認為中共判斷未來將面臨「中美鬥爭」、「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三大挑戰，從而依循這三大目標來找人，而這個特點是西方民主政治做不到的。

其二是體現在中央委員會組成的「方方面面」。楊開煌指出，從新華社10月22日發出的文章《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誕生記》就能看到這點，組成包括科技人才、基層代表、婦女、少數民族、各個單位都要有人，所有的利益群體在其中進行調和。

其三是在中央政治局層級的「五湖四海」，但這項要素在今屆變得最弱。其四是中央常委會層級的要素「領導信任」，則在本屆成為最為重要的加權。

楊開煌回顧了中共過往領導班子的選拔方式，過去曾採行「隔代指定」，背景主因在於文革剛結束，為了要培養年輕人，而且內外環境都沒有今天複雜，還有一個好處是避免當屆總書記任用私人。不過在百年未有變局與三年未停歇的疫情之下，再加上中美嚴峻鬥爭情勢，楊開煌認為「隔代指定」的方式在今天恐怕已不合時宜。

胡錦濤時代看到了時代在改變，改採發票給所有領導階層和在京老幹部填寫人選，多半是複選而非一人一票。楊開煌說，但這個方式最大的問題在於發生了「團伙換票」，連胡錦濤都阻止不了這個情況。

在看到了前面方式的種種問題，楊開煌分析，習近平時代強調「不簡單以票取人」，改為調研和訪談雙管齊下，習一個人就訪談過三四十個人，且上一屆的常委也都參與進人才遴選。當綜合研判的材料最後送到每一個常委的桌上，大家討論差不多了，再到北戴河會議跟老幹部交換意見，進而確定名單，絕不會在大會前兩天還在忙着討論人事，「這不是中國共產黨做事的風格」。

不過，楊開煌也認為，習近平時代改採的新領導班子選拔方式，未來是否能夠走得通，還需要再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