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社會主義在歐洲式微　卻在中國發揚光大？｜專家有話說

近日，由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部主辦的第一屆文化強國高端論壇在北京舉行。
論壇宣布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中心」、「國際傳播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並以「中國道路的文明根源與話語傳播」為主題，展開學術討論。
京內京外、線上線下共有一百多人參加，同時連線在美學者一起討論。會議內容很豐富，討論很熱烈，顯示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問題及其國際話語傳播問題得到了學界廣泛關注。
觀察者網為此特邀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中國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新型舉國體制戰略研究專家謝茂松，就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相關問題做深度解讀。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香港01》獲授權全文轉載。

文章看點：

·如何理解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的關係及其連續性？

·如何理解文明意義上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為什麼沒有選擇西方的城邦政治體制？

·如何比較中西文明和中西道路？

·為何來自歐洲的社會主義在中國不斷發揚光大，卻在歐洲式微？

·讀懂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的關鍵是什麼，如何才能講好中國故事？

以下為訪談實錄：

觀察者網：哈佛大學考古學家張光直提出，中國文明的形成與西方文明的形成，走的是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您對此是如何解讀的？又是如何理解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的關係及其連續性的？

謝茂松：張光直提出，中國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中國道路不是無源之水，不是平地而起，而是對中國文明史的節節接續與全體貫通，要把握四個歷史階段的接續、貫通。

首先，要把握新中國成立後前30年與改革開放40年的連續性。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前30年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獨立、自主地快速建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同時建立了全國統一大市場。

正是前30年建成的工業體係與全國統一大市場這兩大成就，使中國在改革開放時能夠快速成為世界加工廠，進而在對外開放中處理好對國外先進技術與管理的學習和自主創新的張力，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

中國的大市場一方面造就了國內消費大市場，另一方面吸引了外資以及港資、台資的進入，這內外兩方面都造就了中國的全產業鏈。

中國對市場善加利用，同時也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不僅沒有陷入西方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反而在高速發展經濟的同時避免了走西方那樣過度市場化、資本化而導致摧毀社會的社會災難。這正是源自對前30年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堅持與發展。

深刻參與、嵌入全球化的改革開放40年，與前30年具有深刻的連續性，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則意味著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創制。

其次，要把握中國道路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連續性。

革命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社會結構並建構新的政治社會結構，以此來全面組織動員實施具有中國主體性的現代化。這其中有對土地與農民的深刻歷史認識。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深刻意識到明清以來一直沒有解決土地兼併問題的嚴重後果，所以通過發動土改來組織動員最廣大的農民積極、主動地參加革命。與此同時，它還深刻意識到中國要在傳統農業社會的基礎上快速發展工業，從而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工農聯盟因此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再進一層，中國共產黨秉承中國文明固有的「民為邦本」的思想，在現代中國發展出群眾路線以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現代組織動員方式。

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遺產，一方面，使中國不會像政治、軍事不獨立的日本、歐洲那樣，即便在經濟總量達到美國2/3時受到其打壓最終還是不得不屈服；另一方面，使中國在全球化的今天，不會出現當今世界發達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因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分化問題而普遍興起民粹主義的現象。

中國的「革命」從馮友蘭所說的 「抽象繼承法」轉化成「革命精神」，與今天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精神」具有抽象繼承的精神連續性。

再次，要把握中國道路與中國近代史的貫通。

中國道路與中國近代史貫通之中國近代史的時間段，既可拉長自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也可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分界並以之後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為重要時間節點而將近代史再細分為前、後兩段。

但兩階段一以貫之的依然是中國近代史反帝反封建的主軸。中國在近代遭遇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而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只有徹底地反帝反封建才能使中華民族獲得獨立，才能使人民得到解放，才能使中華民族復興。

最後，要把握中國道路與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貫通。這一貫通既潛移默化地體現在文化價值上，也體現政治制度的「精神」、「精意」上，而不是複古式的照搬。從政治層面看，有對士大夫內聖外王、治國平天下精神的繼承；從社會層面看，有對「修身齊家」精神的繼承。

觀察者網：當今的中國道路，是由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並開創的，您如何理解文明意義上的中國共產黨？

謝茂松：中國共產黨領導、組織、動員最大多數的中國民眾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對內外敵人的中國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國，之後又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領導核心，深刻理解中國道路和中國文明，就要在學理上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

西方迄今為止無法真正認識中國共產黨。這受限於西方自身的經驗。我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是文明型政黨，只有從文明的視野才能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而不能從西方的歷史經驗來曲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黨政治。由此，對於黨的領導、黨的全面領導也要在文明意義上加以深刻詮釋。

從文明、制度文明的意義上理解中國共產黨，一方面要有繼承中國政治傳統對於典章制度的自覺意識，要有對黨的全面領導（包括黨管幹部）的典章制度的自覺意識，即黨的領導全面體現於黨和國家的機構職能體系的大國政治自覺意識，「溫故而知新」，今天到了深刻體認、承繼包括《通典》「二十四史」、「職官志」的典章制度、職官制度傳統的時候了。

另一方面要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自覺整理，深刻理解共產黨員的修養、黨紀嚴於國法、共產黨員的心學的深層次的文明意義，尤其是黨的「自我革命精神」等提法所具有的文明史意義；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長時間形成的工作方法、工作慣例即政治慣例等作為政治文化尤其是作為「新政治傳統」的重要性，這關係到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能力的有效養成。

如同經學、史學在中國文明傳統中的核心意義，必須深刻認識黨史以及黨的領袖尤其是最初幾代領袖的經典文本作為集中凝聚黨的集體政治經驗、智慧所具有的政治學意義。需要對《毛澤東文集》《鄧小平文集》等代表中國共產黨集體實踐的經典文本加以細讀，從中獲得政治經驗，養成政治能力與戰略思維。

觀察者網：中國沒有選擇西方的城邦政治體制，為什麼？作為中國文明的研究者，您是如何從中國文明的視角來解讀當今中國的制度選擇的？

謝茂松：這是思考中國政治傳統的一個起點，也是一個基本問題。

中國文明選擇大國政治的原因有二：中國作為農業文明大國，對內，經常面臨水旱災害，需要興脩大型水利工程，而水患治理與水利建設涉及上、下游區域之間的配合，需要大規模的統一籌劃，政府因此成為治理的主導性力量；對外，歷史上持續面臨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草原帝國的軍事威脅，必須建立大規模的常備軍。

大國政治能夠成為一種理念共識，還因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這種高遠的社會理想要求最大限度地協調、照顧到所有民眾、所有群體、所有區域的不同利益。要實現這一社會理想，就不能沒有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主導，這是中國發展出大國政治的最深層動力所在。

較之於中國的「大一統」，西方則以希臘雅典城邦式的小國政治為常態，羅馬帝國式的大國政治非其常態而不能持久，衰而不復重興。近現代以來法國的拿破崙、德國的希特勒先後想效仿羅馬帝國統一歐洲，但幻夢都告破滅。西方近代發展出非大國規模的民族國家，其歷史文明根源還是封建制，而民主制也是從封建制內生演化而來的。

美國雖然是聯邦制，但根底上還是最早的十三個州擴大的封建現代聯合體。以文明史為背景的美國戰略界喜歡以美國的興衰來對標羅馬帝國的興衰，但二者還是有很大不同。更何況，一個大國不能沒有歷史，一個大國如果沒有經歷起落，則很難談得上持久。

中國能一次次衰而復興，往往在短暫的分裂後走向更大的統一。中國的大國政治得以運作、維繫的核心，乃是靠世界史上獨有的士大夫官僚階層。 「士」作為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之首，並不是如西方中世紀一樣可以世襲、固化的政治領導階層，而完全是通過科舉考試產生，尤其是從廣大的「農」中間產生，「耕讀傳家」成為中國人的理想。

由此，中國傳統社會具有世界史上最高的社會流動性，士也具有全體民眾的代表性，這是中國文明的大國政治既「大」又「久」，合之而具有「可大可久之道」的根本所在。

「可大可久之道」在政治層面一方面包括「治法」，即政治制度，中國文明作為世界史唯一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其連續性自然也體現在制度上——中國歷代典章制度的連續性是與沿革損益聯繫在一起的，這在學術上的體現就是唐代杜佑的《通典》以及歷代職官志。

另一方面，它還包括「治人」，即政治文化，這就是士大夫政治所要求的 「內聖外王」、「修己治人」的修身所展現的政治文化、政治德性與政治能力。 「可大可久之道」必需同時結合「治法」與「治人」，完備的政治制度必需同時有政治文化為支撐。需要澄清的是，「治人」絕非現代所批評的人治。

觀察者網：對中西文明和中西道路，您有何比較和解讀？

謝茂松：中西道路、中西體制的比較根本上是更底層的中西文明的比較，但我們完全不選取亨廷頓「文明衝突」的鬥爭、對抗思維。

中西文明比較不是二元論，而是明辨關於個人與社會、秩序與活力等各種文化價值的排序。中西文明基於不同的歷史路徑依賴，價值的優先、多少選擇也不同。中西文明具有「理一分殊」的關係，各行其道，並行不悖，可以互學、互鑑，但誰也別想取代誰。可以預言，未來中國新文明的文化價值之「一」的整全性、普遍性最終將涵攝西方文化價值之「分殊」。

中西文明比較，需要把握幾個根本問題：

其一，中國文明傳統的大國政治與西方文明傳統的小國政治的比較。由此發展到近代，則是對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傳統與今天西方民主制內在關係的把握。歐洲中世紀各個公國之間的戰爭以及內部的徵稅形成了歐洲的各個民族國家，同時也形成歐洲各國之間富有競爭性的傳統。今日中國則是接續了大一統的文明傳統。

其二，中國文明的政教關係處理的是治統與道統即政治與人文教化的關係，西方文明的政教關係則是處理世俗政治與宗教的關係，尤其要把握基督教的一神論這一根本點所造成的對於其他文明的排斥、攻擊的態度。

其三，在把握西方文明中希臘傳統與基督教傳統二者俱有主軸性的張力關係的同時，更加擴展性的理解則是，影響西方近代道路的乃是西方希臘、基督教、羅馬法以及中世紀封建社會這四個西方傳統因素的混合、結合。另外，西方、歐洲並不是一個劃一的西方、歐洲，對歐洲文明內部也要區分新教國家與天主教國家，還要將盛行的英美傳統與較受忽視的歐洲大陸的法國、德國以及北歐、中歐等傳統作區分。

其四，對於引進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深刻理解，要把二者作為西方文明傳統內部的一部分去認識。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產生，是深刻地認識到資本主義完全不受約束的、既在國家內部也在全球無限制的逐利嗜血性對社會、對共同體的摧毀，從而「保護社會」的需要。現代中國選擇了保衛社會、社會整體利益優先的社會主義道路，而沒有選擇資本至上的資本主義道路，與作為中國文明核心的儒家傳統的家國天下共同體意識有著深刻的關聯性。

觀察者網：為何來自歐洲的社會主義在中國不斷發揚光大，卻在歐洲式微？當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來自歐洲的社會主義有何不同？

謝茂松：要理解這件事情，我們可以先從長時段的文明史來看另一個相似的問題：為什麼佛教起源於印度，卻由中國不斷發揚光大，在印度本土反而消亡？

我認為，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具有佛教發展的文明土壤、政治社會土壤。

印度文明傳統中的婆羅門教、種姓制是等級森嚴的，而佛教本身就是要專門批判、破除婆羅門教的不平等。由於印度這方面的傳統力量太過強大，所以佛教雖繁盛一時，但最終還是無法與之對抗，因此逐漸消亡。相比之下，中國文明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存在一種平等的思想，它與佛教所宣揚的平等有一種內在的契合性。

與其他國家近代之前的傳統社會一直保持貴族社會、封建社會相比較，中國傳統社會具有世界史上最高的社會流動性。早在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中國就已經開始出現由西周的世卿制向平民社會的轉向過程，南宋以來就更是如此。

從歷史上看，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長期是城邦小國政治，雖然有羅馬帝國、孔雀王朝等大國一統的時候，但都不是常態。

而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大一統的大國政治，需要面對國家內部巨大的差異性而因地制宜，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這一點與大乘佛教強調根據眾生不同根器而發展出各種方便法門的智慧有一種高度的契合性。中國對佛教加以中國化，發展出大乘佛教並將其弘揚至周邊國家。

因此，我們說佛教在它的起源地印度消亡了，卻在中國發揚光大，其原因就在於中國有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發展所需要的文明土壤與政治社會土壤。

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也是如此。社會主義起源於歐洲，如今卻在中國發揚光大，在歐洲式微，原因就是社會主義如同當年佛教傳入中國時一樣，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內在相通。

現代中國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因為中國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文明強調社會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優先，儒家的那種家國天下的情懷與社會主義高度契合。

換句話說，中國有著社會主義發展所需要的文明土壤、政治社會土壤。

歐洲文明從古希臘開始，就是通過商業、貿易、資本的力量來聚集財富、整合社會。而中國是通過政治力量來整合社會的。西方到近代尤其是資本優先，而中國從一開始就是政治優先。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中國文明的政治傳統相契合，追求社會整體利益優先。在西方的社會主義則需要與自身異常強大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傳統相博弈。實際上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傳統，本身就是在批判和挑戰資本主義的過程中產生。

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實施新政，採用了很多社會主義的政策來克服資本主義的內在經濟危機；英國在撒切爾夫人改革之前，包括英國鐵路等都是國有的；法國至今還擁有不少影響很大的國家企業，如法國電力公司、法國煤礦公司、雷諾汽車公司等。

但是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傳統過於強大，歐洲社會主義在博弈中沒能堅持下來。上世紀90年代蘇東劇變，蘇聯的社會主義旗幟倒下後，歐洲的社會主義走向沒落。

中國能夠把社會主義的旗幟扛下來，也是因為社會主義與中國文明有一種內在的高度契合。

另一方面，中國在面對市場經濟時，一方面能通過改革開放讓經濟高效率地獲得快速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時間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又能解決社會公平、全民富裕的問題。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方面是無法兩方面都兼顧到的。

中國的社會主義，在我看來，既能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性的社會整體利益優先，同時又能具備高度的靈活性。它既能對市場、資本以及最新的數字技術加以充分利用，也能加以有效規訓，避免出現卡爾·波蘭尼所講的過度市場化、資本化導致的摧毀社會的社會災難。

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一種中道的社會主義，既堅持原則又有一種高度的靈活性，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歐洲的社會主義沒法做到這一點，究其原因在於，中國社會主義較之歐洲社會主義有更為深厚的契合社會主義發展、壯大的文明土壤。

觀察者網：您認為讀懂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的關鍵是什麼？如何才能講好中國故事？

謝茂松：要真正讀懂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而不是停留在一些現象和故事上，關鍵在於讀懂中國文明的底層結構，然後再理解底層結構如何影響今天的中國道路。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中國道路是從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中自信地走出來的。

我認為，中國文明的底層結構是從夏、商到西周自然發展而達到成熟的禮樂文明。中國政治傳統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思想是儒、道、法三家，這三家內部所存在的張力，唯有在中國禮樂文明的底層結構下才能對其深刻理解。

春秋禮崩樂壞時，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對於禮的態度是繼承、損益，後起的法家則是破除之而主張全新的法，至於道家則是複古，其主張退回到小國寡民的狀態。在光譜上，儒家是中道，在國家與個人之間達到平衡；法家相對偏左，偏於國家；道家相對偏右，偏於個體自由。

禮樂文明傳統之為傳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潛移默化地如水流一樣全部貫注於一代代中國人的政治、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禮樂文明傳統的抽象精神，即一以貫之之「道」，是《禮記》所說的「親親」與「尊尊」、「仁」與「義」二者之間的張力。 「尊尊」之「義」，代表《禮記》所說的「別異」之「秩序」；「親親」之「仁」，代表《禮記》所說「合同」之「和諧」。

秩序與和諧體現了中國文明的文化價值張力，二者在政治、社會的組織中缺一不可。秩序與和諧間的張力在具體實踐中的體現是，有時秩序強調過多而影響和諧，有時過分強調和諧而失去秩序，二者永遠處於動態平衡之中，需要不斷加以調整。

一旦把握了中國文明的底層結構，把握了底層結構的文化價值及其內部張力，就把握了中國文明之為禮樂文明的最為核心的政、教關係問題，即政治與文化的關係問題；也就能把握中國傳統政治不是專制，而是「禮樂政治」、德性政治。

至於第二個問題，如何才能講好中國故事？我認為，首先要具備一種溫故知新的能力。

一方面，只有「溫故」——置身於悠久、深厚的偉大文明傳統之中，才有能力「知新」——理解當代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也唯有置身於時代而產生深刻的時代問題意識，也才有能力真切地體會、進入我們的文明傳統，訓詁式的餖飣之學即是與此無緣的。

只有做好全面、深刻的理解自我工作之後，才能做好向海外解釋中國理念、概念的工作。對外解釋，需要站在對方文化的立場上，找到雙方的契合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人心、人情是中外共通的。

其次，我們可以通過低、中、高三個層次來講述中國故事，推動海外理解中國人的價值觀，盡可能地消除外界對於中國的誤解、疑慮。

所謂低層次，就是中國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可見「器」就是生活方式，背後的「道」就是文化價值觀，道器一體而不可分。

中國人的文化價值觀不是虛浮難懂的概念。比如中國老百姓都熟悉的「仁義」二字。仁者愛人，但愛有基礎、有先後順序，《論語》說孝悌為仁之本，從愛最近的親人開始，再擴展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擴展為天下一家甚至與萬物為一體。家庭、家族而不是原子式的個人，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

孝不止於生前，不止於親身接觸的親人，還有對於去世親人、祖宗的終身祭祀。魯迅的小說《祝福》就描述了傳統中國人春節時包括祭祖在內的各種祭祀。

所謂中層次，即制度層面，包括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等各方面，體現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於資本主義的克服與超越。

比如新型政黨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是在制度的「精神」、「精意」上，也就是在德性上，對中國文明傳統中儒家士大夫政治的繼承與超越。

所謂高層次，則是這一整套「中庸」、中道制度背後一以貫之的「正道」，即文化價值觀。

這一套文化價值觀作用於每個中國人的心中。它是中國傳統禮樂文明的抽象精神，是《禮記》中所說的「親親」與「尊尊」、「仁」與「義」，以及它們所代表的和諧與秩序。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香港01》獲授權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