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罪人評價兩極　戈爾巴喬夫為何感慨「俄羅斯沒有鄧小平」？

8月30日，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去世，終年91歲。

這是一位備受爭議、評價兩極分化的政治人物。有人斥責他是歷史罪人，對於蘇聯後期的大混亂和蘇聯解體負有主要責任，是他埋下了蘇聯乃至日後俄羅斯國運沉淪的禍根。但也有人認為他是英雄，是他埋葬了積弊已深、人心盡失的蘇聯體制。

這兩種說法背後，反映的是不同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爭論，往往容易陷入口水戰，解決不了問題。拋開意識形態不談，蘇聯解體的根源其實不在於戈爾巴喬夫，而是自史太林時期以來長期累積的經濟民生問題、意識形態危機、政治繼承問題、腐敗問題的總爆發。在戈爾巴喬夫上任之前，蘇聯已經病入膏肓，戈爾巴喬夫更多是扮演着加速蘇聯解體的角色，哪怕戈爾巴喬夫堅持認為自己是信奉社會主義的，並不希望看到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的問題在於他缺乏力挽狂瀾的能力和智慧。在蘇聯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能力不濟的他被推上了他無法勝任的高位。

關於戈爾巴喬夫、關於蘇聯解體，各種研究和分析早已鋪天蓋地。今天筆者想推薦一本十分紮實、比較客觀的專著《蘇聯的最後一年》，作者麥德維傑夫是曾任蘇共中央委員、蘇聯人民代表的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這是一位知行合一的社會主義者、理想主義者，他曾因堅持正義，揭露和批判史太林時期官僚化的假社會主義而被監視、流放和封殺許多年，直到1989年才被恢復蘇共黨籍，繼而擔任蘇共中央委員、蘇聯人民代表。

在1991年蘇聯解體前夕，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暫停蘇共活動」，蘇共被牆倒眾人推時，只有他一個人站起來反對，批判「禁共令」違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結社自由的憲法原則。他既是反抗史太林主義和蘇聯體制積弊的持不同政見者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又是在蘇聯解體之際捍衛自由原則的勇士（秦暉教授稱他是捍衛蘇共的唯一「男兒」），獲得「紅色羅伊」之稱。他有理想有道義，知行合一，既是歷史學家、政治作家，又深度介入蘇聯政治。

據他在《蘇聯的最後一年》的記載，過於缺乏政治經驗、未曾經歷波折或重大考驗、在黨內和民間都缺乏聲望的戈爾巴喬夫，「善於趨附迎合，能恰逢其時地博得所有上級的歡心」，缺乏深度，非常膚淺，不諳治國之道，「沒有做好準備，以戰勝我們的社會及國家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問題及沉痾」。他在書中分析，「我們所目睹的，是並非經過深思熟慮的改革，而是試圖推行類似改革的雜亂無章的努力，這體現在各個方面，戈爾巴喬夫很少能夠講清楚，自己所做出的各類決策的動機及原因究竟是什麼」。正因這樣，戈爾巴喬夫上任後的改革舉措昏招迭出，謬誤不斷，一塌糊塗，造成巨大的混亂和民怨沸騰，最終將病入膏肓的蘇聯推向覆滅。

一些人將戈爾巴喬夫稱為歷史罪人，是未能考慮到戈爾巴喬夫上任之前蘇聯已經病入膏肓，忽略了蘇聯長期積累的深層次危機，是蘇聯體制下的人民生活窮苦。另一些人將戈爾巴喬夫稱為英雄，是遮蔽了戈爾巴喬夫德不配位、治國無能的面向，忽略了戈爾巴喬夫任內造成的大混亂和民怨沸騰。在戈爾巴喬夫上任之前，蘇聯綜合國力遠超中國，經濟總量是中國的十倍左右，但經過戈爾巴喬夫一系列錯誤、混亂的改革，蘇聯陷入持續衰退之中，到了蘇聯解體時，繼承蘇聯衣缽的俄羅斯經濟總量已快被中國趕超，如今，俄羅斯經濟總量更是隻有中國的十分之一。

某種程度上說，戈爾巴喬夫之於蘇聯，有點類似於慈禧和載灃（光緒之弟和溥儀生父，清朝最後三年的實際統治者），他們加速了清朝的崩潰。清朝是該覆滅，但加速清朝覆滅的慈禧和載灃，能被稱呼為英雄嗎？顯然不能。同樣道理，蘇聯的確已經病入膏肓，戈爾巴喬夫加速蘇聯解體只能說明戈爾巴喬夫能力不濟，埋下了蘇聯和俄羅斯國運衰退的禍根。當然，相較而言，戈爾巴喬夫是一位有底線、有民主開放意識和包容心的政治人物，但這並不能掩蓋他的缺點和問題。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蘇聯解體不能都責怪戈爾巴喬夫，他也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位能力和智慧與當時蘇聯面臨的存亡危機不匹配的失敗而有底線的政治人物。

蘇聯解體後，戈爾巴喬夫曾進行過自我反思。據中國前外交部長李肇星在回憶錄《說不盡的外交》中所描述的，有一次他碰巧和戈爾巴喬夫同坐一趟飛機，問了對方，為什麼那麼大的蘇聯，那麼強的社會主義大國，在短短的幾年內就解體了？戈爾巴喬夫猶豫了片刻後，面色凝重地回答：「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告訴你的是，在各國領導人當中，我最敬佩的是鄧小平先生。而我們那裏沒有鄧小平。」

他的反思是有道理，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同樣面臨空前嚴峻的危機，戈爾巴喬夫事與願違地將蘇聯推向覆滅，民怨沸騰，人民生活水平嚴重下降，而鄧小平將中國帶上了改革開放的崛起之路，國家政治經濟社會面貌發生翻天覆地變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超過八億人擺脱貧困，中國人的視野和觀念發生根本變化。用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的說法：「鄧小平是一個偉人，他引領貧困的中國發展成今天的模樣，成為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指日可待。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有可能重走蘇聯的老路。」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的巨大差距和鮮明對比，既解釋了蘇聯解體和中國崛起，又從人的層面折射出傑出政治家之於一個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