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深圳通關手記：不要低估老人的「數字鴻溝」

8月27日，筆者從香港經由深圳灣通關，結合當前疫情的總體情況，談幾點想法：

首先，港人熱切期盼與內地通關的需求遠遠大於實際供給。目前從離開香港到內地，可以選擇搭乘飛機，也可以從口岸先到深圳，但飛機班次緊張，一般都要提前兩個多月，且價格比平常貴很多，所以很多人選擇從口岸先到深圳。但因為每天從深圳過境的需求量龐大，故目前採取的是搖號制，每天有2,000個名額，相較於以前的搶名額，搖號看上去要相對公平。筆者24日當天上午提交搖號申請，當天晚上就搖中，據周圍朋友講述，平均搖號周期為一個星期至兩個星期。雖然深圳不斷在從增加通關名額、改變規則嚴防黃牛、提供特殊群體人文關懷等方面努力，但目前仍是供不應求，港人與內地通關的呼籲一直高燒不退，很多港漂困於隔離帶來的時間和經濟成本，自疫情爆發以來一直未能返回內地。

其次，通關過程中除了提供香港核酸報告，還要做兩次核酸。通關前，除了在香港做一次提供彩色報告的核酸之外，還需要提前預約在深圳口岸的核酸時間，並截圖保存，否則到了口岸的第一關會耽誤時間。在檢查過香港的核酸報告和健康驛站預約確認單和綠碼之後，便到了第一次核酸的步驟。且要想出境，必須等核酸結果出來，平均時長一個小時。以上，都在預料之中，只是沒想到，在入境深圳的過程中，還需要再做一次核酸。筆者詢問做核酸的工作人員，為何在做了前一次核酸之後還要再做一次，給出的回答是「不知道」。從香港到深圳的人，大多拖着大小行李箱，流程上的精簡不僅可以給這些通關的人們提供便利，也能最大限度節省公共資源和支出，在有了香港核酸報告的前提下，不知道再做兩次核酸檢測的意義何在。

第三，老年群體的「數字鴻溝」在仰賴科技支持的常態化疫情下更加突出。在通關過程中，筆者前後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其中一位是香港人，基本不會講普通話，在完成香港方面的核驗之後，進入到深圳這一邊，因健康申報碼、入境旅客軌跡卡都需要填寫相關訊息，他有好幾次退出排隊人群，去求助相關工作人員。到了最後一關，因排隊人數多，且進入到了狹窄的過道，行李箱不便拖出，故向筆者求助，在幫他完成了相關的訊息填報後，他反覆用粵語說着「謝謝」。另一位老人是深圳人，因進入到深圳這一邊，手機網絡不能用，漫遊又沒有開通，故在掃碼填報訊息時出現問題，不知如何是好，最後筆者開通了手機熱點解決了問題。不過後來才看到，在掃碼的指示牌上，其實深圳方面提供了免費WIFI，只是老人根本沒有看到。這次切身經歷，再結合之前發生的諸如上海九旬老人買面被拒等事件，在科技極速發展的今天，以及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老人群體的「數字鴻溝」問題已經迫在眉睫，這樣的鴻溝不是一份《關於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實施方案》的紅頭文件就可以解決的，而是需要全社會在意識和行動層面加強對老人群體的關照，別讓他們成為新時代科技變革之下的「棄民」。

最後，基層防疫人員工作很不容易也很機械，須警惕防疫對人的異化。通關過程中，每個關卡的防疫人員大多疲態盡顯，工具式的做着防疫流水線上自己那一環節的工作。在疫情進入第三年的今天，不得不說，基層防疫人員的身體和精神都到了一個臨界點，隨着病毒的不斷變異，動態清零也越來越困難。但在一聲令下之後，基層防疫人員又不得不進行嚴絲合縫的防疫，期間發生民眾與「大白」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在所難免。自馬克思提出異化理論至今，人們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被潛移默化的異化而不自知，但疫情對人的異化卻是具體可感的，身處這一鏈條的人們，每天工具式的防疫、工具式的執法，人們好像根本忘記了，人，具體的人，才是目的，也全然忘記了，社會持續發展靠的不是一時激情，而是理性與常識。要知道，疫情對我們的影響，遠不只是政治、經濟意義上的，更是社會心理意義上的。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經歷上海封控之後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我覺得這次靜默帶來的轉折性意義，現在還遠遠看不出來。一般人只談到經濟衝擊，經濟衝擊是其中一部分，但更大的是另外一些衝擊。人是靠某種期望、對某些前景的信心活着的，群體中彼此之間有一種信任感，這種信任存在於公民與政府、個人與個人之間。現在這些紐帶受到了強烈的衝擊，甚至引發了某種危機感。這種衝擊帶來的影響，我覺得到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在文化心理意義上，都是一個大事件。隨着時間的推移，這點將會看得更明顯。」穩預期、穩信心，這裏的預期與信心，不只是經濟層面的，更是公民與政府、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任感，是文化心理意義上的。從這個層面來看，後疫情時代我們面臨的挑戰，絲毫不會遜色於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