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孩子都走了」惹議 美國校園槍擊慘案給台灣疫情的反思
台灣藝人郭彥均日前在臉書(Facebook)曬出與醫護朋友的對話紀錄,內容感嘆疫情爆發之下「小孩越來越慘」、「看到這(麼)多孩子就這樣走」,意外燒出一場爭議。一時間湧入大量留言抨擊其「製造恐慌」,也有聲音認為台灣染疫兒童死亡數「不能算很多」。效應不斷擴大延燒,郭彥均刪文並道歉後,台行政院長蘇貞昌甚至在5月28日嚴詞回應「將對不實謠言究責查辦」。
此事件亦引起另一派輿情不滿,認為「很多孩子走了」本身確實是事實、不應該將孩童生命量化,從而紛紛發起聲援,還有台灣在野黨政治人物到刑事警察局「自首」。事實上,近來關於台灣疫情的討論,社會上確實感受到不小的壓力,除了官方動輒搬出「假訊息」和「認知作戰」的帽子之外,從Netflix嘲諷快檢測試盒(台稱「快篩」)不足,到超跑選手林義傑和藝人徐小可、郭彥均、高山峰等人批判或反省台灣防疫政策卻遭到「出征」,無不給人台灣「言論自由」和「批評政府」界線正在大幅內縮之感。(延伸閱讀:Netflix為「買不到快檢」meme道歉 台灣正走向「民主惡托邦」?)
然而,當抽離台灣政黨政治的對立紛擾之後,郭彥均事件產生的爭議,還可以進一步拔高到民主政治體制對於人民,尤其是兒童生命保障的省思。就這一點而言,此前發生在美國德州造成19名小學生喪命的槍擊案,便是值得作為參照的案例。
美國:無法管制槍枝氾濫的沉痾
槍枝暴力頻傳的美國社會,5月24日發生震撼人心的慘案。一名18歲的高中輟學槍手,帶着步槍進入一所上課中的小學掃射多間教室。面對這場美國10年來最嚴重的校園大規模槍擊案,德州州長在記者會上表示「他開槍屠殺,一切令人恐懼且難以理解」;拜登(Joe Biden)為這起槍擊案哀悼時也省思:「可愛、天真的二三四年級學生,我真的厭倦了這樣的事,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別告訴我說,我們無法對這樣的大屠殺做些什麼。」
在美國政治人物哀傷的背後,這場槍擊案其實帶來了兩個值得追問的問題。第一個,即警方接獲通報抵達現場之後,到實際展開行動之間,何以耗費超過一個小時的時間?這「致命的90分鐘」,有多少年輕美好的生命因為「人民保母」的種種延誤而消逝?德州當局事後雖承認了決策失誤,但家長要求追究責任之聲四起,「無論如何,必須有人出來為此負責。當有人做錯事,他們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依法追究責任,無論是誰負責,他們要如何努力改正?必須有人承擔責任,有人犯錯了。」
第二個,則是深入觸碰到長年糾纏美國社會的沉痾,也就是槍枝氾濫的結構性問題。在這場令人哀痛無比的校園槍擊案前十天,同樣也是18歲的槍手在紐約州一間超市槍殺了十名非裔人士。在此之前,南加州爾灣台灣長老教會發生的槍擊命案,也震驚了華人社會。
美國司法部不久前公布了一份驚人的報告,指從2000年來的20年間,美國槍枝製造商為商業市場生產超過1.39億把槍,光是在2020年,就生產了1,130萬把;而且同一期間另外進口了7,100萬把槍枝,僅出口了750萬把,突顯美國個人武器氾濫,導致槍枝暴力、謀殺和自殺事件激增。將眼光往前推回到2018年3月24日,當時美國爆發了越戰之後規模最大的示威遊行,全美數百萬人上街「為我們的生命遊行」,訴求嚴格管制槍枝、立法進行更細緻的管理等等。可是從司法部最新的報告來看,這兩年多以來的時間,槍枝問題非但未得到合理的管理和管制,情況反而不斷在惡化。
儘管德州校園槍擊案致使美國槍枝管制呼聲再起,但正反兩派的對立聲浪依舊不絕於耳。拜登矢言要克服槍枝遊說團體的壓力,設法收緊擁槍權;康涅狄格州參議員墨菲(Chris Murphy)回憶其選區2012年也曾發生小學槍擊事件,從而慷慨激昂地質疑他的議員同僚們:「為何花大力氣競選參議員,如果看見槍殺案增加、孩子倉皇逃命,但什麼都不做。」
相較於此,川普(Donald Trump)還是出席了美國步槍協會(NRA)年會,而特斯拉CEO馬斯克(Elon Musk)也表示支持人們有攜帶武器的權利。
在槍口下,美國「很多孩子都走了」,社會上對槍枝的看法兩極拉扯,但這不是政府治理力量可以推卸責任而不作為的理由。再加上警方在現場的延誤,一場又一場的槍擊案,將美麗的民主外衣之下,人民生命之於意識形態的位階順序揭露了出來。
台灣:對付假消息重於保障生命
回頭來看台灣疫情下所喪生的兒童們。指揮官陳時中曾經說過一句名言「要怪就怪病毒」,當然這是一場由自然界病毒所引發的災難,但政治上的失能與失職對人民生命造成的生命,恐怕很難將責任完全都推到病毒身上。畢竟在台灣宣佈「新台灣模式」走向共存之前,世界上已經有多少國家或地區為台灣示範了可資借鑑的經驗,沒有理由「抄作業」還抄得錯漏百出。
截至5月30日的統計,台灣已累積25例兒童重症,其中14人併發腦炎;染疫死亡的10個兒童中,高達5例有腦炎。與鄰近的日本和韓國相比,台灣兒童染疫死亡率確實是偏高的,因此可以看到台灣家長為此高度擔憂,這幾天奔波南北只為讓家裏小朋友接種疫苗。而藝人郭彥均在臉書上的感嘆,也是說出了許多家長的心聲。
當台灣染疫兒童併發腦炎致死案例增加時,陳時中5月24日曾坦言這個問題一開始雖有注意到,「但沒想到Case這麼多」。不過,問題如同醫師蘇一峰所言,早在4月份就曾援引香港研究提醒,這波Omicron導致更多幼童住院,重症關鍵最常見的是熱痙攣,發生率為 11.6%,令他不禁嘆息「早說真的有用嗎?」
除此之外,台灣這波疫情第一個染疫重症離世的兩歲男童,其父親5月30日出面痛訴,當時兒子出現高燒、抽搐等狀況,卻在各單位電話打不通、互踢皮球之下,「等待81分鐘才等到車」,錯失黃金救治時間。這名父親一番沉痛表白之後,台灣網路風向竟又演變為政治鬥爭,指責新北市長侯友宜應負起全責。
但真正關鍵的問題卻被政治口水掩蓋了下去。該名兩歲男童的悲劇發生在4月14日,如果政府足夠重視和警惕,並且引以為鑑,他身上的高燒、抽搐等徵狀,完全可以作為案例宣導,提醒台灣所有家長,對自家小孩不幸染疫之後的病況格外留意,便很有可能減少一個又一個家庭充滿自責和撕心裂肺的傷痛。
平心而論,民進黨政府宣揚所謂「新台灣模式」的主要方向係「重症清零、輕症控管」,並不是「生命清零」,那麼其準備和應對的心力,應該是要放在避免「很多孩子都走了」。可是於今看在眾人眼裏的,卻是官方把治理的精神和力量,重點放在了對付「假消息」、「不實謠言」和「認知作戰」上面。況且這些被官方和側翼視為罪惡淵藪的消息,其實更多是對政府政策的批評和不滿,體現了人民在病毒與政治雙重制約之下,對於生命脆弱的不安、無力與無奈。
從美國校園槍擊案到台灣染疫兒童病逝,「很多孩子都走了」,儘管在現象上屬於不同的事件,但追根究柢到其本質卻是一致的。悲劇可以預防和阻止,這並非能或不能的問題,在根本上是為與不為的問題。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尊嚴,應是真正的「普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