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為「買不到快檢」meme道歉　台灣正走向「民主惡托邦」？

知名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為了宣傳熱播韓劇《還有明天》，截取該劇畫面，搭配此前台灣排隊搶購快檢（台稱「快篩」）測試盒的話題，在臉書（Facebook）粉絲專頁貼出諷刺meme，卻引來大量網友不滿出征，指其「造謠」。經過連日發酵，該專頁先是刪除貼文，Netflix則於5月23日上午做出說明，表示「未周全顧慮防疫資訊的嚴謹性及嚴肅性」，承諾會「深自檢討」。

引發爭議的meme內容，係以《還有明天》劇中人物分別被註明「快篩試劑」、「早上7點開始排隊的人」與「永遠買不到快篩的我」，小編還下了「風吹日篩（曬）還是買不到」的註解，諷刺意味十足。不過台灣網友和親綠側翼粉專對此發起駁斥，留言包括「小編你哪裏買不到快篩，需要贊助你嗎」、「我來朝聖的…到底誰在多重宇宙」、「嫌自己訂户太多是不是？」要求其公開道歉。曾獲得台灣金鐘獎的導演楊雅喆，更是臉書發文怒批Netflix「公然造謠」，表示「我退訂了。Bye。」此文一出令許多網友表示跟進退訂。

此事件在疫情大爆發下的台灣延燒將近三天時間，體現了台灣輿論對於政府防疫政策看法的兩極。其中也有網友表示不認同「出征」和「退訂」的做法，認為Netflix小編「沒有說錯」、「明明講的是過去『真實發生的事情』，還會被小粉綠撻伐，只能說玻璃心」，以及「公道自在人心」等等。

排隊搶購快檢試盒的「羅生門」

台灣究竟買不買得到快檢盒，似乎在此事件下成了一樁「羅生門」。然而，《香港01》記者在5月6日即做過實地報道，北部民眾為了公費實名制快檢大排長龍，由於數量稀缺，不少港人還郵遞「跨海救急」。

不過台灣連鎖超商體系於5月9日上架販售自費快檢，一劑價格為新台幣180元，比公費快檢高出80元，且一人限購一劑（公費則是一組五劑），排隊購買人潮遠不如藥局公費快檢來得多。當時即有律師發文質疑，超商通路快檢明明還有很多，不懂大家為何仍要擠藥局買，證明大家只是「想買便宜的快檢」，而不是「需要快檢」。

該律師的文章當時即已令台灣網路輿論陷入分裂，一派人認為快檢數量很充足；另一派人則認為政府政策失當，並非人人都能負擔得起價格較高的自費快檢，而便宜的公費快檢卻又苦買不到。台北松山慈惠堂曾在5月14日至15日連兩天發送免費快檢，排隊人龍迅速秒殺，卻被一些親綠粉專譏諷為「快檢乞丐」，引起不小的爭議。

此外，台媒聯合新聞網小編為了搭上Netflix的meme事件流量，也在臉書開酸「我家這邊快篩很多，可以幫你買」，卻引來自家記者不滿，在底下留言「好啊請小編幫我去排實名制快篩，感謝，大家一起來請小編排隊吧。」

以上案例都能說明台灣社會對於一項政策或事件的感受温定明顯不同，認知對立宛如處於平行宇宙。例如年初台灣發生「雞蛋荒」時亦然，一半民眾認為明明買得到，另一半民眾卻直言無論如何就是買不到，從而認定彼此是在「造謠」。

據《香港01》記者再次向新北市藥師探詢，他表示現在排隊公費快檢的人潮確實遠不如前，研判是第一輪實名制需要的民眾都已購買過了，等到第二輪開賣時，恐怕又會大排長龍。

憤怒出征求道歉　莫忘周子瑜事件

Netflix的meme事件進一步勾起了對於台灣民主政治實踐的討論，其一是如何認定「假訊息」或「造謠」，難道唯有政府澄清的說法才是「事實」，而不符合官方論調的都是「假消息」或「認知作戰」？其二則是對立撕裂的輿論何以至此，是民主深化的結果抑或是對民主的傷害？而兩者之間又具有關連性。

事實上，可以看到民進黨政府回應民意質疑時，往往直接以「假訊息」或「認知作戰」作為「定論」。例如去（2021）年5月13日全台大停電，台行政院第一時間並非承認電力不足，而是要民眾勿相信和傳遞坊間未經證實的「假消息」；又如民進黨立委高嘉瑜稱德國有一劑新台幣30元的快檢，也被防疫指揮中心認定為「假訊息」；還有日前美國國會議員在台總統府要求台灣購買波音787客機，但相關說法在現場通譯和新聞稿被「消聲」（官方說法是「潤飾」），經媒體揭露之後，台國安局長陳明通卻說他懷疑這是一場「認知作戰」。

在官方「引領示範」之下，在台灣網路輿論場也形成了「上行下效」的效應。台灣網友率眾「出征」的場面時有所聞，包括2020年新加坡總理夫人何晶對台灣捐贈口罩新聞留言「Errr…」、籃球明星林書豪發表身為亞裔在美國受到的歧視、世衛（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點名台灣對他「人身攻擊」等等。對內案例更是不勝枚舉，最近的例子即台灣藝人徐小可以「練肖話」（閩南語，胡說八道之意）批評官方停課政策紊亂也遭出征，最後刪文並開直播流淚道歉。

台灣對一事件應仍記憶猶新，2016年總統大選前夕，台灣赴韓發展的藝人周子瑜因在節目上揮舞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遭到大陸網友抵制，後來錄製影片公開道歉，引起台灣民眾群情激憤，甚至被認為是左右大選結果的關鍵之一。但在此之後，台灣輿論場對意見和立場不同者的聲討卻越演越烈，複製了自己最厭惡的行為。

輿論對立　走向「民主惡托邦」？

台灣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廖元豪曾分享美國1964年轟動一時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判決，涉及了「有錯誤事實的政治言論是否受保障」的議題。當時美國最高法院最有名的論述，就是一方面說公共事務必然包含對政府和公務員尖鋭、極嚴厲、極不舒服的批評；但同時也說，錯誤是難免的。言論自由要有喘息的空間，就必須「容錯」。

從Netflix的meme事件刪文道歉結果來看，台灣的言論自由何以快速失去「容錯」的空間，走向「非此即彼」的兩極對立氛圍？其中一個答案可能需要在訊息化時代特徵去尋找。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在2017年出版的《標籤：社交媒體時代的眾聲喧譁》（#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一書中提醒，「在一個運作良好的民主國家，人們不會生活在迴音室或訊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中」，並說：

如果一個民主社會中的成員不能欣賞自己同胞的觀點，如果他們信奉「虛假新聞」，或者在某些「鬥爭」中視對方為敵人或對手，那麼這樣的民主實踐就不會盡如人意。

桑斯坦提出了「民主惡托邦」（democratic dystopia）的概念，強調此種「惡托邦」的新形式，表現為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迴音室，即個性化的力量或封閉的共同體。它削弱個人自由，且危及自治本身。

顯然這個「惡托邦」不只在桑斯坦所處的美國社會發生，台灣可能也走在相當前面。就西方國家的經驗而言，新冠病毒令許多隱藏在民主體制的深層問題被暴露了出來，台灣也正在面臨如此考驗，會否走向「民主惡托邦」，或許是執政黨不斷宣揚「台灣會再成為世界防疫典範」時需要警惕的一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