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中的「台獨起源」：笨蛋！問題在經濟｜專家有話說
二二八事件，泛指1947年2月28日至5月16日間，發生在台灣的一系列騷亂與肅清。事件爆發時，台灣正值歷史交替的複雜情境：長達50年的日本殖民已於1945年結束，但國共內戰接踵而至，時代的巨輪交替輾壓，遂令中日衝突、凋敝民生、左右之爭、政治權鬥、混亂治安在此撕扯傾軋。民進黨崛起後，二二八事件被大書特書，成了「中國霸權在台灣」的血腥「罪證」；而無助鬥爭國民黨的事件線索，則被隱去不提。對此議題，《多維新聞》採訪到二二八事件研究者張若彤，探詢民進黨政府諱莫如深的衝突原貌。此為系列專訪第一篇（共二篇）。
多維：如今台灣提起二二八事件，大抵不離「殺人魔王蔣中正」等論述。在此輿論趨勢下，國民黨揹負了難以卸除的十字架，民進黨則持續推動「轉型正義」的政治工程。在您看來，環繞二二八事件的論述何以會有今日樣貌？
張若彤：其實二二八論述經歷了多次演化。1947年事件結束後，當時國民政府總結出衝突爆發的四大原因：日本奴化遺毒、共黨煽惑、浪人暴動、言論過度放任。可以看到，這時主流論述界定的受害者，是「中華民國」。
1965年，美國外交官葛超智（George H. Kerr）出版《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內容聚焦1945年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台灣政治，並重點描述國民政府的貪污腐敗，以及國民黨軍隊在台屠殺場景，受到海外留學生的廣泛閲讀，「台灣人受害」論述亦由此鞏固。與此同時，日本台獨團體亦提出「受害者是英雄」的事件論述，成為有別於國民黨的二二八異見。
1970年代起，受到前述海外論述影響，二二八事件開始被描繪為「台獨起源」，中共則稱此事為「台灣人起義」。國民黨為與兩大論述競爭言論市場，於是有「國安局」秘密資助相關研究，發行針對二二八的研究著述。然就後續發展來看，國民黨試圖以族群互助論取代族群衝突論的努力未竟其功。
1980年代後，以美國為據點的台獨團體普遍風行「二二八大屠殺」論述。1990年代起，針對二二八事件的敍事更是遍地開花，有抨擊「前現代」國民政府欲管理「準現代化」台灣的「文化衝突」論述，也有認為國民黨內部奪權導致事態擴大的「派系鬥爭」解釋，更出現所謂「借刀殺人」之說，即「半山」（用以稱呼日本殖民時期前往中國、並在戰後返台的台灣人）為掃除競爭者，利用陳儀（1945年至1947年的台灣省行政長官）之手，殺死台灣精英。
1992年李登輝時期，台行政院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提出了「蔣中正失察」的新說法，報告中同意「蔣氏對叛亂活動，自有派兵鎮壓之職權」，但認為「蔣氏因軍務倥傯，無暇查證，又過度信任陳儀，接受其請兵之要求，不能不說有失察之疵」；陳水扁執政時，蔣中正已逐漸被塑造為「二二八元兇」，比起李登輝的版本「更加突破」；2006年，時任國民黨黨主席的馬英九提出，「二二八事件為官逼民反」，此一說法在某種程度上，算是「追認」了1960年代以降的二二八異見，並放棄國民黨1947年的「衝突定調」。
今日台灣社會談起二二八事件，總會自然認為，這是台灣人「對祖國失望」的起點，甚至追認其為「台獨起源」。這種「既定印象」，其實是經歷了前述鬥爭與政治互動，從海外台獨崛起，一路攻伐到台灣政黨輪替，才會有今日樣貌。
多維：是的，細究時下二二八事件論述，在「殺人魔王蔣中正」的圖像下，其實交織着兩大敍事前提，一是「外省與本省衝突」，二是馬英九所謂「官逼民反」。不知在您看來，二二八事件的性質如何定義？
張若彤：在我看來，不論「外省與本省衝突」，或是馬英九所追認的「官逼民反」，都無法解釋二二八事件。
從狹義的經濟角度來看，二二八事件是台灣資產家，以及圍繞資產家謀生的底層民眾，對出台左翼經濟政策的陳儀政權，發動了強烈反撲，許多本省的工農群眾其實並未參與；從廣義的政治權鬥視角觀之，二二八事件既有「反陳儀陣營」與「陳儀政權」的對峙，更涉及「反陳儀陣營」內部的殘酷鬥爭。
細究「反陳儀陣營」的組成，其實並非全是台灣本省人，裏面包括了潛伏在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共產黨人、與美國暗通款曲的前日本時代御用仕紳、立場過激的學生、國民黨內部的反陳儀派系、台灣民間的親日勇武派、地方實業家、走私集團等，更有表面上是台籍日本兵、實際是由共產黨暗中領導的團伙。而這兩者之所以會產生聯結，是因當年日本投降後，海南島的特殊政治情境，讓當地台籍日本兵多與左翼、共產黨人往來，而其返台時又多自台中登陸，導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中成為「二七部隊」（由謝雪紅等人領導的反國民政府民兵）大本營。
如果是「官逼民反」、「本省與外省衝突」兩說法，其實難以解釋為何台灣的工農群眾並未參與動亂，甚至在事件後期，台灣工人還站到了陳儀這邊，反對民間「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擬定的處理大綱。
至於二二八事件是否為「台獨起源」？其實台獨主張早在二二八爆發前便已存在，彼時談判衝突解決時，便有一派主張台灣應被「託管獨立」；而有另一派主張，「台灣不脫離中央」，但希望有更多自主空間，則通常被稱為「自治派」。有資料顯示，擔任台灣大學教授、後於二二八事件受害的林茂生便是自治派的推動者，但他在官方文件中卻被當作獨立派，這也導致了真正的獨立派逃過清洗，這中間的經過，就是我在《究竟二二八》、《原來二二八》中試圖帶出的主軸之一。
多維：如您所述，二二八是相當複雜的歷史事件，牽涉了多方勢力鬥爭，不同的政治立場與主張相互博弈，甚至發動者與事後受害對象，不見得是同一批人。若先聚焦事件的爆發，您認為促成衝突的最主要原因為何？
張若彤：有一句話，叫「笨蛋！問題在經濟」，就非常適合用來描述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在我看來，日本的掏空、美國貨的傾銷，是導致陳儀出台左派經濟政策的關鍵，其也為此與台灣的資產家集團發生衝突，導致了事件爆發。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光復，但台灣人民的苦難並未結束。即將離台的日本人，開始以各種方式掏空台灣，例如戰後清點時，台糖公司直接少了10萬噸的糖，事後成為食糖禁運下仍能走私出口的大宗。當時台灣社會充斥這類現象，被稱作「日產掠奪」。
另外還有一種手段，叫做「日產逃避」，方式主要有以物易物、正式的匯兌，以及黃金交易。以資產交易為例，當時有日本人欲頂讓店鋪，便要求接手的台灣人「只能以黃金交易」，另有以黃金賄賂美軍的重大弊案，而當時台灣銀行券的黃金準備早就全部被抽走，故後來陳儀為保台灣幣值穩定、禁止黃金交易、關閉非民生必需品交易的匯兌管道、嚴打走私，才會引發軒然大波。此外日本政府離台前，還預先支付了軍公教職員多達半年的薪水，並解禁戰時物資管制，例如前面提到的糖，但其目的同樣是為掏空台灣，因為這些物資才剛上市，便被有心人士大規模收購，導致物資集中在少部分人之手，同樣的問題也在日本本土發生。
台灣銀行於1946年5月底正式發行台幣，宣布讓民眾以1:1的方式兌換日本時代的「台灣銀行券」（簡稱台銀券），此舉才真正穩定了台灣的物價，此前陳儀曾經推動類似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所做的「預金封鎖」，將日本於撤離前濫發的「武尊千圓券」鎖死在銀行一年，持有者每月僅能從銀行提領一定金額，但並未能抵銷市場對台銀券的不確定心理，這種不確定心理是戰後初期台灣物價飛漲的根本原因。
然而此後物價再度上漲，關鍵便是發生了巨額的逆差，導致台幣與法幣（1935年起發行的國家法定貨幣）匯兑中斷。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大陸地區，強勢的美貨傾銷到中國，而美貨之所以如此強勢，則與二戰後的「國際情勢」有關。當年人們普遍認為，二戰之所以爆發，是因一戰後國際流行「關稅壁壘」政策所致，故二戰結束後，各國皆未實施嚴厲的關稅保護措施，台灣地區亦然，台幣收支不平衡，導致法幣存底嚴重不足。
當年中國雖為勝利國，卻因戰爭破壞而百廢待舉，台灣更是蒙受了多次空襲，基礎設施多被摧毀，復舊與復興都需要大量的輸入物資與原料；台灣持續入超，法幣需求強勁，貿易商只能尋求黑市匯兌，法幣黑市匯價急升，導致萬物齊漲，這就是1947年初，台灣遭遇的殘酷困境。
而面對這種情況，陳儀本來期望台糖成為穩定經濟的主心骨，希望藉着食糖出口賺進外匯、守住法幣幣值，因為在日本殖民時代，台灣糖業便是為節省日本外匯而存在的產業，即便其生產成本較高。但戰後台灣歸屬變動，這一問題便暴露出來，以上海市場為例，台灣糖根本不敵爪哇糖，過高的價格缺乏國際競爭力，導致出口成績差強人意，陳儀希望落空。最後在行政院長宋子文協助調度下，台灣糖業重回日殖經濟路線，也就是放棄自由貿易，改走行政優勢，直接配送給終端消費者；國民黨失去大陸市場後，台糖的保證市場鋭減，「中華民國」政府只好再與日本接觸，進行台日多年的「物物交換」，以糖換取機械設備與肥料，直至台灣開始工業化。
回到陳儀的困境。由於台糖無法在短期內賺進大筆外匯，台幣與法幣的地下匯率又逐漸拉開，台幣已經守不駐台幣兑法幣的匯率，陳儀只好出台了近似「計劃經濟」的嚴格政策，包括：法幣頭寸借款、貿易局壟斷貿易、匯款集中台銀、省外小噸數船舶禁止進口、收購民間法幣、黃金外幣禁止賣賣、嚴打走私等，為的便是穩定法幣存底。
此外為促進台貨生產，陳儀也勒令：「肥料借款、機器原料民生必需品優先準匯」，換言之，其他產業若有需要，便只能去黑市兑換法幣。另外還包括：商業放款回收20%，囤積黃金米穀日用品貨生產所必需物資者全數收回等。
上述政策雖是為台灣民生一時所需的猛藥，卻也着實過於激進，最終得罪了大批資產家、接收日產的台灣人與走私集團。據報，2月13日嚴令「統治外貨入口」後，駐台美領便開始召集台灣富商開會，有了動作。而陳儀此舉，也讓「長官公署體制」在二二八事件後備受抨擊，平心而論，當時大陸各省皆為平抑物價進行緊急措施，但皆沒有台灣嚴厲，而陳儀之所以能如此大刀闊斧，關鍵便是「長官公署體制」允許其能跟中央不同調，故反對者皆把炮火對準「長官公署體制」，希望能改為省政府，其實為的還是停下陳儀的激進經濟政策。
而就在此政策發布兩周後，天馬茶房於2月27日發生緝煙事件，二二八事件由此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