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後：台灣特務政治崛起　反日力量全軍覆沒 ｜專家有話說

二二八事件，泛指1947年2月28日至5月16日間，發生於台灣的一系列騷亂與肅清。事件爆發時，台灣正值歷史交替的複雜情境：長達50年的日本殖民已於1945年結束，但國共內戰接踵而至，時代的巨輪交替輾壓，遂令中日衝突、凋敝民生、左右之爭、政治權鬥、混亂治安在此撕扯傾軋。民進黨崛起後，二二八事件被大書特書，成了「中國霸權在台灣」的血腥「罪證」；而無助鬥爭國民黨的事件線索，則被隱去不提。對此議題，《多維新聞》採訪到二二八事件研究者張若彤，探詢民進黨政府諱莫如深的衝突原貌。此為系列專訪第二篇（共二篇）。

多維：您前面提到，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是因日本惡意掏空、美國貨大舉傾銷下，台幣與法幣幣值相繼失守、台灣物價飛漲，導致陳儀出台相對嚴厲的左派經濟政策，並與既得利益集團發生衝突，由此激化了「陳儀當局」、「反陳儀陣營」的矛盾。2月27日的天馬茶房緝煙事件，成為後續衝突的導火線，不知您如何理解此一事件？

張若彤：人們一般會有個迷思，就是認為二二八事件爆發於2月28日，但其實天馬茶房的緝煙事件，是發生在2月27日。

之所以用2月28日命名「二二八事件」，是因民眾在這日闖入專賣局的台北分局，打死2人、毆傷4人。隨後又轉往總局和前後任專賣局局長的私宅行兇，只因總局已有防備、前後任局長也正好不在家中，故沒有得逞。簡言之，2月28日是群眾無差別使用暴力的開端。

而專賣局之所以成為群眾泄憤對象，與陳儀嚴打走私有關。天馬茶房本身所在區域，便是私煙銷售的大本營，背後盡是跨境武裝走私集團的暗度金針，彼時與台灣對接的，主要是中國大陸的福州與廈門，此外還有香港、沖繩、日本、朝鮮，最遠也有中國東北，基本上都是二戰時「大日本帝國」的勢力範圍，且運作時間長達20年。故陳儀此舉，確實是損害了不少人的「商業利益」。

而衝突爆發之初，陳儀為防止事態擴大，曾與時任台北商會理事長的蔣渭川會面，希望能以「被捕者無保釋放、不追究民間領導人」的優厚條件，勸退憤怒群眾。基本上，這原本可以是二二八事件的結局，但如前所述，「反陳儀陣營」並不只有流氓派，還包括左翼色彩濃厚的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台灣分團、士紳、地方豪強、國民黨內部的反陳儀派系、台灣民間的親日勇武派、台籍日本兵等。其中部分台籍日本兵與學生是由共產黨暗中領導。

各方勢力皆欲藉此衝突打擊「陳儀政權」，有其政經利益上的脈絡，但事件發展最後脫離了一開始的經濟主題。各方勢力彼此合縱連橫、暗盤交易，最後演變為倒戈背叛、復仇暗殺。這些不明不白的事件，也成為後來二二八事件能任人解讀的主要來由。

多維：您是否可以說明一下，「反陳儀陣營」與「陳儀政權」是如何借二二八事件展開鬥爭？「反陳儀陣營」內部又有何衝突與競爭？

張若彤：其實現在台灣主流論述對二二八的理解，往往粗暴地二分為「統治集團」打壓「民間社會」，結果後者反抗失敗慘遭殲滅。其中「統治集團」包括了陳儀及其治閩班底、孔宋系統、軍統、半山人士（台灣憲政協進會）；「民間社會」則有國民黨CC派（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地主士紳階層（台灣政治研究會）、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各縣市黨部組織、各地三青團分團等。

但如果深入觀察各方行為者的活動，上述模型便缺乏解釋力。我個人認為，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權鬥，應該理解成「衛冕者」（陳儀政權）、「主要挑戰者」（國民黨CC派、士紳派、流氓派、三青團）、「次要挑戰者」（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等）的三方互動，方式如下：「主要挑戰者」有意搶佔「衛冕者」的地盤，雙方碰撞處即是對峙前線，各種暗盤與倒戈層出不窮；而為抵禦「主要挑戰者」的攻擊，「衛冕者」會拉攏「次要挑戰者」，雙方既合作又競爭；「次要挑戰者」也為擁有更多話語權，會牽制「主要挑戰者」，但亦不會放棄對「衛冕者」的攻擊，故其與「主要挑戰者」的關係也是合作又競爭。

以「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為例，在台灣當今主流論述的二分模型下，其被認為是對抗統治集團的「民間社會」，但若在前述的三方互動模型中，其本質便是「次要挑戰者」，既與陳儀接觸，也與其他勢力相互競爭，前面提到的台北商會理事長蔣渭川，便是代表人之一。蔣渭川雖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重要參與者，卻又以「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代表身分，逕自與陳儀談判，並未全然服膺處委會的談判機制。後其也確實談出一定成果，即以台灣「不共產化」、「不走向獨立」兩條件，換取陳儀答應「撤廢長官公署體制」、「縣市長提前民選」，讓台灣有更大自治空間。

然而蔣渭川等人並非只是與陳儀合作，他們同時也與處委會一同向在台美領陳情，訴求事件本質並非叛亂而是政治改革，只是這件事被美方託管派利用，向大陸地區宣傳台灣士紳聯名請求國際託管、獨立，事後來看，訴求事件本質的和訴求國際託管的其實是兩批人，但此事的責任最終是由著名的二二八死難者林茂生扛下。我找到台大校務會議紀錄，林茂生在失蹤前幾天還對學生喊話說「不要忘記我們是中國人」，加上林茂生的《民報》還以社論公開支持蔣渭川與陳儀的談判成果，林本人的立場應該比較接近自治派，而不是目前大家以為的獨立派，他與處委會保持距離，這也是歷史事實。

多維：那麼由二二八事件的結果來看，您認為「衛冕者」、「主要挑戰者」、「次要挑戰者」三方，誰勝誰敗？此事對於台灣政治又有什麼影響？

張若彤：此事最大輸家，便是「次要挑戰者」，幾乎是被清洗殆盡。而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政治有兩大影響：一是反日力量全軍覆沒，二是特務政治由此崛起。

首先是反日力量的覆滅。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政治精英的立場就大概有三派之分：出於理想的反日派，相對務實的妥協派，以及跟着現實走的親日派，彼此對立相當激烈。日本投降後，三派歸屬各有不同，反日派大多加入了三青團，妥協派與親日派則多數加入其餘國民黨組織。但殖民時代的裂痕依舊存在，故三青團與國民黨其餘派系高度對立，反映的便是反日派要求親日派退出政治舞台的邏輯。事後許多三青團員也以共黨嫌疑處決。

而因為當年的台灣是黨國體制，不論三青團的團員或國民黨黨員，都算是統治階層的一員，黨與團的經費都由國家直接撥預算，以執行國家的工作，故台灣主流的二分模型中，傾向將三青團理解為「民間社會」，這其實是不精準的想像。而三青團以「主要挑戰者」身分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權鬥，成為主要挑戰者中被清洗得最厲害的一群，台灣區團的領導人甚至在整編21師來台的第一時間就被捕，也種下日後解散併入國民黨的遠因。左翼力量經此一役嚴重折損，這些人也是日本時代反日的主力，這就是我所謂「反日力量覆滅」的意思。

至於特務派系政治的成形，則與二二八事件後的權力更迭有關，並非如台大歷史學系教授陳翠蓮所說，是因國民黨的特務政治，導致了二二八事件。衝突爆發前，台灣施行長官公署體制，權力集中在陳儀團隊手中，特務與派系活動受到限制；二二八事件開始後，全島湧現大小不一的騷動，長官公署一度在混亂中失去政權，但3月9日當天，由劉雨卿領導、約7,000名兵力的整編第21師陸續自基隆港登陸，陳儀政權再度復活，反倒是已經要求軍隊繳械的處委會騎虎難下。

而眼見局勢如此發展，「主要挑戰者」面臨了現實抉擇，也就是是否提早投降或倒戈，以爭取往後繼續活動的政經空間。這便是為何21師登陸後，不少衝突要角皆選擇與國民黨情報人員合作、秘密結盟，或是以各種方式脱離責任，包括逃離台灣、誣陷三青團與次要挑戰者、供出其他共產黨員等。

而這些人中，又可以分成三種模式：買保險、托拉斯、密裁暗殺。

所謂的買保險，是指在國共爭霸的局勢下，鹿死誰手尚未可知，有權處理二二八事件人犯的高層，利用職權之便，縱放了部分真正的共產黨高層，以兩邊押寶，創造「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早期證據。我甚至認為像是謝雪紅、蘇新等知名的共黨人士都正好能順利逃離台灣，部分還能乘軍艦離台，這可能都不能以神通廣大、而要以買保險的邏輯來理解才對。

第二種托拉斯模式，就是將原本敵對的他方轉為自己的一部分，典型案例則是左翼作家楊逵，也就是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前主任委員楊翠的祖父，其於二二八事件後遭到逮捕，獲得了「自新」優待，接着便開始幫情治單位工作，為情報人員偵查，例如探詢與通報「反政府」書刊的發行團隊等。

第三種「密裁暗殺」，這是很有爭議的一種類型。目前二二八的主流論述一是認為這是陳儀所下令、二是認為這是特務所為，但國民政府內部的檢討報告，卻明言大軍到台後「士紳派率領流氓派恢復秩序」。流氓派即事件前期主要的反抗者、士紳派即事件中期主要的逼宮者，他們拋下了三青團與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搶先倒戈到了中央政府，並與情報單位合作，指稱三青團和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才是事件中的反抗者，自己則脫離事件責任，繳了如此的投名狀，也落下了之後被情報單位運用的命運。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那些事件要角多是安坐在家中被帶走後失蹤而沒有一開始就逃亡的原因，因為他們反倒是事件中相對溫和的一派。

二二八事件同時也在台灣內部產生了秘密結社，這當中的一個靈魂人物就是當時的華南銀行的董事長、本名為侯朝宗的劉啟光，在日本時代曾有幾次背叛同志的疑案，從最新解密的資料上來看，他後來在大陸加入了共黨系統、被捕後又「自新」並被國民黨吸收，二二八事件後，他在中央政府內部被記載為台灣秘密結社的主要份子。整編21師突然來台，催生了大量脫離責任的需求，有的人透過「自新」的方式，暫時脫離責任，有的人則是直接脫離責任，也有人莫明其妙就失蹤或被處決了，這其中的交易，便是二二八後續黑幕重重的關鍵。

再以台南市的湯德章為例，湯現在被塑造為反國民黨的烈士，實際他在二二八前夕加入了國民黨，並即將受陳儀的延攬給予相當層級的職位。在事件中，日本時代任警察的他先受邀約出面維持秩序，後來並可能成為陳儀圈選的臨時台南市長。

當年可能被陳儀圈選為臨時市長者一共有三位，分別是黃百祿、侯全成、湯德章，湯德章後來以「偽治安組的領導人」槍決，但其實治安組只是「台南市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底下的一組，該委員會的實際領導人則為黃百祿。另外湯德章的罪名也記載了他以「台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的名義實行叛亂，實際以該委員會名義四處鼓動反抗的，則是侯全成。而事件的中後期，湯德章的罪名又一變再變，這是分別對應了事件中期流氓要自新、以及事件後期學生要自新的需要，已死的湯德章就分別成為流氓及學生的領袖。

湯德章之死，並非反國民黨烈士的壯烈犧牲，而是一位原本前途光明的國民黨新秀，遭誣陷而死，且地方派系因此脱離事變責任。二二八事件中充斥這類誣陷黑幕，從前述的士紳派、流氓派恢復秩序的過程，到國民黨台省黨部調統室主任（台籍，屬中統系統）向陳儀遞交逮捕名冊。事實上，事件中的台省黨部調統室，也參與了反陳儀的逼宮行動，只是整編21師來台後立刻倒戈，所送名單上諸人，後來全部失蹤。

二二八事件如今反覆被消費，其中的細節卻依然蒙塵，怎麼不令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