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修例風波到第五波疫情　內地對港心理結構如何被改變？

作為自去年年底來到香港工作的內地人，筆者親歷了香港第五波疫情如何從平靜到現如今爆發的全過程，每一天也通過不同渠道切實感受着香港社會的情緒變化。同時，也會不斷被內地親友詢問情況，最終的結論不外乎「香港不行了，能回來趕緊回來」之類的勸誡。而當越來越多人在疫情爆發後「逃港」回內地，尤其是發生15人集體偷渡至珠海後確診的事件，內地輿論場更是不乏看熱鬧者，並帶着嘲諷的口氣感慨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今次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發後內地網絡輿論場湧現出不少嘲諷，並不意外，因為這是2019年修例風波已經種下的「果」，這一次疫情爆發並瀕臨失控，只不過更加夯實了人們對香港的既定認知。這樣的認知裏，既有真實的一面，也有幻象的一面。放在更長時間周期來看，內地人眼中的香港，實際上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回歸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香港一直都是內地仰望的對象，不少內地人想象中的香港，不僅多元自由、民主文明，而且法治完善、經濟繁榮，雖然期間因為內地人港鐵進食、小孩隨意大小便等社會事件發生衝突，甚至一度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驅蝗運動」，但內地社會對香港的總體印象依然是積極的、正面的。2014年佔中運動乃至2016年旺角騷亂，雖然對香港影響深遠，但因為很快偃旗息鼓，所以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內地人認知香港的心理結構。

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2014年在「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時過境遷，還有多少大陸民眾關心香港的歷史與現狀、政治與法律、學術與文化，以及香港人的前世今生、喜怒哀樂？說起來，不外是國際金融中心、購物天堂、美食聖地；電影業曾經很輝煌，流行音樂也不錯；至於人物嘛，商業有李嘉誠，學術有饒宗頤，作家有金庸；演藝明星可就多了，蘿蔔白菜各有所愛，比如死去的張國榮、梅豔芳，活着的周潤發、梁朝偉，還有那擅長搞笑的喜劇天才周星馳……如果我沒記錯，這就是一般大陸民眾心目中的香港。」

可這就是香港嗎？陳平原接着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回過頭來看大陸民眾，依舊按照自己的趣味，講述他們所理解的『香港故事』；就連學者也都不覺得有調整自己立場、認真聆聽港人聲音的必要。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視覺上的『錯位』，變得越來越嚴重。」

2019年修例風波的發生，徹底改變了這一切，內地人眼中的香港隨即淪為「臭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其中固然有中美新冷戰的大背景，以及內地民眾在新時代的感召下更加自信地「平視世界」，但最主要的決定性因素，還是激進示威者在修例風波期間的行為直接刺激了內地廣大民眾，比如衝擊立法會當晚將港英旗鋪在主席台上、毆打喊出「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可以打我了」的內地記者、燒燬國旗塗抹國徽甚至將國旗扯下拋入水中等等，這些畫面在資訊發達的今天，幾分鐘之內就能傳遍網路，再加上修例風波本身持續時間長，這樣的認知日積月累進一步鞏固和深化，並一直延續到今天。

這樣的心理結構之變，不僅深刻影響着內地不少人對香港接下來各類大小事的看法，比如第五波疫情爆發後的看熱鬧和嘲諷，也讓一些人開始「翻舊賬」，比如1998年金融風波之際，彼時香港金融體制受到國際炒家的攻擊，中央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並要求香港的中資機構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護盤行動，成為香港戰勝金融風波的後盾，此一幫扶，當時被認為是對未來政治市場最新且最有效的投資，但修例風波之後，連帶着金融風波之後SARS期間的物資援助，都成了內地人判定港人「忘恩負義」的有力證據。以至於修例風波期間有人不經意說出給香港「斷水斷電」，亦有不少人跟風鼓與呼。

在武漢投資多年的港商胡越高在疫情一周年之際接受多維新聞採訪時，也談到了內地對香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變化。「不僅香港對內地存在嚴重誤解，內地許多人對香港的了解也不完整。以前有些官員對香港的印象都非常正面，以『我們都要向香港學習』的態度來看香港，但從佔中事件以來的這幾年，他們對香港的觀感變化很大，甚至負面了。2019年修例風波，內地從網絡、電視等傳媒渠道看到了很多香港的混亂場面，某種程度加重了內地對香港的隔閡，甚至我身邊好多武漢人都會說香港不行了。其實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愛國愛港的，混亂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所作所為。」

沒有無緣無故的「仰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貶低」，香港與內地的雙向誤解正是在不斷的想象與現實中形成的，這樣的雙向誤解，也凸顯了「兩制」融合之難。

今天回頭看，修例風波必然是高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包括那句極具煽動性的「反送中」口號，但在洶湧而來的第五波疫情面前，卻沒那麼多意識形態可講，需要的只是團結一致全力抗疫，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用習近平對香港疫情所做的指示來說，「香港特區政府要切實負起主體責任，把儘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

不過就像香港對內地的認知很難短期內改變一樣，被修例風波徹底改變的內地對港心理結構，也很難在短期內改變。但沒有多少意識形態可講的疫情，理應成為做出改變的契機，哪怕是些微的改變。雖然內地與香港有着不同的制度、文化，但在疫情面前，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人權，這一點是互通的。如果在疫情這樣的共同危機面前，在不少老人露天等待入院、孩童因未接種疫苗面臨巨大感染乃至死亡風險面前，在越來越多的確診者只能蜷縮在逼仄的居住空間焦急求援的人道主義災難面前，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高牆和堅冰還是沒辦法跨越、消融，人們還是繼續抱持着既定的意識形態做着無謂的爭論，「人心回歸」將更加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