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習近平發出總動員令　深陷疫情困局的香港聽懂了嗎

繼兩大官媒發文警告香港必須堅持「動態清零」、國務院港澳辦以發言人形式表態之後，本身是國家主席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近日對香港第五波疫情發出指示，這是武漢之外習近平再一次針對某一地的疫情作出直接指示，重視程度可見一斑，相當於向所有涉港機構發出的「總動員令」。《香港01》就此與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對話。在田飛龍看來，這些具體指示內容給香港社會傳遞了權威而確定的抗疫路線信號。以下為訪談實錄。

罕有指示具權威性、邏輯性、科學性、指令性

香港01：習近平近日對香港第五波疫情作出指示，這是習近平繼武漢之後，再一次針對某一地的疫情做出直接指示，而且是通過香港媒體（《文匯報》及《大公報》）發出。該如何理解習近平今次指示的符號意義和實際意義？為何特別通過香港媒體發出？

田飛龍：習近平的最高指示具有「一國兩制」範疇顯著的符號意義和實踐意義。

其一，這是國家最高領導人關於香港抗疫的直接和清晰的行動指令，體現了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的能動性及其對香港高度自治權的監督和指導作用；

其二，這一指示權威性終結了香港抗疫在動態清零和病毒共存之間難解難分的路線與價值爭議，將香港抗疫的「動態清零」工作上升到國家級層面，形成了「中央支持—特區主導—社會協同」的共同體模式的抗疫新體制和新形態，從而與內地的「動態清零」模式具有了關鍵要素上的可比性；

其三，最高指示確認建立中央、粵、港三方協調總機制，構成香港防疫的行動框架，解決了既往做法中各自為戰、環節孤立、訊息和資源割裂的問題，有助於香港抗疫形成整合合力；

其四，從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的回應來看，從心理上到具體行動上已有立竿見影的政治功效，有力推動和引領了香港抗疫朝着科學和有效的方向進展。

最高指示通過香港媒體發出，一方面是為了精準針對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釋放清晰的中央決策意志和支持信號，另一方面則是適度控制和引導對特區政府的壓力，鼓勵特區政府樹立信心，承擔責任，此外也體現了對特區政府承擔「主體責任」的適當尊重和支持，是符合「一國兩制」框架精神以及疫情防控的行動取向之特徵的。

香港01：在指示中，習近平提到「一個責任」、「三個一切」、「兩個確保」和「全力支持」。因應於「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該如何全面準確地理解習近平的此番指示？特區政府應該從中領會怎樣的核心精神？同時「指示」給香港社會傳遞怎樣的訊號？

田飛龍：最高指示的權威性、邏輯性、科學性和指令性是高度有機結合的：「一個責任」是對抗疫工作在「一國兩制」範疇基本職責歸屬的明晰和確認；「三個一切」是香港抗疫工作的總目標和基本方法，其中分享和傳遞的正是國家「動態清零」模式的核心經驗元素；「兩個確保」是香港抗疫的基本價值和保護性利益，以香港全體人安全和社會大局穩定作為支撐這一模式的規範性基礎；而「全力支持」則是在「一國兩制」範疇對「一國」相關主體與機構的要求，體現香港抗疫的國家協調行動屬性及共同體模式取向。

這些指令性要素的核心精神在於確立正確的抗疫價值觀和正確的方法論：其一，以全體人的健康安全作為最高價值，作為共同體行動必須要保護的最大的人權；其二，以動員一切的整體應急治理模式激活和增強香港社會的抗疫共識與行動能力，彌補法理官僚制和程序化行政的弊端與不足。

這些具體指示內容給香港社會傳遞了關於抗疫路線和前景的權威而確定的信號：其一，「一國兩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中央對香港繁榮穩定及全體人的安全負最終的保護責任，會全力支持香港抗疫；其二，「與病毒共存」不符合中國文化和國家憲法上對共同體價值與人民至上原則的基本規定與守護，「動態清零」是香港與國家共進退的唯一正確道路。

疫情防控不力是問責懲治理由

香港01：根據「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授權原理與權力分工安排，疫情防控屬於自治事務，特區政府承擔首要和主要的責任。我們知道，疫情發生以來，內地各省市因疫情防控不力啟動嚴厲的問責機制已成為常態，如果特區政府最終無法負擔起「主體責任」，會否啟動嚴厲的問責？

田飛龍：最高指示要求特區政府「切實負起」主體責任，這就包含了對特區政府之前抗疫不夠負責任的隱含批評以及對今後更好承擔責任的指示和期待。顯然，最高指示關於抗疫行為的責任評價標準是高於特區政府當下之行為表現的。

按照通常的政治問責制原理，在存在明確的最高指示條件下，如果特區政府之行為仍然不達標，不能滿足動態清零的基本要求，不能對香港全體人安全及社會大局穩定起到保護性作用，就構成了對最高指示所設定的責任標準的違反，相關負責官員和機構責任人就需要承擔政治責任。問責可以是兩個層面的，即中央政府對特區高官問責以及特首對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和公務員問責。

及時和相稱的問責，是民主責任制的重要因素，也是良政善治的規範構成。在「一國兩制」下，具體行為規則和具體責任或許有差異，但政治問責的原理和基本功能是相通的。我認為疫情防控不力，在未來的防疫過程中一定是重要的問責理由和管治懲戒重點。

香港01：雖然特區政府對香港防疫承擔着「主體責任」，但在香港自身「管不了、管不好」的情況下，中央亦有「介入」的法理基礎和憲制責任，畢竟中央對香港社會大局穩定承擔着最終的責任。中央除了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乃至來自習近平的「最高指示」，當香港自身確實無力應對疫情時，中央還會採取怎樣的行動？這次疫情防控過程中的「兩地聯動」，對於「一國兩制」的實踐以及行穩致遠意味着什麼？

田飛龍：「主體責任」作為抗疫組織機制的中心節點，表明中央仍然信任和期待特區政府在獲得國家援助的條件下可以在自治範圍內解決問題，贏得信心和主動，但邏輯上不能排除特區政府最終無能為力、辜負「最高指示」的可能性。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在高度自治能力用盡的條件下，如果香港疫情仍不能得到控制，香港居民的健康安全仍然持續受到威脅，香港深陷疫情的社會動盪波及國家安全和融入發展的大局利益，中央是有權以憲法和基本法上允許的合法方式介入的。目前來看，香港疫情防控還沒有發展到中央直接介入和接管的程度。

從「一國兩制」的穩定和有效運行角度而言，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應當充分意識到：自治無能處，國家現身時。只有自己做好自治事務，國家才能信任和支持特區繼續高度自治，否則國家權力頻繁介入和常態化必然造成自治精神和意義的挫折，也會造成香港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之自尊心和民主意志的挫折。中央之決策和支援行動，事實上充分考量了香港特區政府的自治權與管治威信，以及香港社會的民主自尊心，但後者必須擔得起，行得穩，撐得住，不辜負中央的信任和「一國兩制」的期待。

疫情防控的中央支持和兩地聯動機制，進一步驗證了「一國兩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以及有機統一的制度整體，而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隔離甚至對立的體系，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與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共同來源於憲法和基本法的授權並在「一國兩制」範疇各負其責，有機結合，以動態和有效地保障香港繁榮穩定及國家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愛國者治港」作為港人治港唯一正當和有機的存在形態，就是對「一國兩制」制度全貌的典型展現。

自治能力仍未真正脫胎換骨

香港01：如同2019年爆發的修例風波對香港社會的撕裂與重創，以及將香港積重難返的深層次矛盾徹底暴露出來一樣，正在全港瀰漫開來的第五波疫情，同樣將香港的各種問題與矛盾呈現在人們面前：特區政府低效的治理能力、抗疫模式和路徑選擇上的模稜兩可、經濟結構高度依賴人際服務業以及老齡化嚴重等等。這些可見的問題與矛盾背後，有着更為深刻的認知陷阱需要撥亂反正，包括對自由主義的盲目崇拜，對歐美模式的迷思，以及對「一國兩制」本身的誤解。在你看來，香港第五波疫情能倒逼香港社會的一場認知革命嗎？

田飛龍：在象徵意義上，港府面對修例風波的黑暴之亂和麪對新冠病毒的疫情之亂，其綜合表現存在相似性，且都歸於失控和失敗的邊緣，這表明港府的自治能力及其社會基礎仍未得到真正脱胎換骨式的改變，「愛國者治港」還存在許多薄弱、虛弱和艱難的環節。

香港修例風波帶來了「一國兩制」的極端顛覆性風險，但物極必反，中央由此認清香港自治能力的結構性缺陷，進行了國安法和選舉法上的相應填補，有效扭轉了香港管治局面，出現了「愛國者治港」自香港回歸以來作為有利的制度環境與條件，但這不等於「一國兩制」下半場的認知革命和制度革命已經完成，抗疫破防就充分暴露了香港自治體系仍有病根和痛點未予清理。

最高指示關於「動態清零」的要求與2019年修例風波中關於「止暴制亂」的要求，也是高度相似的。「止暴制亂」考驗了特區政府的政治忠誠與能力，以及香港社會的集體行動能力，此次「動態清零」是第二次考驗，針對的仍然是「一國兩制」與「愛國者治港」的核心命題。

最高指示及接下來的「動態清零」整體行動，以及相關的社會動員、社會教育和管治體系的自我改造，更加深入地接近和指向了香港管治體系的核心部位即「AO（政務官）黨」，並對香港社會理解和認同國家體制及「愛國者治港」的全面性、深刻性及實際約束力有着深遠的結構性影響和塑造意義。第五波疫情之整體防控及其成效，所帶來的不僅僅是關於香港「一國兩制」的深度化的認知革命，更是瞄準管治體系核心與社會心理深層的制度革命與文化更新。

香港的「一國兩制」總是在危機挑戰中獲得新生，也總是會轉危為機，創造奇蹟，這一次的疫情「清零戰」又是一次重大考驗，是「愛國者治港」的關鍵測試。但中央從不迴避危機與考驗，而是從歷史辯證法角度將相關考驗視為驗證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與生機活力的具體的歷史過程和實踐契機。必須具有歷史辯證法的政治智慧和戰略眼光，才能理解中央的決斷、行動、節制性和全局控制引導能力，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需要學習、適應、領悟和轉化這種國家治理智慧和文化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