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娛圈.二|柯震東吸毒為開端 禁令漸嚴只因「貴圈太亂」?

撰文:蔡苡柔 姜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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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內地娛樂圈震盪不斷,坊間對於整治娛樂圈、飯圈(粉絲圈子)看法各異,除批評整治太過「雷厲風行」、「管太多」者,也有不少「娛樂圈早該整治」的支持聲。
有業內人士接受《香港01》訪問時便指,比起政府「主動介入」規管,內地娛樂圈歷次整頓,更像是爭議事件引爆負面輿情後,政府透過加強對娛樂圈的管制,來「拴住『野蠻生長』的娛圈巨獸」及整頓背後的資本亂象,當中亦可一窺「中國式治理」的特點。

娛樂圈三波緊箍咒 始於2014年「劣跡令」

梳理從2001年「趙薇軍旗裝」事件開始,近20年外界認為遭「封殺」的藝人名單,不難發現內地針對娛樂圈,在2014、2018、2021年共有三波標誌性的號令,而三次管制的力道也愈加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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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的起初是2014年。《中國好聲音》爆紅選手李代沫,房祖名、柯震東皆因吸毒被拘,演員黃海波也因嫖娼案身敗名裂。接連有知名藝人涉黃涉毒,令該年成為內地娛樂圈整治的第一道「緊箍咒」。

該年9月,廣電總局發布被外界稱為「劣跡令」的通知,宣布這些「劣跡藝人」的演藝事業「必須喊停」,以避免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劣跡令」明確點名吸毒、嫖娼等行為,有關藝人的作品也會受到波及而中斷播出,使劇組的心血化成泡影。

當年事業如日中天的黃海波、柯震東,不論是已拍攝完成或拍攝中的影視作品,皆受到一定程度影響。而即便歷經嫖娼風波五年之久,2019年,黃海波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參演角色仍遭到「AI換臉」;柯震東原定在2014年上映的電影《打噴嚏》則不斷延期,六年後也只能在台灣上映,在中國大陸的演藝事業一去不返。

至此,「劣跡令」作為第一道緊箍咒,管束「劣跡藝人」動作之大史無前例,但較今時今日就仍保留許多空間。

2018年《中國有嘻哈》事件:管控全面升級

2017年《中國有嘻哈》爆紅,節目中「你有freestyle嗎?」、「Skr Skr」等潮語令人印象深刻,但隨即有人質疑,來自西方的嘻哈(Hip hop)文化充斥拜金享樂、性及毒品等元素。而隨着事態發展爭議愈來愈大,更加速官方整治的進程。

事緣2017年底,PG One與女星李小璐爆發婚外情,2018年其歌詞被指「教唆青少年吸毒、公開侮辱婦女」,嘻哈文化亦成為箭靶。當時PGone的致歉聲明提到,「早期接觸嘻哈文化受黑人音樂影響深厚,對核心價值理解偏頗……應提升社會責任感、價值觀及公益心,對粉絲也應起到更好的榜樣作用。」

2018年,廣電總局提出「四個堅決不用」,被外界認為是早前數波「限娛令」的再升級。「四個不用」涵蓋法律、政治到道德思想層面——「對黨離心離德、品德不高尚」、「低俗、惡俗、媚俗」、「思想境界、格調不高」及「有污點有緋聞、有道德問題」的演員「堅決不用」,另外紋身藝人、體現嘻哈文化、「次文化」、「喪文化」的藝人亦「不能用」。

《中國有嘻哈》 更名為《中國新說唱》。(網上圖片)

而《中國有嘻哈》自此成了《中國新說唱》。有娛樂業者認為,這是官方藉PG One爭議事件之機,一併整治嘻哈文化,抵制嘻哈文化中開放的性生活、拜金享樂、逞凶鬥狠等價值觀,將嘻哈文化「掃回地下」,尤其不能在管制嚴格的電視台播放,而體現「正能量」的「說唱」則可以繼續存在於娛樂圈。

同年,范冰冰逃稅風波爆發,娛樂圈又掀起另一波震盪,封殺風聲、「名單」隨之傳出,「四個堅決不用」再被提起。

從違法違規到個人道德爭議,從嘻哈文化到逃稅風波,2018年,娛樂圈迎來了第二波的緊箍咒,對於藝人的規範和對娛樂內容的管理力度再次加大,「娛樂圈整頓」成為該年的網民熱議話題。

2021年吳亦凡性侵風波:明星、娛樂產業、飯圈整治

2020年和2021年被稱為是藝人「翻車」年。接連有內地藝人因緋聞、爭議言行犯法而使演藝生涯受創,但話題的最高峰仍是2021年7月以來爆出的吳亦凡性侵風波,而網絡流傳的「粉絲劫獄說」也讓飯圈成為整頓目標,文化娛樂產業背後的「資本」和「流量」成為官方和內地網絡環境的「負面詞彙」,在「整治」飯圈亂象的文章下面,更時常看到網民贊同當局做法的評論被大量網民讚好而成「熱門評論」。

藝人方面,廣電總局9月標示出三類藝人堅決不用,包括政治立場不合格、違反法律法規、言行違背公序良俗、「失德失範」的人員堅決不用。一言以蔽之,即在「法律、政治和道德」三個層面,藝人都要自我約束。

節目內容管理方面,廣電總局給出的一份負面清單列出四大「堅持」,對於高額片酬、唯流量論和泛娛樂化的現象都給出批評,誓言整頓文化娛樂產業,亦要規範節目「審美」和「粉絲經濟」。

除吳亦凡性侵風波外,女星鄭爽從代孕棄養風波再到陰陽合同逃漏稅等也是2021大熱話題。(合成圖/微博)

而管治飯圈更與網絡治理結合。明星的網絡影響力和粉絲透過網絡集資、有組織的網絡「控評」、「出征」、「人肉」,都引發官方加大對娛圈「網絡治理」的速度。例如,吳亦凡因性侵風波,微博帳號和「超話」(超級話題)被封禁,超過5000萬粉絲一夕歸零。曾在事件之初聲援吳亦凡的馬薇薇、蘇芒等意見領袖也被禁言。

截至8月1日晚,微博共因吳亦凡風波關閉108個「錯誤導向超話」,解散789個違規群組,禁言和永久關閉共990個帳號。除微博,其他平台也「查吳(無)此人」;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體現在,因參觀靖國神社捲入風波的張哲瀚,他在內地各社交平台的帳號也一夜消失。

細究這第三道緊箍咒涵蓋從藝人約束、娛樂產業到網絡治理,它的威力可以從近期的李雲迪嫖娼事件窺見。10月21日晚間,李雲迪被爆出嫖娼風波,10月22日中國音樂家協會取消會員資格、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則提到要進行「從業抵制」,而後其微博帳號被禁言15天。

李雲迪因涉嫌嫖娼而被北京朝陽警方行政拘留。(微博@李雲迪YUNDI)

以李雲迪嫖娼為例,可以觀察到,正在施展的第三道緊箍咒,速度上明顯「更急更快」,從官媒發話到行業抵制都只在一日間;範圍上也不斷擴大,從藝人本身、整個娛樂圈再到網絡(如粉絲或聲援的名人或KOL)都受到影響。整體而言,規管力度增大是不爭的事實。

這也與整個娛樂圈和網絡生態快速變化有關。明星的影響力超越國界,粉絲透過社交網絡串聯的能力大增,因而,在這三波縮緊的過程中,官方對於藝人要承擔的「社會責任」逐漸有清晰的要求和規範——何謂「社會責任」,則不免受到官方看法的影響。中國藝人的「社會責任」,既成為藝人混跡娛樂圈的「基本條件」,也成就一項中國演藝圈與外國不同的「社會功能」。

野蠻生長一亂就管 凸顯「中國式治理」特點

綜合上述的觀察,娛樂圈爆發爭議事件後,政府收緊管制尺度成為一種慣例。長期關注兩岸娛樂圈的資深傳媒人商台玉接受《香港01》訪問時提到,針對娛樂圈的治理,外界往往以簡單的一句「又封殺了」、「又言論管制了」來看待。但是她反而認為,當中凸顯的「中國式治理」模式更值得觀察。

資深傳媒人商台玉對兩岸娛樂圈有長久深刻的觀察。(蔡苡柔攝)

商台玉提到,文化娛樂產業並非中國政府有意扶植的產業,「它不是有五年十年計劃產能要達到多少,政府下令資源配合的產業,它很早就開始,一路從片廠到電視台發展到互聯網」。政府的不管不問,讓中國的文化娛樂產業難以事事「聽命行動」,便也就「野蠻生長」,怎料當政府注意到時,卻變成「發展得太快、太過頭了」。

2020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電影市場。根據國家統計局當年發布的數據,文化相關產業的一年營業收入為98,514億元(人民幣.下同),中國市場調查公司艾瑞諮詢發布的《中國紅人經濟商業模式及趨勢研究報告》則提到,2020年粉絲經濟關聯產業市場規模超過4.1萬億元,2023年則預計將超6萬億元。

龐大的市場催生巨大的商機,但同時帶來各種亂象。三波緊箍咒伴隨着大型明星爭議事件而出,在補習班整治、網絡治理、遊戲時間管制同時進行的情況下,亦引發「政治力」過度干預民眾日常生活方式的聲音。

粉絲身體力行支持偶像,帶動「粉絲經濟」發展。(視覺中國)

商台玉就此認為,比起外界普遍認為政府「主動」伸手劃紅線,更多的是娛樂圈這幾年爆發太多爭議事件,行業生態及資本亂象叢生後,政府才下令規管。

「我覺得我們對中國有一個誤區,就是先想好要怎麼管」,商台玉指出,現在不論是飯圈整治、網絡環境整治、補習班整治都是一樣的,是「讓所有的產業野蠻生長到一個程度後再來管理」。他又指,近幾年藝人「出事」愈來愈多,整個網絡因為飯圈文化導致動員力量愈大,都是政府加強相應措施的動因。

中國青年學者、粉絲文化研究專家孫佳山則在接受01專訪時認為,不需要帶「有色眼鏡」去看中國治理。他稱這些管治重要的並非打壓、封殺藝人,而是規範娛樂圈市場秩序、行業生態乃至相關的金融秩序,「這恰恰是我們中國經驗的獨特性以及具普世性中國經驗的重要源頭」,反映當局正在摸索出一套具中國特色的文化治理方式。

值得一提是,中國透過治理手段「解決」娛樂圈亂象,就此樹立對藝人更高的責任要求,但藝人僅僅只是治理的其中一環——商台玉和孫佳山皆提到,健全產業生態和市場秩序,以及針對娛樂圈「資本亂象」的治理,才是這場整治中的關鍵和重頭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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