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對話馬勇：為什麼辛亥革命超越法國大革命
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日的到來對當下的中國具有特殊意義，不僅在於中共在10月9日召開最高規格的紀念大會，還在於前不久的台灣國民黨主席選舉，本屬台灣主流意識之外的「異類」參選人張亞中讓「兩岸統一」的論述在島內颳起了一股「旋風」。與民進黨避談辛亥革命、甚至淡化「雙十」色彩的做法相比，張亞中明確提出辛亥革命與孫中山思想是兩岸最大的公約數。而在大陸一邊，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9日紀念大會的講話中再次將辛亥革命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論述體系，並直接喊話「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無疑讓中共對辛亥革命的紀念不止於話語權的爭奪，更對今天愈發緊繃的台海現實賦予了明確的指向意義。同時在學術上，中國大陸近些年對辛亥革命的研究也一直存在多向度的探索。多維新聞記者近期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馬勇，就辛亥革命的性質、特點、精神遺產等方面的問題展開對話。本篇為系列專訪第二篇（共四篇）。
多維：辛亥革命本質上是一場怎樣的革命？有不少中共黨史專家認為，辛亥革命本質上是一場反滿革命，而不是一場民族民主革命。
馬勇：辛亥革命被說成是反滿的革命是革命黨鼓吹出來的。我專門研究過這段歷史，其實中國社會的滿漢心結到了清朝成立20年之後，基本上就沒了。等到清帝國最後的十幾年，又突然出現了，就是因為革命黨人的鼓吹。甲午戰爭爆發後，孫中山是清代中期以後第一個產生反滿意識的革命領袖。你去讀他的興中會宣言，他在裏面講滿洲人不行，滿洲人不可能帶領中國走上現代化。到了1905年以後，孫中山在國際上的講話也是這樣，號召歐洲人你們應該幫助我們推翻滿洲帝國，如果你們幫助我們推翻滿清，我們可以大規模的引入你們的投資，我們可以引進你們的技術人員，這都是孫中山講的。
革命黨人主張的共和，在當時的中國並不佔主流，所以鼓吹排滿主要是為了同憲政改革派競爭，畢竟當時滿族統治者中也有相當大的部分支持憲政改革。清朝的官僚體系一直是滿漢雙軌制，到了清末，漢官規模要更大，且所處的層級已經很高了，滿漢的意識已經不是很強烈了。
革命黨很快也遇到了現實問題：大清帝國把整個領土、主權移交給時任中華民國臨時總統袁世凱，國土面積1400萬平方公里，是明朝領土的4倍。清朝統治的200多年裏中國的國土增值了4倍，這個時候繼續鼓吹排滿顯然是不明智的。這個時候我們就能看到中國人的智慧：1912年，革命黨的話語已經轉型為滿漢蒙回藏「五族共和」，不僅不排滿，還承認滿人的領導地位。這一下就把原來大清帝國架構下的所有臣民團結為一個族群，中華民國多族融合的架構也就此出現。
當然必須要承認，清帝國最後20年的排滿思潮仍然影響了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包括一些革命黨的信徒，後來馮玉祥一定要把溥儀趕出皇宮（紫禁城）就是這個原因。
多維：您曾多次公開表示，辛亥革命超越法國大革命，因為「這場革命不僅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且避免了內戰和血腥。這是中國智慧的最高體現，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什麼會把辛亥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對比來看？
馬勇：法國大革命就是歷史的必然，資產階級成長起來以後一定伴隨着分權運動，法國國王不想分權，就導致了法國發生暴力革命。英國國王面對資產階級說「我簽字」，英國王室就得以保留。從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開始，中國把可能存在的「分權的衝動」壓制了100多年，一直竭力避免出現法國那樣的暴力革命。直到晚清最後十幾年的政治改革，中國人心目中想的仍然是避免法國大革命在中國發生，革命不是中國的選項。
多維：孫中山當時顯然並不這麼想。
馬勇：他是屬於當時中國的少數派，流亡在國外的革命黨人其實規模很小，到最後大概幾百人都不到。1906年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到1908年，大部分在海外流亡的沒有刑事案底革命黨人都回來了，參與到清帝國的憲政改革之中。只有孫中山、黃興等人沒法回來，因為他們有暴力革命的案底。包括宋教仁當時都已經跟清政府的溝通好了，清政府請他回外務部上班，給一個司長的職級。但其他回不來的革命黨威脅他說，你要是回去就把你幹掉，這才導致宋教仁沒回國，我曾寫文章討論過這個問題。
馬勇：到那個時候為止，革命黨的力量呈現出越來越小的趨勢，到1911年黃花崗起義的時候，革命其實已經瀕臨「收攤」的狀態，因為憲政改革的日程表出來了，5月8日宣佈成立臨時責任政府，接下來就是召集開國會，制定憲法，選舉下屆政府。為什麼這個時候孫中山、黃興等要組織一次黃花崗起義呢？因為他們是有信譽的人，經過了十幾年向海外華僑募資，累計拿了那麼多錢，一次像樣的革命行動都沒有，有點說不過去了。
事實上，革命黨人組織的所有起義都有點類似於「代理人戰爭」，一般的模式是從海外弄到一些錢，交給地方幫會，比如「你把衙門炸了，我給你50萬」。而且大部分起義並不在中國大陸的核心區域，都是在「外圍」，主要是製造一種影響。
所以從歷史的角度看，革命黨的意義在哪？就是給清政府形成一個外部壓力。慈禧太后就對革命黨「扔炸彈」很害怕，也很煩，因此後來的預備立憲中有一句話，立憲有利於消滅革命，背後的潛台詞是，你們這些人不要扔炸彈了，帶着你們的理想、主張到議會上去辯論吧。
至於到後來，武昌起義發生之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中國還是避免了類似法國大革命那樣的慘劇。法國大革命讓法國陷入170多年的動盪，而且影響了整個歐洲的穩定。而在辛亥革命中，新軍是主導變革的主體。新軍不是革命黨，而是清政府自己培養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新軍人。如果很多中國人過去不理解「新軍人」這個詞，就看看最近這20年，全球發生政治變化的版圖差不多都是新軍人主導的，比如阿爾及利亞、埃及的新軍人，都接受過西方文明的薰染，知道世界所發生的變化。他們在各自國家的政治變革中，既有效的控制住政權，也很清楚的知道要朝着憲政架構的方向走。
清帝國在結束統治的時候，袁世凱和北洋系的軍人，以及各省的新軍，都是清政府最後幾年培養的新式軍事力量。這批清政府培養的新軍，本來計劃要和日本軍隊在戰場上再打一次的，結果沒來得及幹掉日本軍隊，把自己的主子給幹掉了。
當然，避免革命帶來的動盪並不是歷史發展的主觀目標，但在實際過程中，中國確實是避免了法國大革命那樣的局面。清帝退位、中華民國政權建立起來之後，國際社會對中國是非常認同的，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當時全世界的共和國數量還處於個位數，而且中國面積那麼大、人口那麼多，能平穩過渡到共和國，當時全世界都為中國歡呼。清帝國退位之後，滿洲皇室被當成「上國」來供養，1913年隆裕太后去世，中華民國以「上國」的規格為她辦了喪事，幾乎所有的高層政治領導人都給她寫輓聯，給予她「女中堯舜」的讚美。隆裕太后享受的待遇，讓全世界都感嘆中國的文明底藴，革命黨與被革命的對象之間和解了，一笑泯恩仇。包括孫中山1913年來到北京，還專程到紫禁城裏去看望滿洲領袖。
馬勇：還原1911年的中國，不由得讓人感嘆中華民族真是很偉大的一個民族。辛亥革命呈現出的歷史場景，不僅是對世界文明的吸納，更對世界文明做出了新的貢獻。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有幾次善待過舊朝的君主？沒有啊，（辛亥革命）這個貢獻很大。如果不是1925年把皇室給驅逐出去的話，今天紫禁城裏可能依然住着一群貴族，甚至有可能像英國皇室和日本皇室那樣成為中國社會的道德標杆與時尚風向。
1911年武昌起義發動之後中國有沒有出現殘殺的事情？有，但我竭力避免強調這本來就很小的一部分，並不是社會主流。揭露這些內容在學術倫理上是不道德的，也沒有什麼必要，在中國的絕大部分地區都沒有慘劇發生。1911年最具代表性的典型故事，叫光復，比如從上海來的革命黨光復了江蘇，「光復」其實就是革命，但光復意味着沒有發生軍事破壞，可沒有破壞又怎麼能叫革命呢？於是革命黨用竹竿把江蘇巡撫衙門房頂上的瓦片打掉幾片，算是「革命」過了。而從前的「巡撫大人」搖身一變成了民國的省長。基本上當時全中國的光復都是這麼進行的，這樣的事在中國歷史上什麼時候發生過？沒有。
從這個角度去描述辛亥革命的歷史場景，會凸顯出一種「温馨」，「温馨」背後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以温和的方式完成，法國大革命很慘烈，美國的獨立革命主要是通過談判妥協，也沒有出現很嚴重的問題。中國的辛亥革命也很了不起，革命黨和清政府在最後時刻很快達成妥協，沒有發生大的動盪，這是歷史陽光的一面，是我們這個民族值得張揚與應該傳承的精神層面的東西。
多維：對於孫中山其人，過去這麼多年在國家統一問題上，仍在被各方再利用，北京主導了孫中山的話語，國民黨方面提倡孫中山精神的張亞中無法贏過倡議維持現狀的朱立倫，而民進黨方面為了跟北京比拼，也抬出了孫中山，卻在「去中國化」方面難以自圓其說，辛亥革命110周年可能比以往都更面臨着國家統一的難題。您怎麼理解孫中山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象徵符號和意義？
馬勇：我在《中國復興樞紐》這部書裏寫過這個內容，抗戰時期爭奪三民主義解釋的合法性，共產黨重建其合法性。共產黨認為，自己才是孫中山真正的繼承人，蔣介石是假的，你是冒名的假兒子，我是真兒子。毛澤東在抗戰時期這麼講，抗戰結束的時候，1945年有一個內部講話，講的非常直接，到了1990年代毛澤東誕辰周年紀念日時發表過這個講話，說的也是抗戰時期如何接過孫中山的旗幟反對國民黨，進而打倒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