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對話馬勇：走向共和是偶然　但辛亥革命是必然

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日的到來對當下的中國具有特殊意義，不僅在於中共在10月9日召開最高規格的紀念大會，還在於前不久的台灣國民黨主席選舉，本屬台灣主流意識之外的「異類」參選人張亞中讓「兩岸統一」的論述在島內颳起了一股「旋風」。相對民進黨避談辛亥革命、甚至淡化「雙十」色彩的做法相比，張亞中明確提出辛亥革命與孫中山思想是兩岸最大的公約數。而在大陸一邊，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9日紀念大會的講話中再次將辛亥革命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論述體系，並直接喊話「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無疑讓中共對辛亥革命的紀念不止於話語權的爭奪，更對今天愈發緊繃的台海現實賦予了明確的指向意義。同時在學術上，中國大陸近些年對辛亥革命的研究也一直存在多向度的探索。多維新聞記者近期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馬勇，就辛亥革命的性質、特點、精神遺產等方面的問題展開對話。本篇為系列專訪第一篇（共四篇）。

多維：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在您的書中及文章中，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是，走出帝制、走向共和是歷史的偶然，但辛亥革命是歷史的必然。該怎樣理解這裏的偶然和必然？

馬勇：在進入二十世紀的前十年，當時的晚清社會的主流意見非常清晰，認為中國應該走向君主立憲制，不應該繼續延續君主專制，同時也要防止共和。那個時候「共和」在世界範圍內也不是主流政體，採用共和制的重要國家除了歐洲的法國，主要就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但當時美國的共和架構也不算是很好的，有其內部的問題，何況1900年左右美國在國際上也不算具有主導性地位的國家，那時候還是大英帝國在發揮主導作用，美國真正能夠在國際在國際政治上發揮主導作用還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所以美國的共和體制也稱不上示範性的共和架構。從當時中國國內和國際上兩方面來說，中國「走向共和」是一種歷史的偶然。

但辛亥革命又是一個必然要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因為中國社會想要進行主動性的變革（從君主專制到君主立憲制）太難了。我在很多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文章中談到過，中國的傳統體制，或者說中國的古典體制，可以說是相當的好、非常的好，從周朝開始就建立起了農業文明架構，治理卓越，形成了適應農業文明的中華社會。

要理解中國走向共和的「偶然」和辛亥革命發生的「必然」，要從中國三千多年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核心在於農業文明的建立與被打破。

農業文明的建立要首先從商朝說起。商朝之所以叫「商」，因為那就是一個偏重商業的社會，且沒有婚姻制度、沒有家庭概念，社群組織以母姓為主體，人人都只知道母親不知道父親，沒姓氏制度，連商王都沒有姓。周朝與商朝其實先是在不同的地域當中並行了幾百年，等到周朝完全把商朝給吞併了，就建立起了一個農業文明國家。商周之際的變革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變革，從原來的混沌狀態走向農業文明。

以農業文明為基礎，周朝制定了的血緣宗法制度。周天子之下分封了70多個封國，把周天子的親戚都分到各個地方上去了。周禮制定了「同姓不婚」的制度，宗法制度由此而來，從此周朝開始有姓氏了，張王李趙等姓氏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出現。

同時隨着農業文明、宗法制度的出現，原來在夏朝商朝時由「中央政府」主管的文化事務，所謂儒家道家法家這些東西，「中央」不管了，開始「學在民間」，「官學下移」，《史記》裏對此都有記載。周朝在天子層面不管意識形態是因為周朝在政治上「中央-封國」的二層架構比較固化了，名義上周王朝是一個統一的帝國，但是周王朝不管實際事務，70多個封國自己去管，比如魯國教育做的好，齊國商業發達等等。周朝這樣的制度安排給中國找出一個方向，就是中國既是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同時又具有政治中心多元化的特徵。

馬勇：到秦朝完成大一統的帝國時候，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重要的變化「周秦之變」，變的就是把封邦建國的制度取消，採用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架構，將原來的70多個封國改成36郡，所有36郡的政策由中央統一發布。這樣的制度安排從秦朝開始一直持續了2000多年，到20世紀初才徹底結束（即辛亥革命）。

這兩次重要的變革帶給中國的制度性安排和相應的政治措施，非常適合中國的農業文明狀態。不論是漢代到魏晉的察舉制度，還是隋唐以降的科舉制度，中國傳統官僚選拔體制選出的官員相對來講都是比較好的。在農業文明中，老百姓之間的關係很親近，選出的官員都是有文化程度的讀書人，特別注意不要擾民，是老子講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一代一代人就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繁衍。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社會歷史上的動盪和造反是非常少的，之前在一段時期內的革命敍事把農民起義「推動進步」的意義誇大了，其實不需要什麼進步，2000多年一直都是這麼過來的，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人生苦短」，一生一晃就過去了，你折騰什麼？

可以說，在公元1500年之前，中國一直主導着全球的發展，因為中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進入16世紀，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歷史進程，因為大航海開啟了全球化的大門，把全球凝聚成一個村莊，這個時候對中國來說不是介入不介入全球化的問題，而是全球化必然把中國一塊兒捲進去，拖着中國走。在這個意義上，16世紀之後中國開始沒有自我了，不得不在全球化背景下安排自己。

但在全球化發生之後，中國的直接反應是逐步閉關鎖國，因為中國已經建立了良好的社會秩序，最需要的是不讓外面侵擾自身。從這個時候開始，即明朝建立開始，中國不再延續自漢唐以來的自由貿易政策——一直到宋元時期，外國人可以到中國境內自由貿易，中國人也可以到外面自由貿易。而明朝之後，變成了中國人可以到別人家那裏自由貿易，但外國人不能到中國貿易。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中國的制度很優良，不想讓你影響我。

事實上這並不是中國人自身獨有的優越感，連外國人也是這麼看的。明朝晚期利瑪竇（Matteo Ricci）等第一批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的時候，他們對中國簡直都佩服死了。明朝的架構在他們看來，就是古希臘先賢所主張的「哲學家治理」，任何事情都做的井井有條，都可以講出道理來。比如以縣為基本治理單元，只有在科舉考試中拿到最高學歷——進士出身，才能被任命一個「七品芝麻官」，但上任到具體的縣裏就屬於最高首長了，這批官僚上馬能打仗，下馬能治國，告老還鄉開始著書寫文章。中國的皇帝不僅能出考試題，還能批卷子，選拔評定誰是第一名，誰是第二名。這是利瑪竇們看到的中國形象，在西方人看來是很高明很好的「哲學家治理」體制。在大航海之後的200、300年，中國依然故我，那個時候中國的自我感覺和別人對中國的感覺都差不多，即中國很好，外面沒有什麼可學的東西。

馬勇：這表明在全球化最初啟動的時代，中國確實是領先者。但後來發生了中國人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就是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18世紀60年代英國率先開啟的工業革命，導致的是一個工業化社會，工業化社會要徹底改變正是中國從周朝以來所建立的農業社會。農業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講究的是信譽和聲譽，名聲壞了就玩不轉了。工業社會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強調的是我不會首先信任你，而是要訂立契約，大家答應之後遵照契約去執行。這個東西是中國人幾百年來，甚至到今天為止都還沒有完全理解的。在工業文明不可逆轉的大潮下，還固守農業文明那一套是不行的。

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發生的時候，清朝康雍乾時代的經濟正處在高點，甚至是中國農業文明社會形成以來經濟最好的時期，這麼好的狀態是哪來的？很大一個原因是中國在全球貿易中處於巨大順差狀態。在宋元及其之前，中國的自由貿易處於均衡狀態，因為外邊的貿易進的來，自己的貿易出的去，只要有利可圖，就會有人進行貿易，賠錢了就跑掉。而明代之後，中國逐漸對貿易進行管制，對外的貿易是自由的，對內的貿易是管制的，這就導致了貿易失衡。所以明朝時才會有倭寇出現，所謂的「倭寇」其實就是走私貿易，管制之下走私有利可圖。

貿易的不均衡造成了當時中國的畸形繁榮，白銀資本單向流入中國，中國的出口在不斷增加，但基本就是茶葉、絲綢、瓷器這老三樣，初級的農產品、手工藝品，沒有太多技術含量。西方工業社會的建構改變整個社會結構，資產階級出現，城市生活出現，新階級、新生活方式也產生了新的文化，比如英國人喝下午茶喝出了新的文化。而中國這邊並沒有接納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東西，只在享受貿易順差。

英國工業革命發生20年的時候，英國提出要調整中英貿易失衡的問題。1888年英國派卡斯卡特（Charles Cathcart）使團到中國，但卡斯卡特死在路上了，沒談成。1793年，英國再次派出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還是同樣的訴求，即擴大與中國的貿易，多設幾個通商口岸，其實就是為了讓貿易重心前移，向生產地靠攏。比如英國進口最大宗的商品之一茶葉，茶葉的主產地集中在福建省武夷山地區、浙江省、雲南省等地，這是自然條件決定的，如果英國能在中國多開幾個通商口岸，就地收購能讓成本下降，增加貿易量，都是很簡單的道理。

馬勇：馬戛爾尼使團來到中國的時候，中國正是乾隆盛世，使團與清廷在北京、在承德避暑山莊的洽談都沒什麼問題的，準確地說是前半程談的都沒有問題的。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當時處在繁榮時期，對外部世界發生的事情不了解，或者說也沒什麼興趣了解，不知道世界在18世紀末已經發生了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革命這三大變化。這也就導致了一個結果：當談判快結束的時候，中國正是通過與馬戛爾尼使團的交流得知了法國大革命，聽說了在法國發生了這麼一起慘烈的暴力革命，於是中國政府不同意再擴大貿易了，不同意開放更多的口岸，還是回到一口通商。據馬戛爾尼使團自己的記載，說如果我們能提前兩年到中國，很可能就談成了。

清廷為什麼在談判最後改變主意？其實和今天的道理是一樣的，當你想做出變化、做出改革的時候，不友好的外部環境會成為阻礙因素，尤其是知道了法國發生了「顏色革命」（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自然就會引起清朝威權君主制的警覺——要是開放了更多通商口岸，共和革命也傳進來了怎麼辦？因此清政府就不談了。馬戛爾尼使團走了之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貿易失衡不但沒有解決，還在加劇，而中國社會還與當時外部世界的動盪隔斷了，「顏色革命」影響不到當時的中國，中國很安靜。

23年之後，1816年，英國人又來了，派來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使團，但是中國連理都不理，因為整個歐洲在法國大革命之後陷入了持續性動盪，清廷覺得我憑什麼還跟你接軌。阿美士德使團出使中國失敗之後，英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對中國貿易不可持續，沒有白銀做生意了，急需找到一個替代品，鴉片就出現了。從1816年到1836年，20年的時間，鴉片一進到中國來，中國的白銀就倒流出去了，「外匯儲備」就沒了，實際上鴉片是扮演了硬通貨的角色。

一直到上世紀50年代，鴉片都是硬通貨。鴉片是毒品，在經濟屬性上屬於成癮奢侈品，這個東西流到中國大眾面前，把中國的經濟體系破壞了。彼時中國面臨的挑戰是，能不能夠改革原來的農業文明架構，事實顯然是沒有改變，於是就引發了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要求打開五個通商口岸，走私貿易沒了，中國開始向一個半開放的狀態轉型，又過了十幾年中國北方也開放了，加上長江口岸開放，基本相當於中國的大部分都開放了。

馬勇：可即便是五口通商之後到大部分開放，中國的出口仍然在增加，外國的商品仍然進不來（在中國賣不出去）。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就在於中國農業文明力量太強大，龐大的中國農民階級沒有什麼消費需求，我穿土布做的衣服就可以了，為什麼要買洋布呢？要知道一直到1970年代，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批准引進化纖產品，中國人才大規模開始穿戴滌綸製品。從工業革命之後的幾百年間，西方國家形成工業社會，中國的農業社會則在頑強的支撐着，一直持續到1860年。

1860年之後中國國門打開了很多，開始發展自己的工業，這就是歷史上常說的自強新政，或洋務運動。這場運動持續了三十多年，但中國仍然不是一個工業化社會，整個龐大的中國社會底層幾乎沒有受到影響，僅僅是靠國家推動工業生產，設立江南造船廠等，可是所需要的下游產業仍然由政府來提供，相當於政府在主導工業發展，但沒有在中國構成一個工業化社會，中國傳統的士農工商結構沒有解體，這樣的狀態從1860年一直持續到1894年。

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國戰敗，《馬關條約》打開了貨幣管制的環節，即在中國的通商口岸允許日本臣民自由辦商。這相當於打開了中國的金融通道，日本資本進來了，美國資本進來了，中國的資本市場成為一個開放的市場，誰都可以來投資了。這個時候發生一個問題，外國人都可以投資，中國人自己能不能投資呢？於是原來的買辦這撥人就轉型為產業資本，隨着這一轉型，中國的資本階級出現了，原來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被打破，這是從1895年開始出現的重大變化。

到了1900年，重大變化再增加一個，不僅金融對外開放，價值觀也趨於同世界一致。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讓清政府意識到不能再引導排外，並規定如果誰引導排外就取消該地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1901年之後，中國的排外思潮就沒了，等到近20年後發生另外一種形式上的民族主義革命，已經屬於全世界民族獨立浪潮中的一部分，已經不是排外的問題了。

也就是說，1900年之後，中國算是找到一個新的方向，這個方向就是工業發展在中國真正開始了，中國的資本階級開始在工業社會中生髮出來了。工業文明開始出現，中國的城市開始出現，這些東西都是進步的地方。

可為什麼又經過10年發展，到了最後還是出現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呢？因為中國的資本家，和英國乃至全世界的資本家一樣，都在壯大後面臨權利分享的問題。作為資本階級來說，我做出來的的產業，我是納稅人，最後我沒有發言權，那還怎麼幹？所以可以看到，中國在20世紀最初的十年，遵循的是資本階級成長起來之後的權利分享運動。

馬勇：可以看到，1901年清政府講的改革的方向，就是君主立憲，約束君主的權利。1905年五大臣出國考察，1906年開始的預備立憲，走的全是權利分享的路，即把君主的權利邊界給約束住，同時設立一個外腦，即議會，來維護民族資本家階級的利益。英國當年就是按照良性的狀態發展，資本家階級和國王簽約，你的權利在哪，我的權利在哪，最後實現了君主立憲。中國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頒佈，思路也是這樣。《欽定憲法大綱》中第一大條款是君主的權利，第二大條款是人民的義務，就是英國大憲章運動的東西。

為什麼（君主立憲）最後又推行不了呢？因為中國在農業文明社會耽擱太久，想要主動推行改革太難。其實1911年的時候，憲政改革日期都公布了，當年5月8日責任政府就宣佈成立了，但是大家覺得不理想，因為責任政府事實上還是一個皇族內閣，改革的目標本來就是不分滿漢，現在你腦子裏還想着皇族。可即便是這樣，也並沒有什麼人出來鬧事，真正讓改革推動不下去的是議會選舉。在當時改革的一攬子計劃中，責任政府配有「外腦」議會，君主成為「虛位君主」狀態，所有國策交給議會去辯論，日本在1891年設立國會就是這樣。但是在1911年憲政改革的最後關頭，滿洲統治者不幹了，其中的邏輯也非常好理解，我們打天下做天下200多年，你們選舉一下就可以把我們搞沒了。

因此，中國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走到這一步，辛亥革命這樣一種大的變動就成為歷史的必然，因為中國沒辦法像英國、日本那樣平滑的走向憲政架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標誌着辛亥革命的爆發，到1912年3月清帝退位，清政府的邏輯是既然妥協不了那就退出吧，我寧願退出也不能接受把我選舉下來，更何況段祺瑞等這幫推動中國共和轉型的新軍人還給皇室開出了退位優待條件。從南方北上的這些「共和黨」本意是不忍心對付自己的「老主人」（清帝國是他們的「老主人」），而這份優待條例在事實上導致清帝國的決策者不敢抵抗，不敢強硬談判，也不甘讓權，乾脆就退位享受優待，變成一個「萬年存在」的小朝廷。清帝國退位並不是清朝結束，大清這個名號、國號都還存在，中華民國是在清帝國當中衍生出來的，只不過清帝國從一個大帝國成為一個小帝國，年號仍然會順着繼任的皇帝編下去。只不過這樣的制度設計到1925年的時候被打破了，否則一個類似於梵蒂岡的「小清帝國」可以被中華民國一直優待下去。

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中國自身的社會性質，還是清王朝統治者的侷限性，辛亥革命這樣的資產階級革命都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