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專訪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美國低估了習近平的最大成績

撰文: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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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慶祝大會,在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北京天安門城樓上的宣示,和長安街對面廣場上71,000名觀眾的震天掌聲中,走向高潮。

綜觀全球輿論對「中共百年」的關注,西方國家乃至港台地區的主流討論,儼然已經從過去的「執政合法性」轉變為「中共的全球意圖」、「中國崛起的影響」等等,這當中亦依舊夾雜着質疑。在內地,國民在現實場所及網絡空間與有榮焉的參與程度及熱情,令人甚為感歎。而在歐美的冷淡不解與內地的普天同慶之間,新加坡主流精英群體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與評價,則頗有一種「冷靜理解」之感。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訪問學者、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George Yeo Yong-Boon)近來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便曾就中共歷史成績、定位、影響及所面臨的挑戰娓娓闡述他的看法。而在6月30日接受《香港01》訪問時,楊榮文針對中共的政制及政治更進一步表達了自己的理解。

民主的目標是什麼?

在此前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訪問時,楊榮文表示,「紀念中國共產黨的100年,是在標記中華民族邁向共和國歷程中的一個里程碑」,西方制度在中國、在亞洲許多地方都行不通,中國體量之巨大又令革命之路充滿曲折,「當中國人在清朝末年決心推翻2000年的帝制建立共和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像中國這樣巨大的國家,一人一票制是一種夢想,國家需要務實做法來凝聚人民的創造力、能量和團結」。

楊榮文認為,在一系列大成就和大錯誤中,中共始終在學習與尋找適合中國的道路。最終,中國找到了一種異於西方政制的民主,「中國認為自己是民主國家」,「中國的民主是基於古希臘文中的民主含義,即人民自我治理,並沒有說必須有哪一種投票制度」。

究竟何謂「人民自我治理」?中國又在如何落實這些理解?中國的民主,又如何體現於共產黨與各個民主黨派的關係?中國國務院在6月25日頒布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當中稱中國的政黨制度「實現了執政與參政、領導與合作、協商與監督的有機統一」,那麼這些「參政、合作、監督」又是如何與「執政、領導、協商」有機統一的?

對此,楊榮文向01回答道,相較於西方對民主「不同政黨通過爭取選票來競爭」之理解,中國認為「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而不是皇帝或封建領主或寡頭政治,也不是某個部落當主。投票是達到目標的手段,而不是目標本身」,是以中國對「政黨」的定義也與其他國家有很大不同。

楊榮文表示,自 1911 年以來,中國民主革命的鬥爭目標,就是從朝庭和特權階級手中奪取權力,將之予以普通民眾。而中共「小康社會」、「脫貧攻堅」的巨大努力,也正是為了這一歷史目標。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7月1日以人民行動黨秘書長身份向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致賀函,並在結尾處用中文親筆留字。(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聯合早報)

實現民主目標的手段?

目標清晰了,那麼手段呢?如何實現這個目標?

楊榮文向01表示,「當政體很大時,人們會為自己『子社區』的利益投票。在儒家社會中,人們的忠誠與血緣關係和當地社區息息相關。投票也就由此變成一場零和遊戲,人們都為自己的族群爭奪更多的利益和權力」。譬如「在一些國家,投票使少數群體能夠繼續掌權,因為他們有錢並控制媒體」,另外「許多西方民主國家也沒有強制投票,因為這會削弱某些群體的權力。新加坡和澳洲(對此便)實行強制投票」。

有鑒於這些情況,楊榮文解釋道,「在古希臘城邦,只有男性公民有投票權,女性沒有,奴隸也沒有」,而中國社會也一直有些專制,「中國歷代朝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允許高官在自己的家鄉任職,因為他們對中央的忠誠,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損害」。

更何況,「當社會過於極端時,問題就開始了」。在楊榮文看來,中國的革命者和執政者們也是因此判定「必須始終保持(政治的)平衡,這類似於陰陽--而這在中國也被稱為民主集中制,中國的高層便是基於共識來選舉」,而「當領導明智時,威權主義是軟的。套用老子的話,最好的威權根本無法被感受,是『無為而民自化』,是感覺不到的」。

當目標與手段都已經明確,那麼剩下的便是執行。

楊榮文(左)曾作為新加坡外長穿梭於各國,在2011年5月淡出政壇後,仍持續觀察中國。他曾於2012年至2021年期間擔任香港嘉里集團高級顧問職務,如今為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訪問學者。(Getty)

習近平的最大成績被美國忽視:中共的活力與健康

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沒有一人一票、「中共高層基於共識來選舉」和「民主集中制」,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專制」。而中共十八大以來的方向調整,更讓坎貝爾(Kurt Campbell)、布林肯(Anthony Blinken)等現任美國政府官員,乃至香港及台灣的很多普通百姓,都傾向於認為習近平改變乃至背叛了中共自1980年代起逐漸設立的「集體領導制」,中止乃至逆轉了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政治改革進程。

對此,楊榮文並不感到意外。他在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表示,「這取決於是誰在發言,如果希望看到一個弱勢的中國、而不是強大的中國,他們就會對習近平評價不高,因為他們希望看到中國腐敗,這樣外交就比較容易」,「中國快速發展其實已持續了很多年,但很多國家的認知還定格在中國落後的年代,直到過去幾年才因為某些原因『突然醒悟』中國體量之大與成功,因而他們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並且將這些都歸因於習近平的領導」。

更重要的是,楊榮文認為持這類「背叛、逆轉」看法的人,低估了習近平最大的成就,也即扭轉了中國腐敗加劇的趨勢。「中國共產黨是主導,其他政黨為補充,所以在中國,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活力和健康」,中國未來的發展依然充滿挑戰,需要一個非常有活力、非常貼近民生和非常開放的執政黨。

6月3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公佈,截至2019年底,中共共有黨員9,191.4萬人。但是,質比量重要。楊榮文對《聯合早報》稱,「如果你心術不正,黨籍就是負值,而不是正面價值。這是為什麼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如此重要」,「中國是一個由人際關係網絡組成的社會,『禮物』是用來表達『禮』,而『禮』表達的正是人際關係」,「就像過年時,華族的母親用心準備紅包給親朋戚友,並且問孩子『誰誰誰給了你多少紅包錢?』,大家腦中就形成一個人際關係網絡,這個思維本身就可能導致腐敗,自古至今中國都面對腐敗的問題」。

很大程度上,回想起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共貪腐情況之嚴重,以至於習需要講出「若不制止腐敗,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這種程度的狠話,再聯想到今日今時內地國民與有榮焉的愛國熱情,尤其是年輕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可,便可以知道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黨建、官員公務員治理體系提升等工作有多麼重要。楊榮文亦認為,「習總自2013年以來在反腐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讓人令人驚嘆的,沒有人會相信到他能做到這麼多」。

不過,楊榮文進一步表示,「即使如此,腐敗也只是杜絕了一半,因為在華人社會,腐敗極難根除」,且「習近平掌握的太多權力是否會導致新的腐敗形式?我還沒有看到,但它可能發生」。問題是任務是如何構建系統性的防止措施,以便更輕鬆地監測並阻止腐敗的情況。就此,楊榮文認為大數據和數字人民幣等技術應用可能會有所幫助,但這也只能在未來試驗,而且每個方案都會產生新的問題。

終了,時值中共建黨百年前夕,楊榮文在這次關於中共與中國政治的採訪中,再度向01記者強調,「腐敗可以破壞一切,破壞中國的民主。中國共產黨停止反腐的那一天,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滅亡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