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躁動｜2002-2012：以經領政的野蠻生長

2002年歲末，以胡錦濤、溫家寶為首的中共第四代領導團體形成。當時的中國，也迎來空前的國際大環境——加入世貿組織、成功申辦奧運和世博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暫時放鬆了對中共的遏制。自此，延續上一個十年「以GDP為綱」的發展思路，中國經歷了經濟增速最快、對外交流愈趨開放的十年。
然而，這段時期中共在國民心中的價值感和公信力卻日漸低落。無論是與光鮮亮麗的經濟成就一同出現的貪腐濫權、房價飛漲、處處以「談錢」為第一要務的拜金主義現象，還是中共十七大之後圍繞政治改革的討論，中共在輿論戰場的被動境況，民間對西方制度的嚮往，都可謂是那個時代的「躁動」。

外部環境空前寬鬆

二十一世紀頭兩年，在胡溫為首的中共新一代領導團體正式亮相前，時任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為繼任者掃清了一些外部障礙。

事實上，六四事件以後，西方對中共的認知相當負面。美國傳媒仍時常播送六四事件的影像，無論民間還是制訂防禦計劃的人都將中國視為潛在威脅。而彼時，中美之間剛剛經歷上世紀末的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又在2001年美國總統小布殊上任後不久發生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加劇了兩國關係緊張態勢。

此時，「9・11」恐襲事件的爆發以及之後美國對外戰略重心的調整，成為中美關係的轉捩點，為中國延續了重要的發展機遇期。美國將反恐事業放在首位，中國在江澤民帶領下第一時間向小布殊致電慰問，節制幹部及民間的反美言行，並對美國反恐事業舉雙手雙腳支持。隨着兩名領袖隔年互訪，中美關係宣告全面回溫，兩國軍事交流也恢復正常，美國亦將中國從「針對名單」中連降了很多等級，不僅表示與中國具有「開放的、具有建設性的夥伴關係」，還將疆獨組織「東伊運」列入了恐怖組織名單。在那樣的背景下，中西關係也繼續維持在較好的水平。

也正是在21世紀伊始，中國歷經十五年的談判終於加入世貿組織，開啟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道路；北京和上海先後成功申辦2008年的夏季奧運和2010年的世界博覽會，令中國在本世紀頭十年連奪全球兩大盛事主辦權，為吸收外資和提升國際形象帶來助益，也無疑增強了中國人的凝聚力，增加了港澳台和海外華人對中國的親近感。

民生政策有讚有彈

2002年11月，随着胡錦濤、溫家寶等新一代領導班子的亮相，坊間開始議論紛紛，猜測在他們治下，中國會是怎樣一番景象。雖然外媒更關注胡溫在政治改革上的動作，但從內地傳媒的報道來看，當時的民眾更關心的是領導人親民的形象，以及他們能否帶來更多的民生福祉。

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任內時刻展現自己的親民作風。在上任致辭時，他便介紹自己出身於農民家世，回憶了他那做普通教員的父母，讓在場的中外記者感到親切。他還多次強調民生工作的地位，每每在講話中流露對民生疾苦的注重，受到民間的廣泛歡迎。

當然，溫家寶親民的形象也受到網民調侃，乃至被喚作「影帝」，但是對於溫家寶任內推出的農業稅制度改革，百姓卻深有體會。2004年起，當局實行取消農業稅試點，並逐步擴大試點範圍。同年，中國糧食產量增長9%，扭轉過去4年連年下跌的頹勢，並在之後數年維持正增長。2006年，有2600多年歷史的農業稅在全國範圍徹底廢除，一舉造福了多達7億的農村人口。

曾在北京市延慶區地稅局工作的尤文富回憶，在農業稅被取消前，曾有家庭生活艱困的村婦提着一籃雞蛋前來，請求以此代替繳交農業稅——這項看上去「天經地義」的稅賦，其實卻是許多基層百姓延綿數十代的沉重負擔。免徵農業稅大大激發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許多「洗腳上岸」、外出打工的農民又「脫鞋下田」，拋荒的農田又成了「搶手貨」。以2004年就作為試點之一的湖南長沙為例，截至當年4月，早稻種植面積增加了四分之一。

這項歷史性的創舉，背後其實也有着大環境變化的因素。中國自戰國時期就有強大的政治力，對社會資源的徵集調配能力遠甚於其他文明，但這對老百姓而言，卻有着苦辣酸甜交集的感受。直到21世紀初，中國才真正成為工業國，發展出足夠的工商業，令政府不再需要仰仗農業稅收，中共實施這項改革的氣候也終於成熟。

與廢除農業稅不同的是，當局隔年推出的另一大惠民政策「家電下鄉」，未能收穫民眾的普遍好感。此一對農民購買家電產品給予補貼的政策，是在全球金融海嘯的大背景下，期望藉擴大內需市場，來彌補電子產品外銷訂單急速衰退而帶來的缺口。然而，家電下鄉的補貼比例只有13%，價位也限制在低端產品為主，令一些民眾吐槽稱「比超市打8折還貴」，這項政策也被批「雷聲大雨點小」，於胡溫施政尾聲宣告收場。

房產市場群魔亂舞

如果把「家電下鄉」比作是食之無味的雞肋，那麼胡溫時代「唯GDP論」綱領下對房地產業的過分倚重，令全民捲入一場「以房致富」的「躁動」，則成為那個年代的一大印記。

2004年起，當局出台一系列的土地新政，以加強管理和調控為名，把原先各單位擁有的土地出讓權收歸政府土地部門所有，舉而變鄧江時期土地出讓的多元化為政府壟斷。同時，全面推行「土地使用權競標」制度，即政府部門制度性地拍賣土地使用權。

在「唯GDP論」的綱領下，各地方政府要完成經濟增長的硬指標，而搞土地政策是最容易創造GDP成績的，於是利用土地新政帶來的制度之便，與企業家聯手炒作土地。

而房地產之所以能夠愈炒愈熱，本質上是因為中國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城鎮化進程，大量人口從鄉村向城鎮遷徙，令城市和城鎮的房地產需求愈加強盛。又因為房地產在那個年代確實賺錢，幾乎只要是個生意人，就無不想轉行做房地產，大批民營企業家借勢一窩蜂地搶進房地產市場，而不事生產。

及至2008年末，為了應對國際經濟危機、穩定國內經濟，溫家寶又推出「四萬億投資計劃」，將大量資金投入房地產市場，令本來已經高不可攀的房價再上一層樓，中國後來也為此承受了巨大通脹後果。而觀看後續的政策，中共也明顯意識到這種「大水漫灌」是行不通的。

在當時，中共也推出過多項政策來規範秩序、遏制高漲的房價，包括增收稅費、限購等，但效果不彰，甚至反成為房價上漲的刺激性因素，房價陷入「愈調愈漲」的怪圈，一些城市的房價在10年間上漲到10倍。

平心而論，「房地產經濟」也有其歷史作用，萬千家庭由此身價翻倍尚為其次，更重要的是房地產帶動了一系列產業，提供了無數就業機會，更為亟需用錢的政府帶來了充足的賣地收入和稅收，這樣才能有錢推動各類公共項目及政務。然而，房價的高漲也令許多基層民眾買不起房、住居空間縮窄，或者需要背負房貸當「房奴」——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日益突出。

一定程度上來說，這十年間的房地產亂象，也都是因為政府施政「唯GDP論」。鄧小平南巡後近20年，為了發展經濟而帶來的代價，正愈來愈明顯，愈來愈不可承擔，愈來愈需要解決。

社會問題層出不窮

總體上看，胡溫執政十年的「以GDP為綱」，締造了年平均經濟成長率超過10%的經濟奇蹟。但經濟上的「野蠻生長」，不僅在房地產市場產生突出的矛盾，也在社會治安風氣等方方面面，積累了許多治理難題……

上有政府不顧生態環境、下有黑心商販不顧產品質量，假冒偽劣盛行；貪腐、裙帶、官商乃至官黑勾結，權貴主義橫行，城管當街打小販，強拆房屋和冤獄事件頻傳，「上訪」成為一時國殤；軍隊裏賣官鬻爵，非送禮而無法晉升，軍隊風氣和基層士氣受到嚴重影響；城鄉和城市內貧富差距的加大，造就階級和地域間的歧視；鋪張浪費、炫富鬥艷，社會風氣愈發畸形。

以上種種亂象，藉助着互聯網的興起而關注度倍增，但官方的危機處理方式，卻每每火上提油，引起輿論更大的反彈。諸如牽動億萬人心的甬溫線動車事故，就當局在事發後掩埋車頭引起的質疑，時任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一句「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盡顯對公眾知情權的漠視、對輿情的不屑，令國民對中共、對政府的信心大幅下滑。

在這樣的時局和社會氣氛下，人民群眾開始懷疑「中共」是否真的代表他們的利益。甚至連共產黨最引以為豪的「經濟政績」，民間也不當一回事，反而認為共產黨是發展經濟的絆腳石，「不會管不如別管」。就連中共內部也人心渙散，一些大學生爭相入黨為的是撈取個人利益，一些官員嘴上說着人民卻只想着吃香喝辣。

其實，執政者明知「以GDP為綱」會導致貪腐、舞弊，乃至社會風氣淪喪等一系列問題，但為何仍決定繼續行這條路？

需認識到，鄧小平1992年的一錘定音，確立了「黑貓白貓」的階段性國策，以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發展為先，歷代領導人都「蕭規曹隨」。然而，市場經濟發展增速之時，問題必然會湧現，調整政綱的時間點也不斷逼近，領導者要把握的是，那個時間點究竟應落在何時。

顯然，胡溫治下經過權衡，認為彼一時期的中國，更加迫切需要把握內外環境的空前優勢，專注改善經濟境況。今天的國民回望一路以來中國在全球政經地位的攀升，便不難理解當初這一決定的正面意義。

對胡溫政府而言，他們心中的使命或許就是延續江朱的市場化改革之路，為發展經濟打下堅實基礎；而反腐、軍改、政改、脫貧，以至於重新塑造「中共」的形象、讓國家和社會迸發出新的活力，則是「留給繼任者做的事」。當然，這亦可能是胡溫江與習李之間的「默契」，只不過，若這些政策調整來得更早一些，當初是否就可以免於「亡黨亡國」的隱患？

民情洶湧呼喚救亡

所謂「亡黨亡國」，是在十八大時針對嚴重的官員腐敗問題，即將離任的胡錦濤與新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皆提出的警告。究其原因，在胡溫執政最後數年，不光是腐敗，這些經濟發展的「副作用」開始動搖人們對於中國政治體制信念，重燃六四以來沉寂許久的政治路線大辯論。

彼時甫興起的微博等社交網站，也助推了這波政治熱潮。一些被稱為「公知」、「大V」的文人和學者，成為宣傳西方政治路線的領頭羊，批評中國的聲音佔據一席之地。與之相對的，官方宣傳機器形同虛設，只能靠被動地刪帖、封號，來解決眼前的風波。自稱「自干五」的官方護航者們，則在輿論場上被嚴重邊緣化。

那時候的西方社會，治理問題並不若今時今日突出，中國也沒有完整建立起一套與西方對抗的話語體系，因此國民視西方制度為改善中國社會的範本。何況，當時的中共官員因其個人成長及教育經歷，亦對西方有着天然憧憬：在經濟和文化領域，主要是以西方作為教本去行改革之路；在政治路線上，溫數度提及的「政改」也引人遐想。如今美國不乏政經學界菁英認為美國犯下重要戰略判斷失誤，誤以為中國會隨着社會及經濟發展而走向西式政改——其實這並非誤解，那一代的中共官員也不乏有人如此認為，只是後來時過境遷。

誠然，中共十七大末期開始的那些政治爭論，也有受到政治權力鬥爭的影響。畢竟，各種山頭爭權的傳聞，不斷在老百姓間和外媒上被述說着。改革派中當然有人是希望中國有更好的未來，但也一定有人只是為蹭這一波「政治熱度」。至於少數「革命派」，則不免要面對大多數國民的拷問——就算對施政有不滿，但「除了共產黨，還有誰能夠治理中國？」總而言之，民間有改革訴求必然是合理的，但若認為改革就要照搬西方制度，便容易忽視改革的初衷，即是要針對本國現實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方。

事實上，回顧中共建政後的歷史，每過一段時間都會有一次政治路線的激辯，因應時勢變化而調整策略，胡溫執政後期的這次，便是1992年鄧小平「一錘定音」確立的「悶頭發大財」方針到了要調整的時候。這樣的「躁動」，也直接催發了十八大之後新一代領導班子大刀闊斧的改革，中共、或者說中國，又到了新一次確立發展路線的時候，直到中共十九大才基本落定，迎來又一次的「一錘定音」。

注：2021年作為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對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為理解中共對中國之意義，01中國將百年劃分為八個階段，於數周內以八篇文章嘗試刻畫「中國共產黨」五個字對彼時國民的意義。此為第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