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救亡｜1937-1949：國民黨何以敗？共產黨何以成？

百年前，中國共產黨承載那個年代青年的理想而生，並在最初十餘年間經歷一次次嘗試與挫敗，終達成了黨內共識，在秉持理想的同時，亦褪去了過於「理想」的一面。
時勢弄人，也就是在遵義會議乃至中共主要力量匯聚於陝北之後，1937年的七七事件爆發，中共也迎來了新的歷史階段。在那之後的十數年裏，「救亡」庶幾可謂中共的主要命題，既是在面臨日軍和國軍的擠壓下自救，亦是在戰火下更切實地聆聽國民對「救國」的呼喊。

1937-1949：由合作抗日到內戰

中共在遭受國軍的第五次圍剿後元氣大傷，然而西安事變後國共關係緩和，得以喘息，共軍更在「七七事變」後改編為國軍一員，與國府合作抗日。

在抗戰中，國軍在正面戰場直接抵受日軍進攻，多場大戰役如淞滬會戰、武漢會戰等皆可歌可泣。而共軍則在敵後戰場開展游擊，藉著建立根據地來打破日軍「以戰養戰」的企圖，平型關戰役及百團大戰皆名聞一時。

然而，國共兩黨實質上矛盾極大。中共積極在華北敵後戰場發展根據地，國府為防中共坐大，終於在1941年發動皖南事變，新四軍傷亡慘重；國軍更派遣部分最精良的部隊封鎖中共根據地。

中日在中國的廣大戰場進行拉鋸戰，而美國參與二戰則直接導致日本戰敗。至1945年抗戰結束時，中共已擴張至擁有逾90萬正規軍，並在北方的陝甘寧、山東、晉綏、晉察冀、晉南、豫鄂邊等地統轄著9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管轄人口逾1.3億，並在廣東、安徽、海南多地擁有零散部隊。

國共兩黨於同年在美國斡旋下進行「重慶談判」，然而雙方實際是「邊談邊打」。內戰全面爆發後，起初國軍發動全面進攻，取得明顯優勢，成功佔領中共控制的張家口和延安等戰略要地，而共軍則採取運動戰打擊國軍。

值得留意的是，國軍在拉鋸戰之中軍力逐漸減少，相反共軍卻日漸壯大。至1947年起，中共轉入戰略進攻，戰局逆轉。1948年秋冬，共軍在三大會戰（遼瀋戰役、淮海戰役與平津戰役）中擊敗國軍主力，共軍隨後發動渡江戰役，並最終佔領整個大陸，國府退至台灣。

五萬萬國人的呼聲：救亡

回顧這一段時期，國民「救亡」的呼聲可謂響徹雲霄。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加緊侵華，救亡呼聲已在全國各階層中響起，「全國抗日解放聯盟」、「全國救亡社」等民間組織應運而生，口號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立即對日開戰，停止剿共」也在民間廣為流傳。

自鴉片戰爭起，中國在當時已受盡列強近一個世紀的欺侮，國民一方面對外國的霸凌行徑深惡痛絕，另一方面也痛恨不論是清廷還是國府都無力扭轉乾坤。日本侵華有滅亡中國的意圖，更迫使國民發奮圖強，以拯救命懸一線的中國。國民不僅要抗日，也要求中國扭轉過去一世紀的困境，使中國能在世界上有尊嚴地存在，國人不再被視為「東亞病夫」。

國民的救亡夢想並不僅停留在口頭上，還以悲壯的方式實踐出來。在戰場上，國軍共軍以血肉之軀抵擋配備精良武器的日軍；在淪陷區，平民破壞日軍鐵路來配合國軍共軍的策略。商賈為支援抗日而在租界或雲南邊境周轉物資，數千南洋華僑甚至回國擔任卡車司機，在日機轟炸下於滇緬公路運送軍需物資。至抗戰勝利一刻舉國歡騰，各地民眾舉行勝利遊行，便是國民救亡夢想最直接的反映。

誠然，自30年代起，國府和中共都聽到國民的救亡呼聲，並以行動來回應國民。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的聲勢更是如日中天。但為什麼去到內戰時，握有近乎絕對優勢的國軍最終卻落得敗逃台灣之下場？這顯然不是純粹由於軍事策略高低所致。

失望與期望

回望數千年歷史，無論是嬴秦、楊隋、郭周，大亂之後往往需要經歷一個短暫的統一，方而後臻至大治。北洋和民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載了這個歷史宿命，在亂世中艱難地創立秩序，但又因過往問題積重而難以解決諸如貪腐、剝削、階級對立等問題。是以，國府早於30年代便已逐漸失落民心，及至日本侵佔東北，對華北虎視眈眈，國府則仍舊堅持「先安內後攘外」，終於引致國人普遍不滿。

在抗戰期間，念及中國以農業國對陣工業國日本，且士兵身體、教育素質之高下，都令得國軍共軍無比艱難。可是，在悲歌壯志之下，戰場失利並不影響國民對國軍和國民政府的信心，四川老翁贈與兒子的「死字旗」便是彼時國民決心的最佳體現。可是，在此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諸多措施，縱然可以理解，卻也都令國民頗感失望。

無論是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針，成立「防共委員會」，還是在那之後國共兩黨於陝、甘、寧、山西，以及冀南、豫北發生的多次衝突，乃至1941年1月致使葉挺被扣押、項英被害的「皖南事變」，都令國民黨遭到全國民眾譴責。

雖然在蘇聯、英國及美國的共同干預下，國共兩黨並未徹底分裂，雖然國軍依舊在抗戰中承擔正面應敵的主要角色，不過這些犧牲與努力往往被普羅大眾歸功於家國男兒的付出，無改人們對「勇於內戰、怯於外戰」的國民黨倍感失望——若是國民黨彼時能緊緊把握廣大國民對「救亡」的期待，回應各階級各群體國民的訴求，那麼後來的歷史，又何嘗不是未可知也？

而當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未能擔負起國民的期望，共產黨則不僅為公為私一再呼籲共同抗日，與此同時還抓住了國民對於「救亡」的另一層期望。共軍在1945年起陸續改稱為「解放軍」，事實上，這既是中共高超的宣傳話語，同時也是中共對自身的期許，更符合基層國民的期望。

「解放」的蘊意

如要明白為何不少基層國民會視中國共產黨為救主和解放者，則需先理解他們在國府統治下的不易。

國府雖帶領中國挨過抗戰難關，不過其官員貪腐嚴重，抗戰勝利後接收城市時的行逕近乎劫掠，出現「五子登科」（搶奪金子、銀子、房子、車子和料子）的醜態，加上國府強行以賤價兌換國民手中的日偽貨幣，形同搶奪財產。國府依靠印鈔票度日，也導致物價瘋狂上漲，國民生計被毀——這些劣行使不少原本生活在淪陷區的國民甚至認為在日本人統治下生活還更好，那麼「重光」又有甚麼意義呢？

另外，國府一直忽視貧農的需要，任由他們受盡地主和富農欺壓，承擔沉重的稅項，「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僅停留在口號上。

相形之下，中共紀律嚴明，絕少有搶奪財產的事發生。在民生政策上，更明顯向基層國民傾斜，甚至不惜犧牲富人利益。在鄉村地帶，中共在抗戰時已於根據地推行「減租減息」和「合理負擔」政策，內戰時，中共更加大土地革命，轉移地主或富農的土地到貧農手中，並在俘虜國軍後開展「訴苦大會」，向國軍的農民子弟釐清階級立場，列明「解放戰爭」的意義，穩穩地抓住了當時廣大國民的訴求。

另一方面，隨著中共反攻國府並接收更多城市，中共在受到青年學生和工人群體的擁戴之餘，亦汲取教訓，保護工商業主的權益及「勞資兩利」，首重恢復社會秩序和經濟生產，甚至在處理國民黨企業的職員時，也是維持原有待遇。這些做法使不少對中共抱戒心的人亦放下憂慮，齊心嚮往一個安穩而和平的生活。

無論後世歷史如何解釋國共內戰那段歷史，無論共產黨彼時在宣傳理想時是否添油加醋，但在那幾年間，共軍在三大會戰動員的民工均逾百萬，其中淮海戰役更有逾500萬民工參加，提供並運輸物資、照顧傷兵，甚至勇於以落後的武器騷亂國軍後方。這些歷史事實都說明了當時的民心所向。

抉擇與希望

如果說大眾只知道自己是否能分得土地、不再受迫於貪官污吏的話，那麼知識分子的抉擇則更能反映那個時代的趨勢。

不少知識份子對中共都有「民主開放」的印象。事實上，中共在抗戰時期起已推行「三三制」，即在政權機構中限制自己所佔席次於三分之一，從而擴大黨外人士的政治參與；內戰後期又籌備政治協商會議，吸納各民主黨派人士參加。

在後世人來看，當時的知識份子對中共未免有過於美好的幻想，不過相形之下，國府的憲政改革有名無實，動輒打壓學運，甚至採取暗殺手段對付異見人士，則可以理解知識份子支持中共的理由。

內戰結束後，不少如胡適、傅斯年、梅貽琦等知識分子前往台灣，這決定至少反映他們認為國府不會比中共壞。至於如錢穆及唐君毅等大儒南來香江辦學，以傳承中國文化的方式抗共，則成為香港見證時代風雲變遷的重要一頁。

不過，亦有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如陳寅恪、梁漱溟等留在大陸。選擇留下的人或者本身左傾，或者是對國府徹底失望，對新政權抱有期待，或者是出於對鄉土的留念情懷，又或者不過是無可選擇下的選擇留下。但不能忽視的是，不少知識分子乃至青年學子之所以留下，乃是因為他們在經歷了過去數十年的理想啟蒙、革命嘗試和悲壯救亡之後，終於看到了祖國因獨立、自主而統一所迎來的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