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西方鼓勵「多生」政策 中國有何可借鑑之處?

撰文:黃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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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公佈「三孩生育政策」後引起了國際輿論的普遍關注。中國人口紅利、人口老齡化以及低生育率等話題再次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事實上,中國所面臨的人口問題在其他經濟體也存在,體現出經濟發展和生育變化之間的矛盾關係。

歐美、日韓、新加坡和俄羅斯等都面臨人口問題,也出台過各種「人口政策」。內地處於快速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階段,生育率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只不過,鑑於不同國家的國情和文化,鼓勵生育的手段稍有不同。但互相也有可借鑑之處。

總體而言,不同國家鼓勵生育的措施主要包括生育津貼、育兒及兒童補貼、家庭補貼和帶薪產假等。在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俄羅斯等國比較常見。美國則更多利用移民政策及稅收減免。

在日本,政府一直鼓勵婦女多生育,但很多日本女性保持單身和不婚。日本文化也反對引進移民。一些人口流失嚴重的地區,政府提供了生育補貼和0至15歲兒童的年度補貼,另外還有單親家庭兒童補助、高額醫療費用扣除等等補貼。比如,福島縣只有7千人的矢祭町,一個家庭每生一個孩子,將收到為期10年、每年460美元的經濟補貼。

韓國最新的政策是將從2022年起對1歲以下嬰幼兒家庭每月發放一筆新的育兒補助,以及向準父母發放生育補貼;在子女未滿1歲的情況下,父母如果分別向工作單位申請休3個月育兒假,每人每月均可領取一筆津貼。

新加坡則對育有子女的家庭增加補貼額。自2021年起,新加坡對二孩賬户的補貼額最高達到9,000新加坡元(約合52,700港元),是原來的1.5倍。新加坡採用生育孩子越多政府補助越高的機制。

注重宗教傳統的國家,在鼓勵生育方面,難免受到信仰的影響。比如,在以色列,極端正統猶太教家庭,孩子多的家庭,政府給予的兒童津貼就越高,社區機構提供的專項資金也很充足。這種家庭當中的年輕宗教夫婦,也享受政府住房補貼。極端正統猶太教家庭婦女,平均有6個孩子,而普通的猶太婦女平均只有3個孩子。

在伊朗,上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後,伊朗曾鼓勵已婚夫婦儘可能多地生育,以彌補戰爭造成的人口損失。後來又施行了伊斯蘭一家兩孩的政策;到了2012年,在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強化民族認同、對抗西方生活方式」的號召下,伊朗宣佈鼓勵生育的計劃,廢除了男女避孕、節育和計劃生育的所有法令。任何限制生育的行為都被視為違法。

土耳其方面,2012年5月,總統埃爾多安認定墮胎等同於謀殺,並推動法案,限制墮胎。他曾要求一對夫婦至少有三個孩子。2017年3月17日,他又認為生三個孩子不夠,最好生五胎。在他眼中,人口多少直接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地緣政治話語權。

在歐洲,出生人數下滑尤為明顯的是意大利。意大利決定自2021年7月起為每個孩子每月提供250歐元(約合2,360港元)的補貼,從懷孕7個月到孩子21歲,提供優厚補貼。西班牙甚至在2017年設立了「性愛部長」,專門負責鼓勵生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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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羅斯,只要生了7個或以上的孩子,普京就會親手頒發「英雄父母」榮譽勳章。而且,為了解決人口問題,普京總統從2006年宣佈開展一個10年項目,阻止人口持續下滑,手段就是提供金融支持和補貼。比如,2020年,俄財政撥款5,279億盧布(約合560億港元)用於支持生育,相較2019年增加24.3%。

在產假的時長方面, 生育率相對較低的國家普遍延長了產假時間, 比較典型的是德國。從1927年的6周延長到1992年的3年; 俄羅斯的產假時間從初始的12周延長到4年半。在帶薪產假時間方面, 為了進一步提升政策效果, 扭轉不斷下降的生育率, 2009年俄羅斯全薪產假延長到140天。

但是,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成功解決人口老年化、生育率低下的問題。人口老齡化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也是單獨國家無法獨立解決的問題,很多措施都未達到預期效果。這一點在日韓最為明顯。

另外,關於引進外來移民的做法,在內地也不見得奏效。一方面,中國人口問題並不是人口多少的問題,而是人口質量與結構的問題。如果靠移民能夠解決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問題,西方本該早已找到解決方法;另一方面,移民牽涉文化傳統和民族意識,包括社會分配問題,處理不好反而會徒增其他一系列問題。

也就是説,人口問題是一個全球性問題。無論是哪個國家,要想解決人口問題,都不得不考慮社會觀念的改變、科技的進步以及經濟領域的創新。尤其是個人主義、女性權益、自由主義的盛行,包括傳統文化及宗教的影響,都很難讓哪個國家出台一套既適用於自己、又適用於他國的成熟解決方案。

不過,西方先富後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應對老年化問題。中國未富先老,加上經濟增長的壓力,的確在解決人口問題方面面臨更大挑戰。但由於特殊的政治體制、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經濟增長模式的革新,尤其是科技創新,使得中國有機會應對西方經濟體面臨的類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