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訪談｜以日本為鑑？　中國「低福利社會」情況更複雜

中國再次變更計劃生育政策，全面放開「三孩」引發輿論關注。中國稍早前公佈了第7次人口普查結果，儘管中國官員一再表示，中國人口紅利仍存，但數據表現出的狀況讓北京也無法繼續壓制外界對中長期中國面臨的高齡少子化人口危機的擔憂和議論。而中國的鄰國日本是高齡化少子化國家中的典型國家，日本政府近些年來在應對人口問題上也嘗試了很多辦法，正如日本官員説的那樣，人口危機的背後實質是年輕人羣體的危機。
那麼，對於中國此次出台這一政策的考量是什麼，面臨何種挑戰？日本的經驗和政策實踐又能給中國怎樣的啓示？而更重要的是當今年輕人的困境究竟是什麼？就這些疑問，多維新聞特約記者劉海鳴在日本採訪了有關人士，經編輯後於《香港01》轉載。

三孩政策的前方

5月的最後一天對於媒體和輿論來説是震撼的。這一天，也就是六一國際兒童節前一天，中國官方發佈消息稱，中國將再次變更計劃生育政策，這一次步子邁得更大——全面放開三孩。

而就在不久之前，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備受國際輿論聚焦。因官方遲遲不公佈數據還導致的外界的一連串猜測，英國《金融時報》甚至報道稱，「知情人士指中國人口跌破14億」。雖然之後中國官方對此報道進行了反駁，但依然不能大小外界的疑問。

中國雖然很快公佈了人口普查結果，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也表示，中國人口紅利仍存。但很多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現存的人口紅利已經接近尾聲，人口結構性問題和未來中國人口發展危機已經初步顯現。

「中國此時出台放開三孩政策，正説明中南海對中國人口在未來數十年內面臨的嚴峻形勢已經有清醒的認知。」日本全球人口觀察與研究學會高級研究員真田林理表示，中國人口面臨的挑戰在10多年前就已經見了端倪，但遺憾的是，中國政府沒有及時調整政策。

而對在此時間節點上調整政策，真田認為，中國面臨人口挑戰，政策效果落空的可能性非常高。他表示，日本在經歷的數十年的人口減少痛苦歷程，非常明顯，中國也正在這樣的一條軌道中行進，只不過中國的體量更大，前景預測更難。

真田稱，中國政府可能希望藉由政策的調整製造新的嬰兒潮，正如在上世紀50年代在中國出現的嬰兒潮那樣。但對比日本的做法可以發現，早在日本開始出現高齡少子化問題時，日本政府就已經接近全力進行類似的嘗試。

最近的安倍政權時期，政府更是提出了「一億人總活躍社會」的目標，執政的自民黨推出了很多有利於生育的福利政策，包括更好的補貼、免費的醫療和教育以及企業對於生育夫妻的照顧。

但即便如此，日本仍未能遏制住人口的整體頹勢，2020年的統計顯示日本人口減少42萬人，創歷史最大減幅，同時也是連續12年人口減少。

真田認為，即使中國國家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人口仍在增長，但從各項指標分析來看，中國人口增長確實正在結束，而中國人口出現下降的規模也是目前不可想象的，這種情況一旦出現，造成的國際衝擊也將是巨大的。

「你可以想象，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進入到人口萎縮時期，將使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受到重創，從而波及全世界。」

真田認為，中國政府放開生育政策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但是與日本不同，問題在於中國屬於低福利社會，同時發展又處於高度市場化的成長階段，社會矛盾叢生，從貧富差距問題，到社會基本保障問題（包括醫療、教育、住房等），中國目前仍在努力解決這些，但這些複雜的社會改革需要時間，而現實情況又將成為對人口增長的負面影響因素，這將對中國的政策形成抵消效應。

真田説，日本人口的負增長是伴隨着經濟停滯、社會改革乏力與階層固化產生的，人口問題可以説是一個偽命題，其背後與國家發展動能的衰落十分有關。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前期迎來一波嬰兒潮，其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徹底結束，中國轉向改革開放政策的上升期，整個國家充滿了向前走的勢頭。「但由於當時國力所限，中國政府在面對這波嬰兒潮時表現的相對保守，選擇了用政府強力進行人口管控。」

真田表示，而中國今天面臨的局面和當時完全不同，儘管國家表面上依然處於上升期，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積累的深層次社會矛盾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中國的上升勢頭開始鈍化，人們對未來的看法中，負面觀點佔比在上升，不安全感在加大。加之此前説過的社會貧富差距巨大，階層開始固化，少數精英掌控大多數社會資源的模式並由此形成與之配套的社會運行治理系統，抑制了一般中國民眾確保生育的經濟能力和國家保障能力。

因此，相應的一整套系統不發生變化，中國甚至還有可能從低生育率滑向超低生育率。

日本實踐的成與敗

日本前厚生勞動相柳澤伯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日本政府解決少子高齡化是失敗的。他認為，首先日本針對解決少子老齡化政府系統配置就出現了問題，日本政府不斷的為解決少子老齡化問題設置指揮塔，而這些指揮塔僅僅存在於中央政府層面，地方上沒有任何相關人員配置，根本無法將政策在各個地方進行貫徹，這也導致日本政府的政策執行力被層層削弱。

「目前日本政府據説將要設置『兒童廳』，但如果不改變現狀，恐怕命運也將和以前設置少子化大臣一樣，我沒有多大期待。」

柳澤認為，日本的少子老齡化政策失敗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沒有出台相應政策徹底解決年輕人的就業問題，沒有為年輕人創造穩定的工作崗位。

「此前統計來看，現在大約有4成年輕人工作在非正規僱傭崗位（小時工）上，這些崗位很多都是年輕人被迫接受的，並非是類似專業技術崗位等年輕人主動有意願接受的崗位，這種非正規僱傭在日本正越來越多。」在工作不穩定的狀況下，日本年輕人不可能考慮結婚或育兒。

柳澤表示，以前，日本施行的是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但在長期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日本已經將這種模式扔掉了，開始導入競爭和最低工資制。雖然競爭帶來了景氣狀況的改善，但是年輕人對於將來薪資能否上漲的期望也很重要。而目前，陷入長期通縮狀況的日本在薪資上漲方面給人的感覺是絕望的。

儘管認為人口增長無望，但柳澤卻認為，日本即便人口降至7,000萬至8,000萬人左右，依然有很大的希望長期保持大國的影響力。這主要取決於日本將利用科技進步保持全球領先的生產力和競爭力的決心和能力。

而對日本少子老齡化問題的解決，柳澤認為「這主要需要政府和企業轉變思路，在全社會形成『用惡劣的非正規僱傭就僱不到人，企業用更多的利潤回饋員工』的氛圍。如果越來越多的企業放棄非正規僱用，將會對日本的少子老齡化產生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