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場】從湖北書記到舒蘭書記　中共官場問責機制生變

中共吉林省委5月15日深夜發佈消息，因吉林省舒蘭市出現聚集性疫情，決定免去李鵬飛的舒蘭市委書記職務，吉林市副市長張靜輝兼任舒蘭市委書記。這是中國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以來，第三位被免職的地方黨委主官，其背後體現的是中共官場問責機制的變化。

在這場疫情中，疫情重災區湖北以及武漢官場，因疫情防控不力有多個官員被罷免。包括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以及湖北衛健委書記張晉和湖北衛健委主任劉英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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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背後的邏輯是：權力越大，責任越大。

對比可知，在此之前，中共官場的問責，通常發生在行政主官層面。2003年沙士（SARS，內地稱「非典」）疫情期間，因處理疫情不當，被免職的是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等官員。

孟學農這位「倒霉」的正部級高官，還曾因為山西臨汾市發生的礦難，二次被免職，當時他的職位山西省長。

2018年，吉林長春長生疫苗問題事件震驚中國社會，也引發高層震怒，掀起「最嚴」問責風暴。

據官方通報顯示：此次處罰的吉林地方的官員有4位，分別是吉林省副省長金育輝，吉林省政協副主席李晉修（曾任吉林省副省長），吉林長春市市長劉長龍，這3人分別被免職、責令辭職和引咎辭職；吉林省委常委、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委書記姜治瑩（曾任長春市長），被要求做深刻檢查。

涉及中央層面的官員為中國市場監管總局黨組書記、副局長畢井泉，他被要求引咎辭職；中國國家藥監局局長焦紅被要求做深刻檢查。

從上述問責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層面被問責的，包括長春市長以及前市長等，均為行政主官，並未涉及黨委主官。這在很長時間之內，是中共官場問責的慣例。

今次因新冠肺炎疫情應對不力被免職的官員，不同以往，觀察家注意到，湖北官場被免職的主要是當地黨委「一把手」——蔣超良是湖北官場因疫情發空不力被罷免的最高級別官員，馬國強則是湖北省會城市武漢的黨委「一把手」。直至此次的舒蘭市委書記李鵬飛。

對於此中邏輯，《多維新聞》曾分析稱，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中，「黨的領導」是高於一切的金科玉律。《多維新聞》指，以往除了毛澤東不曾諱言外，改革開放30年來，這一鐵律往往都是隱藏在台面下運行；近年來中國整體向社會主義傳統價值觀的迴歸，特別是隨着「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被不斷強化，「黨的領導」的強化背後，也意味着所擔的責任更大。

投射到中共官場以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中，湖北省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以及吉林舒蘭市委書記承擔防控不力的責任，其背後的邏輯也就十分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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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規定，「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範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對失職失責、危害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採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免職、降職等措施。」

免職，是中共體系內部的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措施，說明失職失責、危害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

「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對此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在2017年中國兩會期間，一向以敢言著稱的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前的最後一屆兩會定調中共黨政關係。

從「黨政分開」到「黨政分工」，一字之差，所揭示的卻是中共黨政關係變局。可以看作是，習近平時代對於對長久以來黨政關係問題的終極回答。

在上述場合，王岐山還說「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以及法院和檢察院，在廣大群眾眼裏都是政府」。按此邏輯，對廣大民眾來說，黨政以及人大、政協和司法機關其實都是「廣義政府」的一部分，很難分得開。

在這樣的邏輯之下，「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範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發生重大執政失誤或重大事故，權力更大的黨委書記被問責，也就順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