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春瑩到趙立堅 中國外交部挑起「外宣」大梁
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歇會間隙，5月9日，外交部在官網刊發了《美國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涉華謊言與事實真相》一文。
在長達近2萬字的文章中，中國外交部以清單的方式列舉了美國政客與傳媒在疫情期間針對中國發布的25個指控，其中包括「新冠肺炎病毒是『中國病毒』或『武漢病毒』」、「新冠肺炎疫情由武漢病毒研究所意外泄漏造成」、「中國一開始試圖掩蓋疫情，延誤對外發布時機，導致疫情擴散蔓延」等等。
文章將這些指控稱為「謊言」，並通過翔實的資料逐一反駁。其內容之詳細、反駁之犀利，可見中國外交部近期在對外姿態上的主動和強勢。
外交部這一動作，被視為近日中美關於輿論交鋒的一部分。在此之前的外交部記者會上，連續數日，發言人反覆被要求就關於美國政要稱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以及中國接受疫情調查等類似問題回應，而《新聞聯播》從4月末開始已多次批評蓬佩奧的國務卿「資格」甚至人格。
這便是近段時間以來中美在國際輿論中的相處狀態。4月末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曝光一份長達57頁的關於共和黨內指導競選人利用新冠疫情話題攻擊中國作為競選策略的備忘錄，這進一步曝光了美國將疫情政治化的手段。面對以美國主導的西方話語秩序與強勢的輿論影響力，在長期的中美輿論交鋒中，中國從來都是處於弱勢或是守勢，儘管擁有龐大的對外宣傳機器和高級別管理架構——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但其改變西方世界尤其美國社會上下對華態度的努力上收效微乎其微。
但近來外交部的動作似乎開始扭轉這一認知。包括上述萬字長文在內，在對外輿論的處理上，外交部的表現頗為惹眼。例如5月7日再次被問到蓬佩奧稱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時，華春瑩的回應就尤為值得注意。在澄清武漢P4實驗室一直都是在國際標準、國際合作中運行後，她更用大量篇幅回憶美國生物實驗室泄露引起的微生物事故，尤其強調了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這一在疫情期間被廣泛討論或與此次新冠疫情有聯繫的美國實驗室，並反問美國能否就其在世界各地的生物實驗室接受國際獨立調查。
疫情期間，在美國炒作新冠病毒或來自武漢病毒實驗室時，有關新冠病毒源起美軍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輿論，在美國亦很有市場。2020年3月，白宮請願網站出現一個特殊的請願帖，要求美政府公布2019年7月關閉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的真正原因。有些微妙的是，當中方拋出美軍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之際，美方對中國武漢實驗室的質疑和指責意外降温。
事實上，相較於直接掌握體量龐大的國內官方媒體和海外外宣媒體的「外宣」，無論從形式上、話語風格還是對外影響上，中國外交部（儘管它其實也屬於中共「大外宣」體系的一部分）的表現都似乎以往大不相同，也遠較「外宣」更懂得輿論交鋒中的軟硬拿捏，或者說「有利有力有節」。
以往當記者提到外界對中國的質疑時，中國總是一本正經地解釋、講道理，連措辭都十分謹慎保守，但是現在看來，中國不再僅僅是作為一個守方，而是更加積極的發動攻勢，轉守為攻。例如當中美就新官病毒互相攻訐之時，在中國官方表態病毒源頭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應該交給科學家和專業人士研究時，但這並不耽誤當美國將病毒論「甩鍋」中國時，中國也以美國將病毒傳入武漢等來打擂台。其中引發廣泛關注的便是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Twitter與特朗普、蓬佩奧的病毒源起爭論。對趙立堅來說，其網絡發言和記者會發言可能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但其指向恐怕很難說會不一致。而這這正是中國外交系統藉個人進行更寬泛自由的大外宣的一部分。
中國外交部在對外輿論上的強勢變化大概從2019年下半年開始，就已經開始顯現。當時中國外交系統人員紛紛開通推特，而駐外大使通過在當地報紙、電視台等媒體上發表中國態度的言論。這首先被西方媒體捕捉到，並稱中國外交趨「戰狼化」，及至被稱為「網紅」外交官的趙立堅走馬上任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外界對中國對外交部的這種判斷更為強化。
這種變化當然是中國外交體系整體轉變的呈現，近年尤其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以來的8年時間內，中國外交官員越來越多地展示其強硬的和進攻性的一面，中國遍布全球的駐外人員越來越習慣在世界各國積極地為捍衛國家利益發聲，並散播其價值觀念。
如果說在中美輿論戰的過程中，中國外交部的表現讓西方着實一驚的話，那麼中國另一個輿論渠道則是長期讓西方認為中國不會反擊，處於道德窪地的「罪魁」——外宣。同樣是反擊美國甩鍋中國病毒論，央視《新聞聯播》連續半月都在播出針對蓬佩奧的批評乃至人格上的指責。中宣之下國內各大官媒也紛紛跟進。但是這隻在中國國內形成一定熱度，並未在西方輿論場激起漣漪，從而變成一種自嗨。
中國外宣弱勢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顯見的一個是在國際輿論中的影響力。其中一個案例是針對美國指責中國病毒論，中國外交部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駐外使館人員也曾試圖在Twitter等國際輿論場上發動反擊時，4月13日開通不久的中國駐塞浦路斯大使黃星原Twitter帳號和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官方Twitter帳號被同日封閉，這一明顯針對中國、侵犯和壓制言論自由的行為並沒有受到國際輿論對Twitter的一致指責，中國也沒有收穫到應有的同情。這凸顯了中國外宣在國際上的弱勢地位和脆弱性。
這當然有西方對中國的偏見，長久以來，黨媒姓黨的定位是西方指責中國媒體的原罪。在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中，從來不存在性格獨立的媒體，媒體要麼是宣傳工具，要麼就是「階級異己力量」，前者竭力培育收為「傳聲筒」，而後者則以對抗思維待之，包括這些年風生水起的自媒體，也都不被認為是「自己人」，在管理上總是帶着有色眼鏡、以懷疑乃至對抗態度處理。
官媒獨大造成的後果就是其很難在大政府之下進行批判甚至監督權也被漸漸削弱，此次新冠疫情中李文亮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而在這西方的認知中就是中國媒體都是不說真話的媒體，或者說是為中共說話的媒體。這種刻板成見甚至為政要所接受。一個典型的案例是4月6日白宮的防疫記者會上，香港鳳凰衛視的一名女記者追問美方是否在與中國合作，因記者提問時連續講到許多中方措施，特朗普當時並未直接回答該記者提問，而是與該記者進行了一段有趣的對話。
特朗普：「你替誰工作？中國嗎？」 鳳凰衛視記者王又又：「不，我為香港」。 特朗普追問，「你為中國還是哪家報社工作，你為誰工作」。 王又又回答說，「香港鳳凰衛視」。 特朗普續問，「誰擁有它？中國？」 王又又稱，「總部在香港」。 特朗普則問，「是國營的嗎？」 王又又回答說，「不，不是的，是私人公司」。 聽到答案後，特朗普說，「好的，我過幾個月會給你一個好的答案……」
特朗普不是唯一一個對中國媒體抱有偏見的西方政客，甚至在西方同行中，部分媒體也是這樣的態度來看待他們的中國同行。當然，這只是外宣受困的原因之一，其實外宣不彰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宣體制僵化的惡果。
中國官媒在媒體市場中的壟斷地位，使得缺乏競爭力的官媒習慣於服膺體制慣性，最終走向輿論一元化的境地。可是，中國官媒在國內的強勢一定程度上反噬其在國際上的地位。在西方意見聚集的社交平台推特上，在中國國內具有權威的《人民日報》從2019年8月註冊至今僅有433個關注者，在國內推崇者眾的《環球時報》在國際上被視為「中共掌控下的民粹小報」，而即使早已進入西方話語體系中的「國社」的新華社也僅有1,260萬的粉絲，要知道，特朗普一人就是擁有7950萬的粉絲大戶。
這種懸殊的差異直接導致代表中國主流的聲音在西方話語世界中被邊緣化。但是中國面臨的輿論挑戰才剛剛開始，日前美國宣稱成立了一個「中國工作小組」，據眾議院少數黨共和黨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稱，該工作組的首要焦點將審視中國在美國各領域的影響，其中提到中國國際影響力對美國的衝擊、美國供應鏈過度依賴中國的風險以及可能就此次疫情對中國採取的動作等。從當前的形勢來看，以美國為主的對中國的輿論攻擊將持續，且大概率不會隨着疫情遠去而作罷。而中國將不可避免地被拉入美國政治及國際輿論的漩渦。為此，中國外交部似乎正在適應形勢，而中國外宣恐怕需要作更多的準備以應對正在到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