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駱新局】「兩辦」雷霆出擊 習近平加速部署百年變局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續肆虐之際，中國取得不俗的抗疫成績，已經實現所有高風險地區清零。然而率先進入「後疫情時期」的中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並不友好，不少西方國家質疑中國防疫數據、攻擊中國對其它國家的防疫援助是「趁機擴張」，甚至主張向中國索要賠款。特別是近期中國中央政府與治港機構在香港問題上的一系列做法，讓一些西方政客抓住機會，說中國政府在「侵犯香港的自治權」。
拿香港問題攻擊中國「以疫謀局」，只不過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一直以來秉持「中國威脅論」的慣性，同時也說明它們根本沒有看懂中共治港的「夏駱新局」。今年1月、2月，曾任青海、山西兩省省委書記的駱惠寧和曾任浙江省委書記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夏寶龍，相繼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簡稱「兩辦」），這一調整打破了過去多年治港人事的慣例，首次讓在中國政治體系下具有豐富政治經驗、屬於典型政治幹部的封疆大吏入主治港系統，標誌着中共治港思路的重大轉變。
而近期中聯辦、港澳辦的一系列動作，以及由此在香港本地與國際社會引發的種種爭議，正是新一屆治港機構遵循「積極一國兩制」的思路，以期打開治港新局面的舉措。無論是中聯辦時隔20餘年重新設立新聞發言人，還是兩辦主動發聲批評郭榮鏗等泛民議員癱瘓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運作，以及面對隨之而來的合法性的質疑，主動澄清兩辦在中央治港體系中的定位、釐清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包括港澳辦表態「堅決支持」香港警隊以涉嫌非法集結罪拘捕黎智英、李柱銘、梁國雄等人，都是對以往「河水不犯井水」的治港思路糾偏，開始敢於用法律語言「亮劍」。
這一系列「硬的更硬」的舉措背後，或許與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執政風格上強烈的「進攻型選手」有關——按照一般的思路判斷，在疫情尚未徹底結束之前，中國方面應該謹慎處理香港等「敏感問題」——同時更包含着中共自毛澤東時代以來「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的統一戰線智慧。
「夏駱新局」的出手之有力、用詞之嚴、姿態之高，與此前的治港方式相比確實大相徑庭，這既是因應於香港自身「小氣候」的安排，更是中共着眼於國際「大氣候」的佈局。對香港而言，在各種或偶然或必然因素的裹挾下，其已成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前沿陣地。
之所以偶然，是因為香港反修例風波本身是帶有偶然性的，回過頭來看，可能誰也不會想到修訂《逃犯條例》這個小浪花，會最終成為這樣一場海嘯；而之所以必然，在於香港背後是中美，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股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較量，所以不管香港願意還是不願意，都不可避免成為前沿陣地。而反修例風波的偶然發生，不過是催化劑，加速了中美兩個大國的碰撞與對抗。
中國在變，美國在變，世界也在變，而且是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可是處於夾縫中的香港卻沒有怎麼變，在政治上，習慣於將那個「利維坦式」的「中國」排斥於深圳河以北，而只在觀念上模糊地接受回歸事實及中央政府的主權地位；在經濟上，香港依然奉行着近乎原教旨的資本主義制度，依然相信政府無為而治才是最好的治理，樂此不疲地將「香港連續二十五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當做耀眼的成績拿來炫耀，卻對本是幫助其融入整個中國發展的「大灣區」規劃不冷不熱（也可能是根本沒讀懂）。
以中國為主場重塑全球化，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長期現代化議程，但香港並不真正理解這一議程，更不願意承認這一議程正在進行中。對「一國」的自然成長的不適應，對「兩制」的片面理解，讓回歸後的香港逐漸陷入無窮無盡的幽怨情緒和激烈衝突。
但這只會是適應過程中的陣痛，而不可能是常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曾在接受多維新聞採訪時指出，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與利益相比，香港自治利益與地方視角必然要經歷一個反思與適應的過程，「一定是香港適應國家戰略調整及整體利益需要，而絕不可能是相反變化。」
此番「夏駱新局」的種種動作一舉打破治港機構此前給人留下的「不想、不敢、不會」的印象，正體現了中央政府在大變局視角下對香港問題的新思路，以「鬥爭的藝術」激活政治領導力與政策創新力，實現兩制之間的互動融合及共同發展。
事實上，近期中共所展示出的決斷與執行力，又豈止單單在香港問題上。在中國內政方面，習近平在近一個月的時間裏連續視察湖北、浙江、陝西等地，釋放出的信號在防疫、復工復產、扶貧脱貧之間層層遞進（考察陝西期間還專門去「秦嶺別墅案」的事發地，強調生態環境的保護與修復）。
與此同時，中紀委書記趙樂際2020年首次地方調研的消息也於近期公開。稍早前，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一場脱貧攻堅會上約談縣委書記，而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則先後赴廣東、湖南與新疆，調研脱貧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情況。而更早一些時候，曾在抗疫一線擔任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督查組副組長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先後召開四次會議，部署掃黑除惡專項活動。
對內的恢復經濟、扶貧、生態、掃黑等工作在有條不紊地推進，在對外事務上，中國政府同樣在加速佈局。4月10日，中國海軍遼寧艦（001型）航母編隊共6艘艦船被發現通過宮古海峽，穿越第一島鏈駛向西太平洋。由於新冠肺炎在美國海軍內部擴散，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暫時處於無航母可用窘境，使得中國遼寧艦航母編隊成為數十年來在太平洋上唯一可用的航母作戰力量。中國大陸輿論場上隨之出現「武統台灣最佳時機論」，台灣軍隊更是「如臨大敵」，旋即派出駐紮蘇澳軍港168艦隊所屬的軍艦進行跟蹤監視。
南海方面，除了4月以來中越發生撞船事件和「遼寧」號的南海訓練，4月18日中國政府在海南省三沙市新設立了西沙和南沙兩個行政區，強化南海統治的影響力，而後搶先制定南海島礁與海底實體的命名，象徵中國掌握主權。一天之後，中國又宣告制定南海總共25個島礁、55個「海底地理實體」（即海面底下的地形地物）的正式命名，這是繼1983年中國的南海島礁命名之後，再一次的「主權正名」。
無論對內還是對外，中國政府在「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並未放慢腳步。尤其是中國本土的疫情已經基本緩和的情況下，中共完全沒有讓原先制定的各種方案「原地踏步」的謹小慎微，體現出典型的「預期管理」思維。
當然，新冠疫情作為全球的「黑天鵝」，對中國的內政外交不可能毫無影響，但與一些觀察家認為疫情給世界「按下暫停鍵」的觀感不同，實際上，新冠疫情是一劑「刺激劑」而非「緩和劑」，它將舊有國際秩序、地緣政治中已經發生重大問題但是尚未爆發的矛盾完全暴露出來，如全球化爭議、產業鏈轉移、中美矛盾、歐盟內部問題等等，也包括台海問題、南海問題等，當然也包括香港問題。而中共內部多年來形成的「按既定方針辦事」的文化，在當下得到充分展現，有觀點認為，「大變局」在提速，中央政府在治港問題上的既定計劃大概率也會有所提速，目前人們看到的「夏駱新局」，大幕才剛剛拉開。
當香港的「不變」與世界的「大變」發生碰撞，尤其是在「大變局」進程加速的大背景下，香港若仍然讀不懂乃至不願讀懂「夏駱新局」背後的深意，那要麼會成為中美博弈的「棋子」並最終淪為「棄子」，要麼徹底丟掉以往「平台資本主義」的優勢，成為一座再平常不過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