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中國研究已經嚴重自我半殖民地化」警醒了誰？

自最高層提出要構建自主的知識體系後，中國學術界便開始颳起了一股「自主知識體系」旋風，從法學到經濟學，從政治學到國際關係學，無一例外。

在這股風潮尚未退卻之際，歷史社會學大家黃宗智卻給中國學術界潑了一盆涼水，在最新發表於歷史與社會高等研究官網上的一篇短文中，黃宗智直言，「中國的中國研究已經嚴重自我半殖民地化」。

可能很多人並不知道黃宗智，但在學術圈他卻是響噹噹的大家。黃宗智1940年出生於香港，後赴美國學習，普林斯頓大學學士，華盛頓大學博士，師從蕭公權教授，1966年博士畢業後歷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歷史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1991年晉升「超級教授（Professor, Above Scale)」，2004年榮休。此後先後擔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兼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黃宗智因在明清農村社會、法律慣習等領域的開拓性研究而享譽海內外，近年他的視角後移到近現代中國的基層社會研究。

在《中國的中國研究已經嚴重自我半殖民地化》的短文中，黃宗智開篇即提出「問題意識」——如今，在全球範圍中，優越的重量級中國研究學術專著文獻已經主要是英文原作的，較少有中國自身生產的研究。這是個出人意外的、亟須改進的局面。

接着黃宗智分析了造成此種局面的原因，一個關鍵的原因是中國的學術體系多年以來一直有意無意地輕視，甚至等於是壓抑有份量的學術專著研究。目前，在高等院校學術評估的體系中，一本專著僅僅被賦予相當於兩篇文章，或一本譯作的等值。在那樣的制度化體制下，青年學者們大多選擇要麼寫文章，要麼翻譯外文著作，而不是認真投入原創性專著的寫作。「（專著）寫作不僅沒有受到鼓勵，實際上是被有意無意地壓抑的。」

長期以往的結果是，在近現代中國的研究文獻中，從英文原作專著翻譯成中文的中國研究文獻在數量上已經遠超過中文原作專著，並且已經大規模納入次級的英文專著。重量級中文的中國研究則相對少見，更少會被翻成英文。這就造成目前中國研究文獻的意外的尷尬狀態。黃宗智說，各種原因加總起來，形成了對局外人來說一種近乎不可思議的狀況：中國的中國研究已經有意無意地陷入了一種可以稱作「半殖民地化」的狀態，不是出於任何人的有意設計，而是源自幾種制度化因素的偶合與交匯的結果。

怎麼辦？黃宗智在文中提出建議：首先國家須要做的是重構中國目前的專著客觀環境，不是對其的輕視、乃至壓抑，而是積極的鼓勵，來推進更多重量級的中國專著的寫作，畢竟在全球國際學術視野中，專著無疑仍然乃是幾乎所有重量級社科學術領域的基礎和核心，但在中國則已經比較罕見。

其次，中國目前的學術評估體系亟須改革，亟須正視專著的寫作並給予其適當的獎勵，不可繼續像目前這樣壓抑重量級專著，基本僅鼓勵短篇幅、狹窄議題的論文的寫作。它是促成目前近乎不可思議的趨向的一個重要肇因。至於相關的中國出版社們，應該採納一種類似於相對普遍的文章評估制度，納入專業同行的學術質量評估，而不是像目前這樣，主要依賴出版社的編輯們來既負擔政治考量的把關，也做出學術質量的評估。

在文章最後，黃宗智再次呼籲併發出警醒——這是一個中國國家自身絕對不應該有意無意地贊助、協助的趨勢，而是其亟須改革和糾正的局面。今天，無論是國家還是中國的個體學者，都須敲響警鐘，改革目前的學術體系，積極參入或協助推進更多優質重量級中文專著的寫作，扭轉目前有意無意中已經形成的中國研究學術近乎自我半殖民地化的惡劣局面。

這並不是黃宗智第一次對中國學界敲警鐘，且因長期在美國求學教學，並經常返回國內進行田野調查與資料蒐集，退休後亦供職於內地高校，黃宗智深諳中西學術研究各自存在的問題，過去多年一直在急與呼。

比如面對「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學術界取得了它在美國未能取得的學術霸權」現象，黃宗智直言，在美國，即便是「主流」學術，也受到其實踐中的多元主義學術環境的制約，很不容易掌控到絕對的霸權。這正是美國自由主義「主流」的雙重性質的具體體現：一方面乃是其意識形態化的唯我獨尊，能夠導致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以及之後的追逐全球霸權；另一方面則是其同時受到分權的多元化運作的限制，導致實際運作中的三權（或多權）分立的治理體系，不允許完全集中的霸權。中國則不同，其治理體系本身帶有較強烈的一元化集權和官僚形式化的實踐傾向。因此，反倒會允許，甚至有意無意中鼓勵強大的一元化的學術霸權的成立。

具體到經濟學研究領域，黃宗智認為新自由主義學術霸權背後的推動力，不是來自美國的自由主義學者，而是中國在美國學習（或在中國但全心向其學習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種幾乎可以稱作近似「買辦型」學術的學者。這樣，才會導致完全悖論的實際，即在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侵略歷史背景下的革命後的中國，會形成一種完全外來的近乎「本土殖民主義」（indigenous colonialism） 型（亦可稱作「本土東方主義」indigenous Orientalism）的學術霸權。

黃宗智所提到的「本土殖民主義」、「本土東方主義」，也曾被不少中國學者提及。比如沈衛榮、汪暉等中國學者在21世紀初期圍繞東西之間的西藏敘事體系，提醒普遍存在於國人中的「內部東方主義」問題。至於中國缺乏重量級的中國研究專著，歷史學者馬勇在閲讀傅高義所著《鄧小平時代》後也曾發出類似感慨，馬勇說，「不知從何時起，中國的歷史學家無法對剛剛逝去的時代進行研究，更不要說描繪，我們的歷史卻總要『出口轉內銷』，要靠外國人的研究去為自己的歷史定位。我不是說外國人不能研究、不能寫作中國當代史，而是當我們捧讀如此厚重的《鄧小平時代》時，除了欽佩作者遠見卓識、中允公道外，多少有點為中國歷史學家感到羞愧，或不平。我們為什麼不能像傅高義先生那樣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閲人無數，寫出這個偉大時代的歷史呢？」

此外，鑑於中國當下的社會科學理論基本上都是來源於西方，其認識的進路往往伴隨着西方的經驗，黃宗智一直倡導「實踐社會科學」的研究，「不是從源自西方的理論以及由此得出的理論假說出發，而是從研究對象國家的實踐歷史與現實出發而後進入理論建構。」但是，這樣的實踐和理論關懷並不意味着簡單地拒斥或盲目無視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而是要與現有理論進行自覺的對話，同時自覺地借鑑和推進西方內部多樣的非主流理論傳統。此類研究還可以表明在實際層面上，在西方主流的形式主義理論以外，有必要結合西方主流以外的理論傳統去理解西方自身的經驗。

正如學者周黎安所言，一個認知中國的好理論一定能夠穿透歷史與現實，連接理論與經驗，超越左與右，融合東西方。對中國學界來說，要想建構自主知識體系，恐怕第一步是走出「自我半殖民地化」的處境。而要想做到這一點，顯然單靠學術界是遠遠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