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論】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 習近平會將中國帶到哪裡？
中共擬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這也意味著2022年連任兩屆後習近平仍可繼續擔任國家主席。消息一出，引發廣泛關注，不少聲音認為這是歷史倒退，回歸毛澤東式領導。
《多維新聞》發表專論指出，不宜斷言取消任期限制就是倒退恢復封建制或終身制。專論指中國當前法治不足，法理權威尚不鞏固，對政治強人依賴很深，因而此次修憲主要是因應複雜國情和治理體系不現代的現實。但此次海內外輿論的巨大反應，也反過來提醒中共，為了消除世人疑惑和擔心，有必要在推進改革的同時，重建政治理論體系和有管控地開放言論。
2018年2月25日，中共官媒公佈《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其中最受關注的建議是將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這意味著修憲後國家主席將無任期限制，2022年連任滿兩屆的習近平如果屆時繼續擔任國家主席將完全合乎憲法規定。
這則資訊最早由新華網英文版發佈，並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中國內地有不少聲音認為這是中國歷史的倒退，知識份子一片哀鳴，自由派更是將此與一百年前袁世凱稱帝相提並論。台灣和香港的媒體也都積極加入了這場討論。幾乎所有評論都認為，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是在為習近平四年後繼續擔任國家主席掃清憲法上的障礙。
至於西方媒體，更是直言中國政治軌跡將發生轉變，比如《華盛頓郵報》表示「中共建議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將使得習近平無限期掌權，或將改變中國的政治軌道，將中國帶向一人統治」。《華爾街日報》題為《中共修憲建議為習近平無限期掌權鋪路》的文章也稱，此舉「可允許習近平無限期擔任國家主席，令中國朝著回歸一人領導時代又邁進一步，使中國重回數十年前的毛澤東式領導」。
而另一方面，在互聯網主管部門將國內網上負面評論一律封殺的同時，中共官媒喉舌則開動了宣傳機器造勢。《環球時報》發表社評《堅定支持中央修憲建議，這是理性也是信仰》稱「這次修憲取消對國家主席連續兩屆任期的限制，有助於保持上述『三位一體』，進一步完善党和國家領導體制」。中國央視推出《央視快評：人民領袖人民愛》文章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全票當選新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是人民擁護核心、愛戴領袖最真摯的表達」，「在習近平的帶領下，中國人民踏上了朝氣蓬勃的新時代」。更為重要卻被人忽視的是，習近平剛剛改組完的「槍桿子」——解放軍和武警也積極投身其中，為修憲保駕護航。《解放軍報》在2月27日刊文《全軍和武警部隊官兵堅定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政治表態和警告味濃。
這次憲法修改有多處變動，為什麼唯有這一條惹得滿城爭議，還必須從這一條款被寫入憲法的來歷談起。
國家主席任期制的由來
眾所周知，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是領導終身制。這是因為中共早年以蘇聯為效法物件。當年十月革命和列寧（Lenin）逝世後，蘇聯在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帶領下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實行職務終身制，對整個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影響甚大。各國共產黨政權將蘇聯視為老大哥，也普遍把史達林的終身制當作正常的制度安排，古巴、朝鮮和中國皆是如此。
然而職務終身制的嚴重缺陷不言自明。隨著領導人年齡的增長，很難避免出現精力不濟、思維滯後，進而容易造成政治決策失誤甚至政治災難。中國亦不例外。毛澤東本來在革命和建國初期一直扮演著積極的領袖作用，但在職務終身制的政治現實下，晚年卻釀成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的慘痛教訓，給國家造成了痛苦記憶，成為中共至今都不願直面的歷史。
深受文革折磨「三起三落」的鄧小平對此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和切膚之痛。因此，當文革結束第三次複出後，鄧小平便著實解決領導人交接班問題，並吸取毛澤東時代的教訓，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在這個背景下，1980年鄧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在這份經常被知識份子引用和稱讚的檔裡，鄧小平直指「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的影響有一定關係，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係」，表示「任何領導幹部的任職都不能是無限期的」，要求建立退休制度。後來他又專門指出：「領導制度的改革必須在憲法上得到反映，由國家根本法予以保證。」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更是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鄧小平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主張上升為全黨的意志，明確寫道：「黨決定廢除幹部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
於是，在1982年制定憲法過程中，鄧小平等拍板決定除去特殊領域的軍委主席職務外，所有國家機構的領導職務一律定為「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自此以後，1982年以來的歷屆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和國務委員、全國人大委員長和副委員長、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均延續了憲法規定，成為了政治慣例，為海內外關注中國政治的人所適應和接納。知識界普遍認為這「健全了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強化了憲法對國家生活的規範功能」，憲法學界更是將此視為中國政治歷史進步和鄧小平在政治層面的最重要成果。
疑惑是正常現象
儘管依據中國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屬於虛位元首制，不具有實質性權力，但自江澤民時期以來，中共已經形成總書記、軍委主席兼任國家主席的「三位一體」領導體制，國家主席也隨之成為國家元首象徵。對於絕大多數不熟悉中共政治邏輯，擅長從法律層面分析問題的港台和海外社會而言，更是習慣于將國家主席視為中國最高領導職位。 因為此前中共總書記在黨章裡未有任期規定，軍委主席也只是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實際執行過程中可以連任，比如2002年江澤民卸任中共總書記後還繼續擔任了2年軍委主席，唯獨國家主席存在「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硬性限制。
現如今，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後，將意味著國家主席將無任期限制。換言之，此後中共最高領導人只要獲得黨內認可，就能繼續同時連任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 這對於不少已經習慣了「連任兩屆卸任國家主席」的人來說，確實在情感上有些不適應。一些人甚至由此產生疑慮和失望，擔心中國政治現代化和制度建設走回頭路也是正常的。
畢竟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歷史、人治官僚主義文化根深蒂固的國度來說，建立符合現代政治要求的穩定制度體系一直是頭等大事，其中尤以最高權力的依法有序交接最為關鍵，這也是共和國裡「共和」原則的本質要求。更何況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朝鮮、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都為此栽過跟頭。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那些直接將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與終身制、封建君主和毛澤東時代相聯繫的質疑，又粗暴且充滿了對中共嚴重不信任的意識形態色彩。
今日中國不可能恢復終身制
終身制早已被扔進歷史垃圾堆，今日的中國和中共也不可能恢復封建或毛時代終身制，習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來多次表現出的以史為鑒的意識，提出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些都折射出了他的現代政治意識，以習這樣的政治特質，加上已經迥異于封建或毛時代的時代環境，習近平在現在的位子上幹一輩子顯然不可能。
正如牛淚在多維專欄撰文指出的那樣，「中共這幾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成熟的思想，也處在在一個不斷現代化的過程，習近平能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把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全面依法治國作為施政目標，已經足以證明他的現代政治意識，證明他不是一個封建君主或皇帝，而是一位想有所作為的共產黨領袖。我相信如果習近平在那個位置上像毛一樣待一輩子，到老糊塗了還不放權，對中共和中國來說肯定不是什麼好事，也不會是他的初衷，中共黨內恐怕也不會同意。」
中國政治複雜性和特殊性
中國政治複雜性和特殊性 既然不是為了恢復封建或終身制，那為何要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習近平2022年連任鋪路？在回答此問題前，有必要對中國政治複雜性和特殊性有所認知。經過40年改革開放，儘管中國在經濟、科技和互聯網等諸多領域緊跟甚至領先世界潮流，但制度建設依然滯後，法治仍嚴重不足，法理權威尚未鞏固，在許多時候還在延續傳統人治邏輯，缺乏對個人自由及權利的充分理解與尊重，人民的憲制權利仍然無法得到有效保證。這也是為何時下中國雖然經濟已經崛起，但政治上終究難以服膺港台的原因。
這樣的客觀現實決定，在中國推行改革極有難度，對政治強人的依賴性極深。鄧小平即是有力例證。當年若無他的政治威望，中國根本難以走出文革和「兩個凡是」的陰影和禁區，改革開放更是難以成功推進，遑論今天翻天覆地的發展。而且他雖然力主廢除領導終身制，親自帶頭退出領導崗位，為中國政治制度構建打下基礎，但為了扭轉「六四」事件後整個國家向左轉的歧路，1992年已經88歲高齡的他還是被迫打破常規，以普通黨員身份發表南巡講話，警告「誰不改革誰下台」，才讓彼時中國擺脫「左」的思想束縛，建立市場經濟。
若簡單按照現代政治規範分析，早已退出領導崗位的鄧小平，實不應該通過南巡講話介入現實政治。但歷史的吊詭在於，他恰恰是以不合程式的方式為改革開放立下了定海神針，有力推動了中國進步，並贏得世人的敬重和緬懷。
這一切足以說明，在中國這樣一個法理權威尚未有效成型，卻面臨著極其嚴峻治理挑戰的國家，若想有所作為，就必須允許政治強人和例外情況的存在。這是分析中國政治不得不直面的現實。在這一點上，其實全世界的情況皆是如此。所謂積極有為特別是改革，往往意味著不拘一格、打破常規，即實用主義或者如中共所說的實事求是。比如，當年蔣經國若無足夠權威和實用主義政治取向，怎麼可能在台灣推動十大建設、開放兩岸探親和開啟民主化？區別的是，中國國情更加複雜和特殊，又是後發國家，政治現代化存在嚴重短板，所以在力推改革時對於政治強人和例外情況更加依賴。而這卻長期難以被不熟悉其邏輯的海外社會所理解。
四大關鍵因素
正是因為中國國情複雜和特殊，所以當新的政治強人習近平於2012年中共十八大接任最高權力後，情況才發生改變。五年多以來，習近平及其施政團隊，面臨上任初期黨內嚴重政治危機和國內外複雜的形勢，既厲行反腐和黨建，重構執政黨和中央權威，又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在相當程度上重塑經濟社會軍隊等各領域，同時還在外交上將鄧時代的「韜光養晦」與時俱進地轉變為積極有為。這一切既使得中共「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又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同時還使習近平成為毛鄧之後最有威望的中共領導人，其思想被順勢作為指導思想寫入黨章和憲法，故才有了現今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他連任鋪路的事情。
從當前中國和中共現實和習近平個人特質來看，他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應有四大因素。
第一，為了守住2012年以來的內政外交成果，保持改革的延續性和政策的穩定性。眾所周知，政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歷來是檢驗執政成效的一大關鍵指標。台灣、西方等選舉民主社會之所以經常被曝出治理困境，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政策缺乏連續性，「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領導人的頻繁更替容易造成政策變來變去，缺乏連貫性。 正因這樣，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歷任領導人都非常注重保持政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
習近平過去五年多有太多打破官場慣例的舉措，有太多大開大合的決策。比如反腐行動迄今已拿下數百名老虎和不計其數的猴子蒼蠅，挑戰了多年以來海外眼裡的「刑不上常委」等慣例。再如軍改，他推倒以前「四總部」的權力格局，重建新的軍事領導體系，並對軍事將領進行大範圍調整，被普遍認為無異于重建解放軍。 所有這一切，不但當時推動時十分艱難，而且還必須鞏固和擴大成果，謹防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彈。
古往今來，因為改革者去職或卸任造成改革夭折的歷史教訓比比皆是。比如，宋朝王安石變法的失敗與被罷職密不可分。在此情況下，習近平的連任應是為了夯實十八大以來的政績，消除不確定性，打消很多人特別是底層民眾的疑慮。畢竟一個無法否認的現實是，其實對於許多普通中國人而言，什麼限任制和制度建設都無所謂，最關鍵的是有一個能辦實事、讓他們過好生活的領導人。
第二，目標實現的需要。五年前習近平上任初期即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認為「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這句話的言外之意是在說中國已經處在最關鍵的戰略機遇期，距離1840鴉片戰爭以來數代中國人渴望的民族復興理想只剩下臨門一腳。為了達成這一目標，習近平在過去五年以「第五個現代化」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主抓扶貧，承諾在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到了去年秋的中共十九大上，他除了繼續為「第五個現代化」和扶貧背書外，還重新定義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提出國家發展2035年和2049年分別實現社會主義基本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藍圖。
這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將解決台灣問題納入其中，要在2035年完成兩岸政治定位、2049年實現國家完全統一。上述目標的實現都非常艱難和迫切，任重而道遠，對領導人魄力和能力要求極高。比如，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任務雖直接關乎2020年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空前艱巨，甚至在傳統觀點看來不大可能完成。再如解決台灣問題，在當前兩岸關係陷入僵局，訴求「台獨」的民進黨可能長期執政，且本土化、天然獨已成社會主流，加之美國因應中國崛起日益介入兩岸事務的情況下，要想真正解決兩岸問題，極具難度。在此情況下，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很難說不是在喻示他將為2020、2035和2049的目標實現夯實基礎乃至最終促成，其中尤其是讓台灣問題完成破局。正如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在《任期沒有限制，為什麼習要尋求連任》一文所言：「習近平想要連任，繼續進行已經初見成效的改革，他明白自己無法在兩個任期內完成這些，所以才要取消任期限制。」
第三，中共的政治邏輯和政治現實。從政治邏輯來看，中共歷來是一個有著強烈實踐性特質的政黨，注重實事求是，奉行唯物主義哲學。因此，無論是對於制度還是民主，中共都習慣於從工具理性層面考慮，與西方從價值理性出發迥然不同。具體到領導人更替上，西方強調制度，認為一切都應依據程式辦事，若領導人存在任期限制，那麼到期必須卸任。中共則不同，認為制度只是工具，關鍵得看實際成效，只要一個領導人有作為、能服眾，精力也可以，為何不保持適當的靈活性？
當前「候選人」不具接班人條件
從政治現實來看，中共最高層尚未出現合適接班人。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北京權威政治學者對本刊表示：「中共最高層的過渡方式，以及代際的交替是從先例、慣例、成例一步步發展和鞏固起來的，之所以今次要修改任期制，打破自鄧小平以來形成的成例，最大的根由是當前可能的『候選人』還不具備成為接班人的條件。」這是因為「從中共十八大開始，習近平的大動作不斷，被斬落的貪腐官員不計其數，包括一些政治排位靠前且比較年輕，被外界普遍猜測可能成為接班人的政治官員。這樣的大變局，是今次出現接班人真空的客觀前提」。此處說的正是孫政才，本來他曾因60後政治局委員的身份被視為接班人之一，不料因反腐落馬。
第四，習近平的個人特質。他系紅二代出身，父親習仲勳是中共元老和改革開放元勳。從小在這種家庭長大的人，固然也有成為平庸之輩的情況，但許多時候會受到父輩的耳濡目染，形成強烈的社會主義信仰和延續社會主義的天然使命感，以及敢於指點江山，有種舍我其誰、當仁不讓的政治擔當。在這一點上，習近平的特質尤其突出。他五年來在反腐、軍改和內政外交上的作為，足以印證他強烈的政治抱負和企圖心。而且他不懼輿論爭議，有一種「擔當生前事，何計身後評」的氣質。
我們相信習近平就憲法條文的相關調整，主要還是還為了制度現代化上的考慮，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應是為了與總書記、軍委主席保持一致，合乎「三位一體」領導體制，確保中共党的領導在國家象徵層面得以體現。在中共的政體設計裡，總書記代表党領導一切，包括國家和軍隊。國家主席只是虛位元首。但是隨著中國崛起日益具有全球外溢效應，海外不少人已經習慣將國家主席視為最高領導人的情況下，如果中共最高領導人只擔任總書記和軍委主席，既難免會讓外界產生疑惑，不符合「三位一體」領導體制的慣例，又會造成十八大後著重強化的党的領導在國家象徵層面的缺位。
港台和海外社會之所以難以理解，主要是由於不瞭解中國的歷史，特別是中共領導人更替的歷史，習慣於簡單套用西方傳統，拿此作為尺規。這也是為何同樣是長時間連任，西方媒體對普京（Vladimir Putin）、李顯龍都有批評，但對於默克爾（Angela Merkel）、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就鮮見。再一個原因，就是出於意識形態的不同，海外普遍不理解今天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以及習近平2012年上任以來在中國政治範式轉移式中的地位和他之於中國轉型的意義。
不讓制度妨礙改革
必須認識到，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背後是複雜國情和現實訴求，體現了實用主義邏輯，即不拘泥於制度和程式，只根據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既然當年鄧小平能透過實用主義，以不合乎常規的方式，讓中國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那麼，面對鄧小平未完成的政治現代化重任以及數代中國人的民族復興理想，習近平若能讓中國更好抓住機遇期，體現出適當的靈活性，未嘗不是一種選擇。
當然，世人的疑惑也可以理解。畢竟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終究還是要靠制度和人的雙向積極互動，既不能讓制度陷入僵化，妨礙改革，尤其像時下中國這樣處於國家轉型和發展的過渡時期更不可如此，又不能過於依賴個人因素，應縮短過渡時期，及早完成轉型，建立一套開放性和穩定性兼具的現代制度體系。唯有這樣，制度和人方能相互制約、相互促進，一起持續推動社會進步。再一個，很多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毛澤東晚年，因為搞終身制，也確實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給世人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回憶。
對習近平個人來說，透過他過去幾年的不同尋常表現和積極作為來看，我們深信他不是一個戀棧的人，也不相信中共是一個獨裁政黨，它不會不擇手段就是為了保持權位，如果那樣的話，就背離了它「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總結起來說，中共此次修憲主要是因應複雜國情和治理體系不現代的現實，並非為了回到封建和終身制。但此次海內外輿論的巨大反應，也反過來提醒中共，為了消除世人疑惑和擔心，何不在修憲過程中一邊重建政治理論體系和有管控地開放言論，一邊以更大魄力推行改革，讓中國早日完成轉型，實現「第五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目標？當有政治重大變革發生，第一反應就是進行輿論管控，在今天這個民智已開的互聯網多元資訊社會，實在不是高明的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