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食物銀行愈來愈多學生排隊：疫情導致的青年貧窮悲歌

現今，人們對於提供「食物」援助的食物銀行的需求空前高漲。除了單親家庭和獨居老人之外，最近，連離開父母獨自生活的學生們也在為保障日常飲食而發愁。通過食物銀行所看到的貧困現實是——

文：持田讓二（nippon.com主編）

深不見「底」

食物銀行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們相互共用急需食物的窮困者的資訊。神奈川食物銀行（橫濱市金澤區）事務局長藤田誠表示，根據從神奈川縣下轄的地方政府和援助團體處獲得的資訊，其中尤其令人擔心的是「獨居老人」。

例如，只能參加國民年金養老保險的自營業者，夫妻雙方都可以從65歲開始領取「老齡基礎養老金」。但日本Nissay基礎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中嶋邦夫說：「如果丈夫去世，妻子就只剩下她自己的那份老齡基礎養老金。『遺屬基礎養老金』僅限於有18歲以下孩子的情況，因此，可以領取這份養老金的老年家庭極少。」丈夫去世時妻子可以領取「遺屬養老金」的老年家庭，基本上僅限於作為上班族工作時期，同時還參加了厚生年金養老保險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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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厚生勞動省的資料，老齡基礎養老金的領取金額，2021年為人均每月5萬6479日圓。要是自身沒有房子和存款，靠這筆錢是很難維持日常生活的，因而可以接受「生活保護」。

不過，據神奈川食物銀行的藤田透露，有些人拒絕領取生活保護，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如何申請生活保護。即便民生委員登門家訪，很多人也不會表明自己的窘境，只回答說「沒問題」。「其中有些老人雖然有養老金，生活也處於生活保護以下水準。這是個深不見『底』的問題。」

養老金太低的問題，恐怕會延續到泡沫經濟崩潰後的「就業冰河期一代」（現在多為40多歲）的未來。因為，只參加國民年金養老保險的人，過去主要是自營業者，現在則有很多是「就業冰河期一代」的臨時工或非正式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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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煮飯

單親家庭的生活也非常窘迫。特別是單身媽媽家庭，母親大概率是作為非正式員工在工作，因為疫情而遭受收入減少和物價暴漲的雙重打擊。根據最新的2020年人口普查資料，日本全國的單親家庭有500萬戶，占家庭總數的9%。

在詢問食物銀行開展的活動時，筆者聽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一些情況。藤田先生說：「我們在援助單親家庭時發現，一些因逾期未交電費燃煤費而被斷供的家庭，即使送給他們白米，也無法煮飯。更何況現在水電費在上漲，類似家庭還可能會繼續增多。」企業和地方政府儲備的防災物品每隔幾年要更新一次。因此食物銀行對準這一時機，從他們那裡要來只需加水就能吃的預糊化米「α米」，用於援助這樣的家庭。

在橫濱市瀨谷區，有一個由神奈川食物銀行提供食品援助單親家庭的團體，名為「幸福分享會」。3月底有一位前來參加食品分發會的女士，兩年前因病辭去了工作，現正在專心接受治療。她的存款所剩無幾，所幸的是大兒子上大學申請到了「給付型」獎學金（日本的獎學金有兩種類型。一種不需要償還，稱「給付型」；另一種需要償還，稱「貸與型」。「給付型」原則上適用於免徵居民稅的低收入家庭，並且僅限於成績優秀者，因此申請成功的難度很大。「貸與型」相當於助學貸款，分無息和有息兩種），現在依靠他的打工收入和各種公共津貼救濟勉強維持生活。

正當為兩個飯量大正在長身體的孩子的餐費發愁之時，她從網上得知了「幸福分享會」的存在，現在每個月都會來參加2、3次活動。如今物價飛漲，有些食材太貴只能不買了。水電費也在上漲，剛過去的這個冬天，「暖氣只敢用一個被爐，一家三口抱團取暖」。

在收入減少、物價上漲的困境中，單身媽媽之間經常談論的話題，是「面向單身媽媽家庭發放的公共津貼，到孩子18歲就停了」，這讓她們煩惱不已。上述這位女士的次子（高2學生）即將18歲。一旦失去了兒童撫養津貼和醫療費全額補貼的話，「那面臨的就將是如何才能活下去的問題了」。這對於正在療養身體的人來說，是個有關生死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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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昂貴，打工減少，只能壓縮餐飲費

這幾年，有些來自地方城鎮，過著獨居生活的學生們，成為了新的窮困者。考慮到家中的經濟狀況，昂貴的學費不能完全依賴父母，然而疫情導致打工收入減少，於是他們的「吃飯」問題變得困難起來。

在神奈川食物銀行的援助下，相模原市從發生疫情的2020年開始，面向居住在該市的學生，每月舉辦一次食品援助會。3月份按理說放假返鄉的學生很多，但還是來了90人。

一位來自長野縣的大2女生，由於打工的酒店工作減少，從去年開始前來參加援助會。她不想借助學貸款，只向父母借了學費。「雖然打工收入有所減少，但靠節約還是在一點點還錢，我不想給家裡增加負擔」。從父母那裡借錢的話，還款可以比較靈活，但考慮到家裡的情況，她還是希望現在趁早開始向父母還錢。這是她考慮再三後的選擇。

援助會場不僅有食物銀行提供的食品，還有當地農戶提供的白米、馬鈴薯、胡蘿蔔，以及麵包店自製的點心麵包等，整個地區都在為學生們提供幫助。學生們仔細地選看食材，並把需要的東西裝進袋子裡。另有一名女生表示，對於接受援助 「一開始感到抵觸」，但現在已經是常客，來過10多次了。

一名獨自生活的大3男生，因為疫情導致打工的迴轉壽司店營業時間縮短，經常無法排到工作。「收入不夠，但房租、水電費、教材費等固定費用又幾乎無法節省，所以就從餐費開始縮減支出」，每月還不到1萬日圓。這天，他選擇的是白米、調理包食品、罐頭等。雖然每個月只來1次拿1袋食材，但「有和沒有還是大不一樣的」。大1時，因為疫情他只能上網路課程，之後為了打工掙錢苦苦掙扎，一晃今年春天開學，自己已經是大4學生了。「大學生活還沒真正體驗，明年就要結束了。」

收入再分配和食物銀行雙管齊下

戰後的日本經歷了快速發展和泡沫經濟，一度有「一億總中流」（一億人口皆中產）的說法，看似已經沒有了對於「食物」的擔心，但這卻在21世紀的今天隨處顯露出破綻。以研究食物銀行問題而知名的佛教大學專任講師佐藤順子說道：「為吃飯問題發愁的人多了，這種現象應該是非正式僱用開始不斷增加的1995年以後出現的。對低收入人群置若罔聞，再加上近年來的疫情和物價高漲等外部因素，單身媽媽家庭和領取微薄養老金的老年人的生活變得更加窘迫。日本國憲法第25條規定『全體國民都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權利』，這對某些人來說得到了保障，但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則已經處於不被保障的狀態了。」

吃飯問題與「貧富差距」有著密切的關係。佐藤講師說：「再分配制度沒有有效地發揮作用，這是問題之所在。例如，單身媽媽家庭的兒童撫養津貼是收入再分配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對於靠打零工維持生計的母親來說，是很大的支持。應該討論收入上限問題和津貼增加問題。」她還指出，國家有責任通過發放現金等政策來保障他們的吃飯問題。

另外，佐藤講師高度肯定食物銀行和援助團體存在的意義，不僅在於提供食品，還提供非常「細緻到位的應對舉措」。「曾發生過老年夫婦因為失智症而沒法做飯，因脫水而昏倒家中的情況。國家並不是發了錢就功德圓滿了，而是要根據受援助者的情況或發給食物，或回應他們有關生活困難的諮詢，或聯繫相關機構來洽詢，這些工作都非常重要。」

大部分參與食物援助工作的人員都是無償志工。在食物銀行的人才培養上，在保管食材的倉庫、冷庫等基礎設施建設上，政府都需要真正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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