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羅訴韋德從未勝訴，美國女性的日子又會如何？

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就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做出判決後，墮胎成為女性的合法權利，在此後近半個世紀裏，美國女性基本上能夠在沒有法律、健康風險下接受墮胎。但如果最高法院從未判決「羅伊」勝訴、墮胎從未在美國合法化，如今的美國和美國女性地位會是怎樣的？要理解羅訴韋德案給美國和美國女性帶來的變革，從這個答案中或可略知一二。

20世紀50年代，美國各州執法人員突擊非法墮胎診所並不是什麼罕見的事情，接到鄰居舉報的警察會潛伏在診所外，看到數名女性抵達後便闖入，並對診所內等待墮胎的女性進行盤查。在一些州份，女性可能面臨訴訟，也有州份只懲罰進行墮胎的醫務人員，但當事女性仍要在警方監控下接受醫學檢查，並被迫出庭作證。

在那個年代，有效的避孕措施剛剛問世不久，受各州法律以及普遍的污名影響，許多女性要不根本對避孕缺乏認知，要不就是無法獲取避孕工具。如果沒有羅訴韋德案，美國或有不少女性無法擺脫傳統家庭角色的桎梏，又或是鋌而走險、進行代價高昂的自主墮胎。

差不多50年過去後，69歲的Barbara Schwartz無比感謝最高法院當年的裁決。她知道，1976年時她做出的墮胎選擇，讓她得以從事百老匯劇場的幕後工作，甚至成為劇場職員工會的第一批女性成員之一。

通過那本厚厚的《黃頁》（通訊目錄），時年23歲的Schwartz找到了一家墮胎診所的電話，在那裏進行了墮胎手。她最終得以進入《貓》、《西貢小姐》等著名百老匯劇目的後台，看着舞者們匆匆忙忙的換上服裝、搬運道具的工作人員叼着手電筒從擁擠的人群中穿過，全情投入那個對她來說充滿魔力的地方。

Schwartz有幸在羅訴韋德時代成年、步入職場。二戰結束至1970年代前，大批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女性社會角色發生變化，新一代年輕女性抱着職業而非家庭理想成長起來，如果沒有羅訴韋德法案，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女性將無法自主選擇結婚生子的時機、獲得更好的職業前景和穩定收入，往往只能選擇直接結婚生子。

1965至1969年間，美國白人女性奉子成婚的比例約為60%，到1980-1984年，這個比率降到了42%。15至19歲的年輕女孩中，每1000個就有70人生了孩子，她們或是主動輟學，或是受到來自學校和周邊的壓力而被迫停止接受教育。女孩的父母可能會假裝把她們送去「探親」，實際上則是藏在私人養老院或其他地方——儘可能遠離交際圈。

1970年，美國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不到21歲；只有四分之一的年輕女性在高中畢業後入讀大學，僅約8%的成年女性完成了四年的大學學業。到了1980年，美國平均結婚年齡提高到22歲。在18至24歲的美國女性中，有30%的人從高中畢業後進入了大學，約14%完成了四年制大學學位。15至19歲的年輕女孩的生育率，也跌至每1000人當中的50人。

儘管在墮胎權以外、避孕手段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都大大拓寬了女性的發展可能，但墮胎合法化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衣架、編織針：無數婦女因墮胎而死

1973年以前，那些因危險的自行墮胎而身亡的女性同樣不該被忘記。以往女性的「墮胎工具」包括衣架、編織針、鈎針，還有便是求助於地下診所和無牌助產士。當然這都是極危險的墮胎方法，歷來有多少婦女死於墮胎，答案也是永遠不得而知：不少家庭都不願把這些「醜事」宣揚開去，通常的情況下，婦女非法或自行墮胎後因感染而死。

1966年1月，《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刊登一篇報道，標題為：《許多女性墮胎後付出死亡的代價》，當中引述了當時華盛頓醫院中心的首席產科住院醫生John Skilling，他表示在華盛頓最常見的墮胎工具，是一根連接在拉直的鐵絲衣架上的橡膠導管。「最近我遇到一個26歲女孩，她自己躺在床上用鏡子做了這個手術，她沒有300美元去找墮胎醫生，也丟不起打字員的工作。」

任何時代也好，無法負擔養育子女的女性都會嘗試一切辦法墮胎。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數據顯示，1950年至1973年間，墮胎合法化使得流產感染死亡數字下降了89%。

在美國，這樣的情況，在非法墮胎或因墮胎而死的情況，普遍較貧窮的黑人婦女身上更加常見。也不讓人意外，美國婦產的死亡率在黑人身上比例一直都比白人更高，就算到了2000年代亦然（見上圖）。因此，這次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裁決後，黑人婦女權益也成為關注焦點，《洛杉磯時報》26日刊登的一篇評論，標題更直接形容「羅伊的終結將是許多黑人女性的死刑」（The end of Roe will be a death sentence for many Black women）。

事實上，短短五十年間，美國女性的生活樣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推動這一變化的種種因素中，墮胎的合法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今，美國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已經推遲至27歲，25歲至34歲女性之間結婚率從1970年的81%降至43%，沒有子女的比率更是超過一半；25歲至44歲女性中，大學學位持有者從1970年的11%增加到41%，管理層崗位佔有率也增加近30%。

像Schwartz一樣的羅訴韋德案的最初受益者們，在退休後重新投入了維護墮胎權的工作，不少在診所做陪護員。67歲的Debra Knox Deiermann就在聖路易斯擔任診所護工，她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感嘆說：「我的上帝，這一切都被帶回來了。我實在無法相信如今年輕婦女將不能獲得我們所擁有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