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訴韋德案│墮胎權左右美國政治：列根與宗教右翼的政治聯姻

美國保守主義的代表領袖、20世紀最重要的總統之一的列根（Ronald Reagan），曾發表著名的《墮胎與國家的良知》一文寫道：「當我們在談論墮胎時，我們正在探討兩個生命——母親以及未出世的孩子。如果我們輕視後者的生命，那麼我們就一併輕視了所有其他人類生命。」
類似的道德論述主導着今天的反墮胎運動，以基督教福音派為代表的反墮胎選民與共和黨捆綁，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政治勢力集團，使得墮胎成為少數具有如此強大政治動員力的單一社會議題。如今，在美國最高法院於6月24日推翻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中奠定維護的女性墮胎權後，墮胎權之爭在日後恐再成為當地政治的熱門議題。

在19世紀中期以前，墮胎在美國各州十分普遍，污名化並不嚴重，報紙上刊登的墮胎藥物或手術的廣告也不罕見。事實上，在種族隔離時代不少墮胎發生在受到奴隸主強姦而懷孕的黑人女性身上，故就連當地最早的墮胎藥物也是黑人女性的發明。但跨種族間的生育被視為禁忌、會玷污白人血統和基督教信仰，因此墮胎不僅被默許，甚至是被鼓勵的。

當時美國雖然採用英國普通法中對墮胎的規定，將在出現胎動後（一般在孕期的四到五個月後）的墮胎當做輕罪處理，但由於只有女性本人能夠證實胎動，因此因墮胎被起訴的案例非常少。此外，作為確認懷孕的唯一可靠方法，胎動也成了民眾劃分胎兒究竟是人還是潛在生命的標準。

然而，在1840年代，一批醫生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組成了最初的反墮胎、「生命權」倡議團體。由於缺乏系統性的規管，當時醫療界充斥着缺乏專業訓練的各類治療師，包括針對女性的生殖保健。這些專業醫生於是試圖通過立法禁止墮胎來排除那些無牌營業的競爭對手，規定只有面臨生命威脅的孕婦才可以經執業醫生墮胎。與此同時，來自歐洲的天主教徒人口自1815年美國開放移民後迅速增加及壯大，讓原本佔主導的新教人口感到憂慮，他們認為禁止墮胎能讓女性教徒生下更多後代。出於這兩種考量，19世紀末反墮胎勢力成功的在全國各州推動禁止墮胎。

反墮胎勢力的「種族隔離學校」之憂

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的重大轉變下，這一局面再度發生了變化。

196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劃時代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止公共空間的種族隔離和歧視性行為，還禁止了針對不同信仰、性別的歧視；與此同時，女權主義、同性戀平權、性解放運動，以及以嬉皮士、毒品為標誌的反文化浪潮湧現，社會面臨一場道德和信仰危機，離婚率創下新高、毒品泛濫；70年代的水門事件和越南戰爭的失敗進一步加劇這一危機，宗教界感受到傳統基督教道德和價值觀受到嚴重挑戰。傳統上，與社會和政治保持距離的福音派（evangelical）、基要派（Christian fundamentalism）等美國基督教右派開始以前所未有的熱情介入國家政治。

前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上台後，繼續落實該法案內容，通過國稅局取締對存在種族隔離學校的免稅資格，這一事件尤其觸動基督教保守派的神經。當時，密西西比州、佐治亞州等地的白人家長不願意讓子女與黑人學生同校，於是從過去全由白人學生組成的公立學校退學，建立起私立基督教學校。但受到國稅局不豁免政策影響，這些學校財政受到巨大影響，難以維持運轉。感受到危機的保守派宗教領袖們試圖動員新興的宗教右翼選民，以維護這些有種族隔離傾向的宗教學校。其中一位關鍵人物——宗教右翼政治運動的謀略家Paul Weyrich認為，如果能把宗教右翼另一股龐大的勢力——福音派也調動起來，就可以形成一個強大的票倉，來推翻國稅局對白人宗教學校的不豁免政策。

1975年，民主黨總統卡特（Jimmy Carter）領導下的國稅局取消了一家福音派旗艦學院——鮑勃瓊斯大學（Bob Jones University）的免稅地位。對於許多關注這一問題的福音派領導人來說，這間大學是守住白人基督教學校的最後一根稻草。然而，感受到危機的宗教保守派領導者明白，保護白人基督教學校的倡議很難調動基督教保守派選民的熱情。前者帶有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難以吸引福音派教徒，相關政策在聯邦層面亦必然受到阻撓。

「救星出現」打造宗教右翼聯盟

另一方面，在上述「種族隔離學校」問題發生的同時。在Weyrich和福音派人士的一次策略會議上，有人提出了利用墮胎議題這一方案作倡議的重點。相比白人學校，墮胎不那麼有爭議性——聖經對生命權利的態度顯然是毋庸置疑的，一旦在墮胎與殺人間畫上等號，墮胎便成為一個不可妥協、非黑即白的問題。

不過，動員福音派教徒沒能一蹴而就。在1973年羅訴韋德案判決前後的幾年時間裏，福音派教徒對這個問題絕大多數都無動於衷，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天主教問題」，當時福音派權威亦認為，生命的源起是一個有爭議性的問題。直至70年代後期，一位名叫薛華（Francis Schaeffer）的神學家——當時基督教界的風雲人物，成為Weyrich等人的助力。他於1976年發表的書《前車可鑑：西方思想文化的興衰》，痛斥西方文化因為脫離基督教信仰而陷入混亂，在基督教徒間引發熱烈反響。

1979年，薛華帶着一套以反墮胎為主題的系列電影——《人類到底怎麼了？》（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 ）——遊走全國進行放映和宣講，電影當中嬰兒玩偶被零零散散的扔在死海海岸、慘白面頰上塗着血跡等影像令人印象深刻。由此引起的反墮胎活動給了Weyrich和其他希望建立政治聯盟的基督教保守派人士重要的契機和燃料，吸引了當時仍對墮胎甚至時政都漠不關心的福音派，並在隨後幾年埋下更深遠的影響力。

列根和其身後「道德多數」

就在薛華在全國各地奔波之際，身陷政治危機的時任總統卡特即將面臨與共和黨候選人列根競逐連任。而不久前結束的中期選舉給了Weyrich信心：在艾奧瓦州，政治團體「支持生命行動委員會」（Pro-Life Action Council）幫助共和黨候選人Dick Clark擊敗民調上遙遙領先的民主黨對手；在紐約州，來自成立不久的生命權黨（Right to Life Party）的州長候選人獲得了逾10萬票；明尼蘇達州的反墮胎共和黨候選人奪得了參議員及州長之位。

1979年，他和來自南方浸信會的知名牧師、傳教士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共同創立了名噪一時的宗教右翼政治聯盟「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吸納了從福音派、基要派到天主教徒、乃猶太教和摩門教徒，他們在全國上下積極推動選民登記、進行遊說活動，吸納了數百萬成員，成為美國宗教右翼勢力進入政治舞台的代表。

在1980年的大選中，「道德多數」選擇站在了共和黨候選人列根身後。大選前夕，列根在美國德州達拉斯的大會上對一萬名福音派教徒發表演講，譴責國稅局的惡行、宣揚神創論，獲得了雷鳴般掌聲、歡呼聲。70%的福音派人士最終在這次大選中投票給了列根。政治學者後來將達拉斯演講稱為共和黨與南方浸信會（福音派的代表教會）的「結婚儀式」。

自此以後，宗教右翼和將他們凝聚起來的反墮胎議題，在美國此後幾十年間作為列根的政治遺產，在一輪又一輪的選舉周期中，成為共和黨總統和議員們的鐵杆票源。與此同時，維護選擇權及墮胎權益亦成為了民主黨政客們的主張，拉攏女性及基層選票，久而久之墮胎權也成為今日美國最政治化的議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