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俄羅斯│伊拉克、委內瑞拉前車可鑑：國際制裁只苦了老百姓？

因應當前的俄烏局勢，西方多國祭出史無前例的嚴厲制裁，導致大量資金和技術人才離開俄羅斯。據《華爾街日報》指出，戰事經已令俄國經濟萎縮10%，為蘇聯解體以來最差的表現。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Sergey Sobyanin）於18日更宣稱，該市將有20萬人面臨失業風險。
回顧歷史，過去伊拉克、委內瑞拉、蘇丹等國家遭到國際制裁時，每每適得其反的未能阻止當下戰事和事態問題，一般民眾往往受害至深...

透過制裁作為懲罰手段的歷史頗為悠久，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戰結束後，關於通過國際組織實施制裁的辯論更是屢見不鮮。當時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即聯合國前身）允許在五種情況下使用制裁，包括違反聯盟盟約第十條、在戰爭或戰爭威脅的情況下、聯盟成員不支付仲裁裁決時、當聯盟成員在未將爭議提交聯盟理事會或聯盟大會的情況下參戰時，以及當非成員與聯盟成員發生戰爭時。

國際間早期的制裁例子，包括有1935年阿比西尼亞危機（Abyssinia Crisis）的一次，當時意大利王國入侵衣索比亞帝國，衣軍迅速潰敗，首都阿迪斯阿貝巴於1936年5月被意軍佔領，皇帝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流亡英國，最終衣索比亞帝國併入意大利王國一部份。英法為首的國際聯盟因而對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意大利實施經濟制裁，惟拒絕實施兩項重要措施，即禁運石油和封鎖蘇伊士運河。

此外，還有日本於二戰期間遭遇美國、英國、中國、荷蘭的「ABCD包圍網」經濟制裁（取名四國英文首個字母），迫使日方因而最終與美、英兩國談判。

較近年受制裁的國家亦多不勝數，包括上世紀90年代有因入侵科威特及被指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伊拉克、因1996年屠殺達爾富爾阿拉伯人的蘇丹、涉及911恐襲的阿富汗、涉及2014至15年內戰的也門，以及去年軍事政變後人權問題的緬甸等。

從伊拉克到委內瑞拉　平民傷害深...

全球經歷了眾多的制裁個案，不難發現一個教訓，就是制裁往往並非，對平民百姓的傷害很大。舉例，1990年8月6日至2003年5月22日期間，伊拉克因入侵科威特而遭聯合國實施全面金融和貿易禁運。制裁的最初目的是迫使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支付賠償，並披露和消除一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以往有研究指出，制裁期間造成的營養不良、缺乏醫療用品，以及因缺乏清潔食水，導致伊拉克的疾病發生率很高，或造成該國高達50萬名兒童死亡。雖然此一數字存在不少爭議，但不少研究均指出制裁與大量兒童死亡個案有關。此外，制裁還導致伊拉克人均國民收入顯著下降，嚴重影響當地民生。

另外，美國「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研究亦發現，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8月以來實施對委內瑞拉的經濟制裁，經已造成數萬人死亡，並迅速加劇了人道主義危機。這當中的原因是相關制裁減少了當地的食品和藥物供應，增加了疾病和死亡率。此外，制裁也導致當地石油產量急劇下降，對當地經濟和平民百姓造成了巨大傷害。

美國對委內瑞拉的金融和貿易制裁，對當地經濟和人民造成毀滅性打擊，並阻止該國從嚴重的經濟蕭條和惡性通貨膨脹中復甦。負責該研究的經濟學家 Mark Weisbrot曾表示制裁是故意破壞委國經濟：「制裁剝奪了委內瑞拉人的救命藥品、醫療設備、食品和其他必需品進口，根據美國和國際法以及美國簽署的條約，這是非法的行為，國會應該採取行動阻止。」

還有美國長達20年對蘇丹的制裁，為當地經濟帶來了嚴重影響。據蘇丹政府估算，自1997年起的制裁導致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400億美元。美方的單邊制裁不僅加劇糧食、能源、經濟危機，傷及蘇丹民生並引發新的人道後果，還導致該國通脹嚴重、就業機會減少、民眾收入下降，為和平安全帶來許多不穩定因素。

上述常見的國際制裁，以往不時因人道主義原因受到批評，因為它們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也可能對普通公民造成額外傷害，如美國政治學者Dursun Peksen表示，制裁會削弱目標國家的人權。還有意見認為，實施貿易限制只會傷害普通民眾，而不是政府精英。

制裁解決不了問題

誠然，支持制裁的人士認為，不管制裁對一群人的影響如何，這些公民很可能已經受到政府的壓迫。他們還認為，與不採取任何行動相比，制裁是最好的替代工具，而且在沒有制裁的情況下，專制政權沒有改革的動力。有研究指出，美國和聯合國的經濟制裁通過平均每年降低GDP增長3%，對目標國家的經濟產生了顯著的影響，負面影響通常持續十年，目標國家的人均GDP總體下降達25.5%。

不過，國際社會亦有不少人反對制裁，認為制裁是促進民族主義價值觀和削弱國家文化的一種方式，而且制裁的實際效果往往存疑，或難以達到政權更迭等主要目標。

英國外交官格林斯托克（Jeremy Greenstock）認為，即使制裁可能效果不大，但制裁之所以受歡迎，不是因為它有效，而是因為「若想對一國政府施加壓力，沒有其他事情更值得做」。比利時法學家Marc Bossuyt則認為，在非民主政體中，制裁對政治結果的影響程度存在爭議，因為這些政權大多對民意的反應不那麼強烈。

回到當下的俄烏戰爭。自戰事開始以來，美國為首的西方多國即便經已發動強力的對俄制裁，依舊無法改變俄羅斯矢志要解決安全問題的決心。而且，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利（Josep Borrell）早於3月10日已表示，歐盟「對俄羅斯金融制裁能力已達極限」。

然而，儘管已到極限手段，但如今烏克蘭戰火仍然激烈，可見西方領頭的對俄制裁不僅無法實現「俄烏停火」的目標，連帶的全球糧食危機、能源危機等廣泛危機亦只見惡化，像歐洲對俄欲實施能源制裁，卻「自損三千」。更重要的是，即便中國、印度、東盟、非洲各國等均參與對俄制裁，俄羅斯平民將會深受其害，同時為未來埋下仇恨的種子。政治問題最好還是在談判桌上解決，與其輸送武器或在經濟上狠下重手，倒不如務實的促成外交談判，讓戰事得以早日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