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之前　美國官員應認真讀一讀馬列

近期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Robert Charles O'Brien）在美媒《華盛頓郵報》撰文斥責中共「恐怖鎮壓」與強迫役使維吾爾人，並藉機抨擊馬列主義認為個人沒有內在價值，再加上美國駐華使館微博發佈「中國奴隸 勞工製造」合成照攻訐維吾爾「奴隸勞工」的事情來看，可知美國指責中共與馬列主義的要點在於少數民族政策與勞工權利。不過若是稍微了解社會主義與共產黨沿革的人，都不難發現這兩項恰恰是馬列主義著墨甚多的核心，也更是資本主義至上的美國的政治軟肋。

首先是少數民族問題。美國的少數民族政策主要有兩大焦點，一為印第安人，一為黑人，後者還涉及奴隸制的存廢。眾所皆知，身為美洲原住民的印第安人，打從英、法、西班牙等國殖民者侵入後，便不斷遭受或驅或殺的命運，還因缺乏對歐亞大陸病毒細菌的免疫力，導致人口不斷銳減，動輒十者僅存二三，倖存的印第安人又在白人壓迫下失去家園。

第七任美國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1767─1845年）所說「只要青草在生長，只要河水在奔流，他們就可以永遠擁有這片土地」，真相是美軍舉着槍枝端起刺刀，強迫大批切羅基人（Cherokee）遷徙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將祖居地讓給貪婪的白人地主。還有殘存的蘇族在1890年困守在貧瘠的保留地裡，結果被仍懷疑渠等想「叛亂」的美國派出騎兵團在傷膝河（Wounded Knee）大肆屠殺，從此徹底粉碎印第安人任何有組織的反抗力量。

假使美國官員有研讀馬列主義裏關於民族自決的段落，還有聞知列寧曾為了反對大俄羅斯主義而提倡少數民族享有自願分離與聯合的權力的話，或許白宮會對長年的屠戮感到愧疚，也不會在瓜分完印第安人沃土後，只留給他們物質條件無法自足的空曠保留地維生，更不會在1934年頒佈看似促進印第安權益、實則忽視現實的《印第安重組法案》（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該法案表面上允許印第安部落成立自治政府，但其實仍是強加白人體制給印第安人，根本不是按照傳統的部落會議組織領導機構。而且法案迴避印第安人人數衰微、倖存者又多遭白人強勢文化宰制的現況，也未改變政治與經濟條件的不平等，單純地以為回復古風就是為印第安人好，反而造成認同撕裂，以及凸顯白人的傲慢心態——因為連印第安人反對與否都得照白宮法令規範，若不公投就會被逕自認定接受。這導致表面接納法案的部落雖有189個，但反對的也多達77個。因此表面聲稱「人皆生而平等」實則更照顧白人的美國，真有善待少數族裔的意願嗎？

至於黑人問題就更不必說，馬克思在南北戰爭（1861─1865年）期間，就對美國聯邦政府否認是為解放奴隸應戰不以為然，對聯邦軍將領弗里蒙特（John Charles Frémont，1813─1890年）因沒收奴隸主財產和釋放黑奴、結果反遭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解職一事，譏諷美國除去「妥協製造者道路上的障礙」。

假如美國日後願意傾聽馬列主義者的意見補救，就不會在黑人平權的道路上行進得那麼顛簸；也不會忘了兌現眾議員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1792─1868年）說要給每個黑人「40英畝土地和1匹騾」的承諾，讓黑人淪為只享有投票權卻毫無生產工具的貧民；更不會在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打起馬列主義的旗幟爭取平等時，反而通過分化與暗殺的暴力手段加以撲滅，致使黑人迄今仍在高呼「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至於勞工權利，當美國資本寡頭們鎮壓工運時，絲毫不比面對印第安人與黑人手軟。1886年，美國共有11,562家公司的35萬名員工爆發爭取八小時工時制的罷工示威，結果芝加哥派出180名警力開槍鎮壓，造成乾草市場大屠殺（Haymarket massacre），導致起碼200人死傷。同年太平洋鐵路公司的任意解僱引發襲捲西南部的大罷工，官方的應對方案是出動七百名國民警衛隊。儘管新奧爾良曾有九名警官表態「不管我們多麼需要，我們也不能從自己的工人兄弟嘴裏搶飯吃」，拒絕前往保護鐵路公司財產，但這種義舉的下場就是遭判刑監禁三個月。

還有1891年，田納西煤礦公司強迫工人簽署反工會的合同，也不准核對挖掘多少煤炭以領取報酬。更叫人憤怒的是，公司還要求薪資以白條支付。忍無可忍的礦工們掀起武裝鬥爭，翌年再度掀起全國性的罷工潮，結果美國依舊派出國民警衛隊壓制。而鋼鐵寡頭卡耐基鋼鐵公司，還乾脆在工廠外築起超過三公尺高的柵欄，上頭佈滿槍眼，藉以威嚇工人不許罷工與要求工資。

因爭取權益而死傷的美國工運層出不窮，但美國上層階級不但不為所動，最高法院法官布魯沃（David Josiah Brewer，1837─1910年）還於1893年向紐約律師協會寫信稱「社會財富由少數人掌握，這是恒久的法律」；耶魯大學畢業的牧師康維爾（Russell Herman Conwell，1843─1925年），甚至還宣傳道：「我同情窮人，但真正值得同情的窮人是很少的……在美國所有的窮人之所以受窮，都是其自身的缺點所致」。顯然，這批權貴們從未想過結構性貧窮的主因，正是因為生產資料遭自身壟斷的緣故，跟德行無關。而當貧窮的工農想起身爭取名為「平等」的財富時，權貴們的反應則是以法律與槍炮回敬之。

資本化的趨勢，隨着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後向海外擴張的腳步而更快速，而新自由主義的信條，更加劇美國產業空洞化與日愈依賴軍工利潤的惡劣情勢。這既把資本主義的剝削行徑擴散至第三世界，同時又惡化美國本土工農的生存處境，精準再現了列寧批判的帝國主義輸出形式。因此假如美國官員們願意接受馬列主義扶助工農的主張，那麼或許同時身兼工人與詩人身分的羅森菲爾德（Morris Rosenfeld，1862─1923年），就不致寫下「每天為了工作 我起早貪黑，披星戴月 當我深夜回到家裏 孩子怯生生地望着自己父親，我看着親生兒子也形同路人」的哀苦詩句；或許美國也不必走上軍工複合體的血腥道路，國內群眾更不致面對產業外移與海外國家仇視的惡果。

在意識形態的束縛與冷戰歲月影響下，美國官民習慣將馬列主義、共產黨目為推翻現有秩序的動亂代言人，罕能思索何以馬列主義的精粹曾打動無數貧苦百姓，更不願反思自己擁戴的「美國價值」是否只圖利少數人。因此資本主義最發達、同時階級與民族問題分化也最嚴重的美國，倘使仍找不到改革制度困境的出路，不如聽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的建議，認真找些馬列主義的書籍翻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