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英美體制的「醫療貧富懸殊」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肆虐歐美，不但帶來即時性的經濟危機，而且，更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亦陸續浮現—不同階層的溝壑在疫情中似乎愈顯遼闊。
看看美國和英國的情況。美國的公私營保險計劃導致的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引發各界對於醫療制度下貧富差異的爭議；英國的國民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有全民醫療保險的含意，多年來被視為歐美醫療保障制度的典範。然而，疫情導致NHS超出負荷，自英國醞釀脫歐，不少來自歐盟的醫護人員都選擇離開英國，這會否導致醫療體系瀕於崩潰？
美國：被醫保制度遺忘的基層民眾
過去幾十年，美國醫保一直是沸沸揚揚的社會熱話，亦是多屆總統選舉的辯論焦點。適逢大選年，加上這場世紀大流行疫情，堵截醫保制度的漏洞更迫在眉睫。
目前，美國政府已經立法，為民眾豁免新冠肺炎的病毒檢測費用，惟醫療費用並未豁免。針對社會上的弱勢人士，美國聯邦政府一向為65歲或以上美國公民及低收入人士提供「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和「貧困者醫療補助保險」（Medicaid）。倘若新冠肺炎確診者是「聯邦醫療保險」的適用人士，可按其受保範圍獲理賠部份或全部醫療費用；若確診者是「貧困者醫療補助保險」的適用人士，則幾乎不需支付任何醫療費用。
然而，上述只是政策層面的討論。實際上，醫保制度存在漏洞。美國社會有很多醫保制度下的「夾心階層」被遺忘了。
零工「夾心階層」拒主動求診
舉一個例子：如果求診者懷疑自己染上新冠肺炎而主動看病，醫生診斷後認為求診者「沒有染上新冠肺炎」，並拒絕讓他進行病毒測試（由於試劑盒供應短缺，醫生有理由按照求診者的病徵診斷，優先分配給最有需要的病人），求診者仍然需要支付診金及相關醫療費用。理由是，求診者沒有進行新冠肺炎病毒測試，這並不符合美國政府「埋單」的要求。如果求診者沒有參與私營醫保計劃或保額不足，同時又非公營醫保所涵蓋的人士，他需要自掏腰包支付所有或部份醫療開支。
美國這類「夾心階層」為數高達數千萬，他們當中有很大部份是＊「零工」（gig worker）。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估計，全國「零工」總數大約有2,300萬人。因為疫情的關係，這批獨立工作的自僱人士頓失穩定收入，一部份人沒法繼續支付保費，當中更大部份的人根本就沒有購買醫保。換句話說，他們很可能需要面臨昂貴的醫療賬單。這個憂慮恐怕會窒礙他們主動前往醫院或診所求診，以及進行病毒測試。
*「零工」（gig worker）：指採用彈性工作時間和地點、沒有固定僱主的自由職業者。互聯網時代的新興「零工」工種，有外賣平台送遞員、網約車司機等。近年，快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令更多人經平台應用程式接洽工作，投身「零工」行列。
由於不少新冠肺炎患者只會出現輕微病徵，甚至無病徵，故很多不願承擔昂貴醫藥費的「夾心階層」，非不得已都不會主動求診。倘若這類人士未被當局所發現，而又一直活躍於公眾場所，將會加劇社區傳播風險。更甚的是，有些民眾可能因為醫療費用過高而拒絕就醫，最終病情惡化（甚至沒有確定有否患上新冠肺炎），未趕及送到醫院便已在家中病逝。
美國媒體認為，官方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數字可能遠比現實為低，因為數字沒有包括在家病逝的新冠肺炎患者。紐約公共電台（WNYC）估計，紐約市每天有約200人在家中逝世，比平常日子的20至25人多出近十倍。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承認，有理由相信這些多出的死亡數字與新冠肺炎有關。
有醫療保險亦難保無憂
即使有購買私人醫保的人士，若染上新冠肺炎，仍有可能需要負擔昂貴的醫療費。雖然確診者的檢測病毒費用可獲豁免，但進入診療過程後，美國政府並不會為確診者埋單，亦未有立法要求保險公司承包新冠肺炎患者的全數診療費用。
根據醫療政策研究機構凱薩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估算，新冠肺炎重症者可能需要承擔超過20,000美元（約15.5萬港元）醫療費用。即使購買醫保，重症者平均醫療費亦高達1,300美元（約1萬港元）。
因此，對經濟能力較差的低下階層來說——無論有沒有醫保——將會比經濟能力較佳的富裕人士，背負更大財政壓力。
英國：遭折翼的全民醫療典範
英國的醫療制度與美國截然不同。首先，在這場新冠肺炎危機下，英國民眾至少不需要面對高昂醫療費用。這並非因為英國政府特意因應疫情危機，撥款豁免所有新冠肺炎的檢測及診治費用，而是因為早在半世紀以前英國已建立NHS體系，英國民眾幾乎可免費享用大部份公家醫療服務。
英國民眾可通過NHS體系看病或進行體檢，所需的醫療費用，基本上是由納稅人繳費的公家財政儲備所支付。不過，若然希望避免長時間候診，病人可以選擇到私家醫院看病及接受診療服務。
世紀疫情大流行令公家醫療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負擔，擁有8,482張病床的私家醫療體系臨時與公家體系合作，提供相關醫療設備予正在康復的新冠肺炎患者或不需使用深切治療服務的病患。公私營醫療體系「合流」，令NHS體系的呼吸機數量增加兩成，並為前線注入5,000名醫護人手。然而，即使人手增加，NHS應對疫情依然吃力，前線醫護只能咬緊牙關，照顧源源不絕的病人。
戰後樹立全民醫療榜樣
NHS制度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時，英國政府大幅增加對緊急醫療服務的撥款。大戰結束，政府希望把戰後英國構建為福利國家，於是將全民醫療定為建立福利國家的準則之一，乘機整合及重組戰時醫療資源，組建成全方位的醫療保健服務系統。
工黨在1945年的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後，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領導的內閣成功在1946年通過國民健康服務法（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繼而在1948年成功建立NHS，英國公民基本上可以免費享用絕大部份醫療服務，為普羅大眾及工人階級解決「有病無錢醫」的社會問題，並奠定全民醫療的福利主義基石。此後，NHS成為政黨爭取選票的基礎政綱。即使其後保守黨重新上台，也不敢碰NHS分毫。
保守黨和工黨多年來就着調整NHS收費範圍及豁免對象一直拉鋸多年，因為NHS幾乎涵蓋病人從看病、診治、用藥、住院到做手術的大部份醫療費用，其經費全部來自政府撥款，故此NHS是政府年度預算表上的一大負擔。
2010年，保守黨卡梅倫（David Cameron）上台執政，其時正值金融海嘯後整頓期，新政府務求在各方面節省開支，實行緊縮政策。相應地，撥給NHS的公帑資源大幅減少。2010年起，政府撥給NHS的每年開支平均增長僅1%。在此之前，NHS體系建立半世紀以來，政府撥給NHS的每年開支平均增長達4%。換句話說，卡梅倫政府明顯減少了分配給公共醫療開支的財政預算。
緊縮政策致質素難保障
2010年初，NHS在英格蘭地區有約14.4萬張病床，但過去近十年的財政緊縮迫使當地縮減約1.7萬張病床—去年11月，NHS在英格蘭地區的病床數目跌至最低點，只有約12.7萬張。
此外，NHS促使大部份英國民眾通過公家醫療體系接受診療，前線醫護人員工作量已不勝負荷，保守黨的醫療緊縮政策，意味着限制醫護人員薪酬加幅。工作量持續增大，薪酬待遇的增長卻不符比例，導致醫護人手迅速流失。
2016年，數千名NHS前線醫護人員曾展開大罷工，抗議所得薪酬過低及過度勞動。英國皇家護理學院（Royal College of Nursing）的數據顯示，2010年以來NHS護士的平均薪酬不升反跌，下降了8%。
脫歐斷臂更見資源凋零
雪上加霜的是，英國落實脫歐以後，大批來自歐盟國家的外籍醫護人員因擔憂工作前景，過去兩三年間陸續離英，更令人手短缺的問題惡化。據護士與助產士委員會（The Nursing & Midwifery Council）的數據顯示，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有3,962名來自歐盟國家的護士離開英國。前來英國註冊工作的同類護士只有805人，人數比前一年下降近90%。脫歐公投前，脫歐派曾承諾每年政府會增撥180億英鎊（約1,722億港元）予NHS，然而，在2018年，時任財政大臣夏文達（Philip Hammond）增撥給NHS的財政預算只有16億英鎊（約153億港元）。
英國皇家護理學院指出，目前單計英格蘭地區，護士人手空缺高達4萬個。在倫敦協助進行病毒測試的生物醫學研究員Francis Yongblah說：「工作量開始增多，我們每天要做50個病毒測試，但很快可能便要做100至200個。我們需要改變工作節奏，才可以應付如此龐大的需求。」就連他們這類非前線醫護人員也要承受沉重的工作量，遑論前線的醫生和護士了。
在一般情況下，相對有經濟能力的人，可以轉而接受資源較充裕的私家醫療服務。不過，需要依賴NHS的普羅大眾及低下階層，在資源短缺下所分配到的醫療服務自然被攤薄。
疫情時期，確診病例一律經由NHS處理，惟爆發初期，病毒檢測劑盒短缺情況下的優先分配次序，或可以反映英國醫療制度依然存在某程度上的階級差異。英國《衛報》報道，連前線醫護都未能優先得到檢測機會的情況下，有部份私家醫院卻收取昂貴費用，為求診者進行病毒檢測。
若求診者願意付400英鎊（約3,827港元），私家醫院便可為其進行病毒檢測。《衛報》相信，演員艾德里斯艾巴（Idris Elba）和一些足球球星，就是以這種方式接受檢測。不過，英國公共衞生部反駁指，政府從未審核任何私家檢測方式，形容當中有些檢測可能「並不準確」。
一直以來，英國民眾經常投訴NHS的輪候時間過長、普通門診人手不足、「要等一兩個星期才能看病」云云。面對疫情，NHS體系不勝負荷，醫療服務不足之下，又談何公平分配？保守黨政府緊縮醫療政策和後脫歐醫療體系之弊端，在疫情下原形畢露。
人手及醫療設備不足，讓志在貫徹公平醫療理念的NHS在這場大疫症下進退失據，失卻本身優良立意，亦令衞生部門難以有效控制疫情，使英國成為確診數目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
上文節錄自第211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27日）《從醫療體系窺探英美抗疫成效 醫療貧富懸殊種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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