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ON】打破性侵黑箱　「不像日本女人」的伊藤詩織

2019年12月18日，東京地方法院門口傳來一陣陣激動的尖叫聲，在支持者、傳媒鏡頭的包圍中，伊藤詩織高高舉起寫有「勝訴」字樣的標語。「說實話，我現在還不知道作何感想才好……但總算能寫下一個句號。」她說着話時不哽禁哽咽。

日本#MeToo第一人、勇敢的倖存者、女權勇士……一路走來，這位31歲的女記者似乎頭頂諸多光環。4年前，她自揭「安倍御用記者」、日本TBS電視台記者山口敬之強暴，從此走上一條幾乎從未有日本女性走過的維權之路。然而，挺身公開性侵遭遇，卻被社會上反部分人斥責「不像日本女人」。這樣的伊藤詩織，又能否觸動這個國家一眾沉默的性侵受害者們？

儘管得到很多支持，我（在裁判中）仍然感到非常不安、孤獨……今後各位若遇到和我有相似經歷的人，希望能報以同樣溫暖的目光。

性侵民事案勝訴當天，伊藤詩織在法院外對聲援她的人們說道。裹着厚重圍巾的瘦小女子，微笑着卻泫然欲泣，一如她2018年出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紀錄片鏡頭前的模樣。

與大多數日本女性相比，伊藤詩織無疑是「幸運」的：記者身份以及與外媒聯繫，在歐美留學、工作的背景，一口流利英文。這些均是她對抗施害者的利器——畢竟山口敬之在日本傳媒界德高望重、背景強大，更曾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傳記。不過，在部分日本民眾眼中，這些「不像日本人」之處卻反過來成為她的「原罪」。

自立少女　為「脫離軌道」出國

沒有日本女性的精緻妝容，或者腼腆的儀態，伊藤詩織予人感覺相當西化，卻是出生自一個不折不扣的傳統日本家庭。1989年，伊藤詩織在神奈川縣出生，是家中長女，一家五口生活在市郊住宅區。她在自傳中憶述，自己幼時相當調皮，總是帶着小朋友們四處探險，並且「正義感爆棚」，常常把惹是生非的男生弄哭。

平成年代出生的日本年輕人，不時被貼上「沒有競爭意識」、「缺乏自己主張」、「渴望安定生活」的標籤。但這套成見不適用於平成元年出世的伊藤詩織，她從小能言善道、極有主見，9歲開始做兼職模特兒，賺下的錢日後悉數用在留學費用上。在高中入學考試那年，伊藤詩織因病住院，不得不暫時休學，卻開始思考未來的另一種可能。

「在（初中）學校裏，只有泯然眾人，和大家保持一致，方能安全……你不准脫離既有軌道。」伊藤詩織回憶，她曾因從事模特兒工作而經歷校園欺凌，而因病被迫缺席高中入學考試，正正為她提供了「脫軌」的機會。可見早在少女時代，她便展現一種不願循規蹈矩、不懼怕「不一樣」的人生態度。

說服父母後，伊藤詩織遠赴美國堪薩斯州讀高中，之後輾轉於德國、西班牙的大學，最終如願以償，進入紐約大學修讀新聞。之後，她回流日本，在路透社實習，並四處發郵件尋找工作機會，其中一封寄給了TBS駐美分局局長山口敬之。接下來的事，已經為世人熟知。

「真正的日本女性不會這樣做」

據伊藤詩織所言，性侵事件發生於2015年4月，在警方調查未果、檢察官對山口敬之作出不起訴決定後，她在2017年5月向日本傳媒公開身份與經歷，要求檢方重啟調查。鎂光燈下，身穿黑色恤衫的她神情鎮定，說話時只偶有聲線顫抖，鮮少顯露身為「受害者」的脆弱。

然而，質疑與指摘從四面八方接踵而至。山口敬之一方的激烈反駁，在路上被不明車輛跟蹤，這些或許也比不過各種網絡暴力的殺傷力。最匪夷所思的陰謀論，聲稱她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鮮間諜」、「中國商人」。在不少民眾看來，「真正的日本女性不會這樣做」，因「談論這些關於性的私事令人羞恥」。

在網上搜索伊藤詩織的名字，「說謊」、「謎團」、「真面目」等字眼比比皆是。因為是日本第一個站在鏡頭前、實名指控加害者的性侵倖存者，加上自身經歷的特殊性，她被部分當地傳媒描繪為一個極端異類，在民眾眼中也變得愈來愈「不像日本人」。

無論多麼小心翼翼、步步為營，伊藤詩織也許終究拋棄了作為記者、女人、甚至只是普通國民，在日本度過平凡生活的可能。公開身份之後的兩個月內，她極少出門，在家中寫下三封「遺書」，信中叮囑親友：「我絕對不會自殺，（若我出事）一定要調查到底」。2017年7月，不堪重負的伊藤詩織接受英國一間NGO邀請，移居倫敦。

由#MeToo到#WeToo　不再是一個人的運動

身處這樣的社會環境，「日本#MeToo第一人」的路並不好走。每一步棋都是一場豪賭，都必須走在最關鍵的時刻：召開新聞發布會時，正值日本國會推動性侵刑法修正案；2017年10月出版自傳《黑箱：日本之恥》，也是希望藉助全球#MeToo運動的影響力。

書籍出版方希望用她的正面照作封面，卻一度被其否決，「因為好像在說：這只是在『伊藤詩織』這個人身上發生的事，性質特殊，（對讀者而言）產生一種距離感。」伊藤詩織解釋。少女時期特立獨行的她，如今在講述性侵事件時，反而最不希望人們認為她有多麼「特殊」，因其實誰也可能遭遇這樣的噩夢。

最初決定公開身份時，連家人也反對，自細跟她最親的妹妹曾經問她：「為什麼這件事非要你來做不可？」但伊藤詩織認為，正因為若她忍氣吞聲，未來這樣的事也會發生在像妹妹這樣的下一代日本女性身上。「任何時候，我的聲音都能化作你的聲音，或者你珍視的人的聲音。」她在自傳中寫道。

儘管搬離日本，但伊藤詩織繼續與國內運動團體合作，將原本似乎是她一個人的「#MeToo」，逐漸擴大為「#WeToo」。這個社交傳媒口號，不要求倖存者們公開身份，而是鼓勵所有反對性侵的民眾一起發聲，強調日本女性是「命運共同體」。此後，伊藤收到不少性侵倖存者的匿名信件，也有更多機會回到日本，參加宣傳反性侵的社會活動。

爭議背後　講述最日本的故事

「人們稱讚我是強大、勇敢的女性，但其實我是無能之輩。我跟大家期待的不一樣。」同時背負光環與罵名，伊藤詩織不無迷茫。一方面，她是社會活動家、自由記者，其為半島電視台、亞洲新聞台製作的紀錄片在2018年雙雙獲獎；另一方面，她在法庭上的抗爭舉步維艱，由於刑事案遭檢方拒絕起訴，最終只得以民事案形式入稟法院。

在日本輿論中，她也仍是爭議性人物，有家不能回的窘境未曾改變。離開日本一年後，被問到是否想回國，她感慨：「我也希望像以前一樣毫無恐懼地上街，過普通人的生活……但是生活還要繼續（life goes on）。」

個人經歷與傳統日本女性形象的矛盾，難免令伊藤詩織成為異類。但無可否認的是，不少日本女性都曾經歷性侵，卻是沉默的一群。2015年，日本當局一項調查顯示，逾六成強暴或性侵倖存者從未將遭遇告訴任何人，僅4%曾報警。從這一角度講，伊藤詩織講述的也許是與日本女性的人生最貼近的故事。

《黑箱：日本之恥》的封面最終還是採用伊藤詩織本人的照片，只因攝影師的一句話說服了她：「你背後還有一張張看不見的臉，你的照片是為了讓人們看見他們的面孔，聽見他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