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產假】憂「父親騷擾」不敢請假　日本職場的「好爸爸」困惑

揹着嬰兒在廚房忙碌的媽媽，在飯桌上看報紙等待晚餐的爸爸，不少日劇常常呈現這樣一幅傳統日式家庭的景象。不過，伴隨社會觀念轉變，愈來愈多年輕一代的日本爸爸更願意參與育兒與家庭生活中。然而，在日本想做「好爸爸」絕非易事。他們要闖過的第一重考驗在初為人父時已來臨—向老闆請侍產假。雖然在法律上，日本男士享有的侍產假福利絕不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但職場文化卻令他們有假請不得。

「他們毀了我的事業、家庭生活，毀了我在日本的時光，讓我的生活舉步維艱。這一切只因為我夠膽請侍產假。」在日本工作了三十年的Glen Wood對《香港01》記者憶述。

這場噩夢始於2016年3月，剛剛當上爸爸的Glen結束四個月侍產假，回到東京大型證券公司Mitsubishi UFJ Morgan Stanley Securities上班。自2012年入職以來，他的事業一帆風順，請假前已經坐上銷售經理位置。

Glen沒想到自己的人生會因侍產假而天翻地覆。「（高層）直接奪走了我的工作。我放假期間，他們告訴客戶和同事，我背叛了公司，不再值得信任，並且有很大可能不會復職。」

請侍產假＝職場叛徒？

接下來將近兩年，Glen在辦公室再也無事可做，並淪為處處被排擠的「透明人」：兩次被降職減薪，同事不瞅不睬，上司故意不接聽他的電話。「秘書總會告訴我，老闆今天不在公司，但我明明看見他就坐在房裏面。」

Glen形容，公司的種種排擠舉動其實相當幼稚（childish），但同時是「日本職場處理不受歡迎人士的典型方式」，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泡沫經濟時期便已見識過。正是因為熟知這一模式，Glen更加被激起鬥志，堅持不主動辭職。直至2017年底，Glen被通知無限期停職，他隨即將公司告上法庭，起訴其不正當解僱（wrongful termination）。由於向傳媒揭穿事件，Glen在翌年春天正式被公司解僱，理由是他「謊稱」自己經歷職場騷擾。

案件原定於今年7月5日開庭，不過Glen於6月中旬在社交網絡發布影片，呼籲網民關注事件及到法庭旁聽，短片至今錄得逾30萬人次觀看。在原定開審日，法庭以「旁聽人數過多、恐引致混亂」為由，決定將審訊延期至10月。

在日本，男職員因養育孩子遭受不公待遇的現象被稱為「父親騷擾」（パタハラ，即英文Paternity Harassment）。Glen的事件令這個話題在當地持續發酵，今年6月末、7月初接連有兩位在知名企業工作的日本男性員工，也因侍產假糾紛而起訴僱主。

政策支援慷慨　現實寸步難行

事實上，從勞工法例層面，日本當局十分鼓勵男性僱員申請侍產假，相關政策的慷慨程度在全球也是數一數二。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規定，在職爸爸在子女滿一歲前可以請假，並可通過政府的僱傭保險系統申請補助金。在侍產假首六個月，補助金額是僱員稅前原收入的67%，超過六個月後，這個比例調整為50%。

原則上，侍產假補助金由僱主代表職員向政府申請，但僱員亦可自行前往相關部門辦理手續。申請人必須滿足兩個條件：（1）受保（即僱傭保險）期在12個月以上；（2）承諾侍產假結束後復職。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公布2018年的調查數字，分析多個中、高收入國家的產假法例，當中日本允許男職員提請52周侍產假，獲得相當於30.4周的工資，後者在所有受調查國家中最高，前者亦屬第二高。與此對應，日本女職員可以申請58周產假，獲得相當於36周的工資。

日本政府積極為職場爸媽提供政策支援，主要是為了提高長期低迷的出生率，同時鼓勵女性參與就業，改善老齡少子化、勞動力短缺的狀況。當局2018年末估算，該年度出生的嬰兒數目只得92.1萬，是自1899年有記錄以來最低。2017年，日本新生兒出生率僅1.43，連續兩年下降。

諷刺的是，儘管有資格享有侍產假，實際上「願意請假」的日本爸爸卻寥寥無幾。政府2018年統計數字顯示，孩子未滿一歲的在職爸爸當中，僅6.16%受訪者申請侍產假，距離當局目標—2020年達到13%，仍存在一定差距。

與之對比，根據《經濟學人》2014年報道，近九成瑞典新手爸爸請過侍產假。英國律師行EMW Law的2014至2015年度的調查則指，英國申請侍產假的職場爸爸有34 %，雖然未算理想，但比例仍遠高於日本。

日企重視忠誠　請假被視軟弱

侍產假法例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背後，離不開推崇「忠心」的日本職場文化。在不少僱主眼中，優秀的職員不僅要恪盡職守，更必須通過加班、犧牲個人時間來展現對公司的忠誠和責任心。反之，因個人事宜請假的員工，容易成為「道德綁架」的目標。

加拿大籍的Glen在2015年得知伴侶懷孕，預計在尼泊爾分娩。由於兒子將於加拿大境外出生，若想取得加拿大護照，必須由Glen親自帶孩子到加拿大駐尼泊爾大使館辦理手續，因此Glen需請假出國。當年10月，Glen的兒子早產出世，更一度陷入危險。Glen向上司提出申請侍產假，卻遲遲得不到正式批准。他在11月初先行離開日本，公司最終在12月才同意他申領侍產假。

回歸職場不久，Glen與伴侶達成協議，由他獨自撫養孩子。在育兒和工作不如意的雙重壓力之下，這位單親爸爸一度患上抑鬱症。「公司並不在意我正在經歷什麼。他們唯一在意的是，我請了侍產假，這個行為被視作背叛（treason）和軟弱（infirmity）。」

「在日本，一個典型觀念是，當男人進入職場便意味他娶了公司（Typically in Japan, when a man joins a company, he marries his company）。爸爸們入職時必須做好心理準備，這一文化仍舊盛行。」 Glen解釋。

當然，經歷「爸爸之苦」的不只加拿大人Glen，只是不少日本男士對情況默然接受。對於嫁給日本丈夫的香港媽媽Wing來說，這種職場文化並不陌生。2015年移居大阪後，她誕下一子一女，但丈夫合共只請過兩日年假照料她。「他怕世俗眼光，擔心公司的同事黑口黑面，因為日本人覺得請假會麻煩到同事。」

懂職場潛文化　港媽體諒丈夫

「生第一胎時，我問老公：『你會不會看着我生產？』他答：『要看公司給不給假期。』那一刻也會有點傷心。」不過，Wing表示自己曾留學日本，也試過在香港的日資公司任職，因此能夠體諒丈夫在職場的難處。「請假已經無關（他）愛不愛你、體不體貼。他會覺得，請假之後公司想炒你就炒你，到時全家都沒飯食。」

「只有在日本工作過的人才會明白那種壓力。」 Wing認為，香港僱主較有同理心，員工請假也更容易。在她看來，日本政府的侍產假法例，充其量是給職員一個選擇的機會，「但實際上又有多少人請得下手呢？」

日本政府2017年的數據顯示，當地企業管理層職員當中，女性僅佔13%。根據人力資源公司瀚納仕（HAYS）同年的統計，香港的女性管理層職員則為33%。日本職場高層職員大多是年齡較大的男性，他們更傾向認同「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觀念，變相令新手爸爸在考慮請侍產假時擔憂被貼上「自私」、「縱容妻子」的標籤。

不過，放眼全日本，男女家庭分工的社會觀念也許正在悄然改變。日本九州大學2017年調查發現，男職員評估其他男同事對於請侍產假的看法時，有別實際情況，他們以為其他人覺得請侍產假負面，這種「想像中的群體規範」（perceived group norm）造成同伴壓力，令年輕一輩的在職爸爸不敢申請侍產假。研究同時指出，儘管「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在八十年代獲大多數日本人認同，但這觀念在千禧年代已經逐漸失去支持。

育兒帥哥計劃　扭轉傳統觀念

原本在不少日本人心目中，沉迷工作、有上進心，象徵了男性魅力，傳統的父親形象多為疏遠家庭生活的「工作狂」。當地有一句諺語「地震、雷、火事（即火災）、親父（即父親）」，描述世上最恐怖的事物，可見「嚴父」形象有多深入人心。

為扭轉這家庭觀念，日本厚生勞動省自2010年開始實行「Ikumen」計劃，這個詞是將日文中「育兒」（いくじ，ikuji）與「帥哥」（いけメン，ikemen）相結合。各市縣政府紛紛舉辦以爸爸為對象的育兒講座和親子活動，描述男性養育孩子的漫畫和電視劇也層出不窮。

不過，「Ikumen」計劃只限於宣傳與公眾教育層面，並未涉及在職場、婚姻中與性別平等相關的結構性問題。此外，也有日本男士對於「育兒帥哥」這概念感到尷尬，或抱怨疲於應付來自工作與家庭的雙重要求。另一方面，一味英雄化爸爸在家庭生活中的貢獻，也可能令一些媽媽心生芥蒂。

無可否認的是，日本的社會風氣已經逐漸轉向，愈來愈多年輕人崇尚男女平等的理念。面對這股風潮，當地根深柢固的職場文化究竟能否自我調節？

Glen相信答案是樂觀的。這位單親爸爸現今帶着三歲的兒子暫居加拿大，等待下一次開庭。令他驚訝的是，自從案件曝光及引起社會迴響之後，有四間日本企業先後聯絡他，委託他就公司內部處理職場騷擾的機制進行風險評估，例如舉報者是否得到保護、「零容忍」政策是否有效。

Glen的電郵信箱至今已收到數以千計信件，逾三成來自日本男士，不少講述了他們經歷的職場「父親騷擾」。但是，「因為訴訟費用過高、耗時太長，很多人無法起訴僱主，事件只能不了了之。」他的案件雖然尚待裁決，但已成功令日本社會更關注新手爸爸、職場性別平等、家庭觀念等多項議題，也提醒日本企業須正視「父親騷擾」的不良文化。

「日本現今有機會作出表態，制訂適宜的政策，同時也可以讓更多日本人能夠輕鬆地選擇生兒育女。」 Glen說道。

上文節錄自第176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19日）《日本職場的「好爸爸」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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