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句點的一戰 未殆盡的民族主義（下）
一百年，在歷史的長河中看來不算長，只是親歷過那場戰爭的士兵或平民基本上都已離開人世，後人如何看待、汲取那段歷史教訓才是當前要思考的。對當日深陷戰爭泥沼的國家來說，一戰的意義究竟是什麼？1918年11月11日，這個日子來到今天，還有何意義？
終戰百年紀念活動在歐洲此起彼落，巴黎及倫敦的活動尤其盛大。法國是一戰的主戰場，140萬名法軍在一戰中陣亡。美國總統特朗普、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俄羅斯總統普京等約80位國家領導人在周末到法國出席紀念活動。法國總統馬克龍早在一周前已開始出席紀念活動，馬不停蹄走遍曾是戰場的11個省，包括死傷最慘重之一的莫朗日（Morhange）戰場，是自戴高樂於1961年途經該處後，首次再有法國總統到訪。
此行除了悼念一戰，馬克龍也「順道」訪問車廠、安老院及出席投資講座，被視為極具政治目的，落區挽救低迷民望。他在這段時間亦再次呼籲建立歐洲軍隊，揚言「面對中國、俄羅斯甚至美國，（歐洲）要保護自己」。
相比起來，戰敗的德國的一戰紀念活動相對低調。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與總統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雖然分別到法國及英國出席紀念活動，德國國內卻沒有關於一戰終戰的官方紀念儀式，只有零星的一戰相關展覽。
對德國來說，1918年11月11日停戰日不像英國和法國般是迎接和平的日子，一戰結束，德國人迎來的是帝國的終結，多年陷入嚴重通脹、貧窮與飢餓夾雜的困境。雖然停戰後德國出現過一段短暫的、崇尚和平與民主的烏托邦時期，然而這一切未能阻止納粹於1933年崛起，把德國再度扯進殺戮之中。相對而言，土耳其也是一戰的戰敗國，同樣經歷了奧斯曼帝國崩解及一場獨立戰爭，「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建立了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在二戰中一直小心翼翼，沒有為了報復一戰之仇而加入軸心國，恪守中立。
德國歷史學家Daniel Schonpflug於新書《A World on Edge》中指出，二戰針對猶太的大屠殺及大規模破壞已掩蓋了德國其他一切事物，「沒有人能把事件單純地看成是哪個國家戰勝，哪個國家戰敗了。德國是一個按着1945年的敗戰重塑全套國家政策的國家」——而不是1918年的一戰。
的確，作為兩場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德國在過去數十年作出深切的反思，為歐洲和平及一體化默默耕耘，在歐盟中與英國和法國擔當領頭羊。然而，民族主義與極右思潮再起是當今德國最熾熱的社會命題，默克爾所屬中間偏右的基民盟 ( CDU )在上月底的黑森州（Hesse）地方選舉支持度大跌，翌日，領導CDU十八年的默克爾即宣布不再競逐下月的黨魁選舉。反觀成立僅五年多的極右「另類選擇黨」（AfD）卻躋身德國全數16個州議會，意味德國的反移民及民族主義情緒正全面滋長。
另一個德意志兄弟──奧地利曾是哈布斯堡王朝屹立400年間統治的地方，在戰後百年，這裏蛻變成了一個繁榮、民主的中歐小國，首都維也納以最宜居城市見稱，猶如一名與世無爭的音樂家。民族混居也許是促成奧匈帝國瓦解的原因，今日的奧地利同樣有着「民族煩惱」。中間偏右的人民黨（ÖVP）勝出了去年的國會選舉後，與極右陣營的自由黨（FPÖ）共組聯合政府，上月底宣布為了「捍衛國家主權」，不會簽署聯合國提出的「全球移民契約」（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國內的種族歧視問題及排外情緒持續上升。歐洲人的「默媽媽」預告在數年後退場，進一步撼動歐盟的團結，為歐盟前景加添一分模糊。
無論是勝者或是敗者，雙方都毁了。每一個皇帝和他們的繼承人不是被殺，就是遭人廢黜……每一個都失敗，每一個都面臨打擊，他們曾經擁有的一切都付諸流水。誰都沒有贏到什麼……至於從無數個戰爭日子裏活下來的老兵們，無論是帶着戰勝的桂冠或災難的音信，都回到了故鄉，回到早已陷入禍患的家園。
貢比涅往事警示民族主義復燃
上周六，默克爾和馬克龍一同前赴法國貢比涅（Compiègne）的森林，森林裏的法國列車餐卡2419D是1918年11月11日法德簽署一戰停戰協議的地方，更具意義的原因是對上一次到「貢比涅列車」（Wagon of Compiègne）的德國總理是希特拉。
不像默克爾般為着和平而去，希特拉在1940年是為着羞辱法國而去的。當時，法國在二戰爆發翌年遭德國佔領，巴黎淪陷，希特拉選擇在同一地點與法國簽署和平協議。事後，希特拉還命人把車卡拖回德國，當戰俘一樣放置在柏林大教堂前示眾。後來，車卡於二戰中被摧毁，法國列車公司捐出同款的2439D作為終戰紀念贈予博物館，與2419D的殘骸並排而放，在戰後的日子充當一座和平紀念碑，車卡不再提供紅酒燉牛肉，卻將戰爭真相留給世人。
德國《商報》全球版（Handelsblatt Global）總編輯Andreas Kluth藉着終戰百周年，以《貢比涅協議百年後的新民族主義》（Neo-Nationalism 100 years after Compiègne）為題撰文。他形容，一戰停戰協議簽訂的二十二年後，希特拉於同一車卡、同一座位接受法國投降，這像是個沒完沒了的循環。但事實並非如此，戰後的歐洲領袖們展開了一項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和平計劃——那就是歐盟。它的中心宗旨正是德法友誼，歐洲議會正好坐落於那個法德交滙城市——斯特拉斯堡。
Kluth認為，默克爾與馬克龍一同登上「貢比涅列車」，旨在提醒人們汲取歐洲自相殘殺的教訓：民族主義、與「我國優先」會導致災難，多邊主義是唯一走向光明的途徑。相反，出席終戰紀念儀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卻體現對歷史的蔑視：新民族主義正在擴散，匈牙利、波蘭，以至巴西和菲律賓都躲不過。Kluth扣問，誰還記得薩拉熱窩刺殺中的普林西普，「今日誰是普林西普？普林西普在哪？在烏克蘭，巴爾幹，中東抑或是南海？」
帝國時代已經遠去，歐洲大國百年來建立的民主體制，歐洲一體化進程，如今受到民粹主義、國族主義衝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哪怕只有一個普林西普、一顆子彈，都會擦槍走火？
上文節錄於第13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1月12日）《一戰終結百年反思 民族主義幽靈困擾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