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斯並非窮人：他是「有錢人扮窮」兼壟斷對方話語權的典型人辦？

萬斯（JD Vance）不斷強調自己阿帕拉契（Appalachian）的出身，來證明自己有資格美國勞動階層發言，正是通過這樣推銷自己鄉下人的身份，他才得以成為前總統特朗普的副總統人選。

作者：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icago）英語、殘疾研究和醫學教育（English, Disability Studies and Medical Education）的傑出教授Lennard J. Davis

「我是在貧窮中長大的」，2024年8月，萬斯在霍士新聞（Fox News）上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多普通美國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故事。」

事實上，讓他受到公眾關注的書是他2016年發表的回憶錄《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在那本書中，他聲稱自己的家庭代代相傳着「虐待、酗酒、貧窮和創傷」。

2016年，他接受《美國保守派》雜誌（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採訪時，他把「窮人」稱作 「我的人民」（my people）。

但萬斯自稱貧窮的說法卻有些牽強。

萬斯的確來自一個問題重重的家庭。他的母親和許多來自各個階層美國人一樣，止痛藥服用成癮。在書中，萬斯試圖為母親給自己帶來的創傷找到一種解釋，他最終的結論是： 他母親染上毒癮的原因是他們是「鄉下人」（hillbillies）。

但萬斯並不是什麼鄉下人，而且成長於俄亥俄州（Ohio）的中產階級家庭——萬斯在他的回憶錄中只是隱晦的承認了這一點。

在我即將出版的新書《可憐人》（《Poor Things: How Those with Money Depict Those without It》，暫譯） 中，我詳述了萬斯的作品為什麼是所謂的「poornography」的一部分。這一類的小說、電影和戲劇主要是由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人為志同道合的讀者所創作，而它們可能散佈了一種對窮人有害的刻板印象。

儘管這些作品有時是出於好意，但往往會把焦點放在暴力、毒品、酒精、粗俗的行為和所謂的窮人的懶惰上。

凝視窮人

提起關於窮人的小說和電影，自然會想起那些偉大的經典作品： 查爾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的《孤雛淚》（Oliver Twist）、埃米爾左拉（Emile Zola）的《萌芽》（Germinal）、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和沃克伊凡（Walker Evans） 的《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深淵居民》（ThePeople of the Abyss）或者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然而，所有創作這些描寫窮人苦難詩篇的作者都不是窮人。他們中的大多數對窮人的生活經驗幾乎一無所知。最好的情況下，他們只是資料搜集不足的記者。但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則是在胡亂捏造、重複有關貧窮的刻板印象。

例如，約翰史坦貝克曾以記者的身份接觸過一些窮人。但他在《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一書中寫到移民營時，主要依賴貧窮且一度無家可歸的巴布（Sanora Babb，美國小說家）的筆記，她曾代表加州農業安全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到訪各地的移民營。而約翰史坦貝克的一位朋友，也是巴布的老闆，他在未經巴布許可的情況下，偷偷將她的筆記給約翰史坦貝克看。

巴布根據她的經歷寫了一本小說，並被蘭登書屋買下。但在《憤怒的葡萄》面世後，出版社封禁了這本書，直到2004年，作者97歲高齡時才出版。那一年，她告訴《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約翰史坦貝克的作品「沒有我的那麼準確」——實際也是如此。

然後是傑克倫敦，他的《深淵居民》被視為對英國窮人生活的忠實描寫。作者「潛伏」在英國都市窮人間，親身體驗了他們的生活，但他同時卻擁有一間舒適的公寓。他假裝成窮人，卻把錢縫在破大衣裏，方便自己逃出來洗個熱水澡、吃頓好的。結果是，這本書充滿了對英國工人階級的貶損，用優生主義的話術、把他們形容成一個墮落的種族。

如果去回顧那些由貧困家庭長大的人所創作的書籍或電影，它們的基調和重點往往會發生顯著的變化。

你會發現這些作品不再執着於生活醜陋的一面，而是探索那些將所有人連結在一起的事物：家庭、愛情、政治、複雜的情感和感性的回憶。

只要打開理查德·賴特（Richard Wright）的《黑孩子》、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的《Daughter of Earth》或賈斯汀·托雷斯（Justin Torres）的《We the Animals》，你就能感受到主人公欣賞美、以及體驗深沉的快樂的能力——是的，所有這些都是在經歷貧窮的同時體驗到的。

賴特回憶自己小時候在下水道玩耍的情景，他會花上幾個小時把各種垃圾做成玩具。年幼的史沫特萊喜歡透過屋頂上的洞凝視天空。而《沒有錢的猶太人》（Jews Without Money）一書的作者Mike Gold則對他家附近的一片垃圾遍地的空地唱起了讚歌，那片空地同時也是他心愛的遊樂場。

假扮鄉下人

而萬斯的書中則充滿了「poornography」的精選篇章——暴力、毒品、性、猥褻和骯髒。

但萬斯本人實際上從未貧窮過。他的家人從來不必為錢煩惱；他的祖父、祖母和母親都在俄亥俄州的米德爾敦（Middletown）郊區有房子。他承認他的祖父 「擁有Armco公司（美國軋機公司）的股票，並有豐厚的退休金」。

他向耶魯大學的同學謊稱自己是「來自阿巴拉契亞的保守派鄉下人」。在這本書中，他既稱自己是中產階級，又說自己是勞工階級和窮人，讓自己和讀者都感到困惑。

為了證明自己的回憶錄不只是一個關於母親吸毒、兒子上耶魯的故事，他創造了一個宏大的理論：鄉下人的身份不一定與社會階級有關，甚至也不一定要生活在阿帕拉契亞。

對萬斯來說，鄉下人是一種文化特質，與家族歷史和身份認同有關，而非階級。他寫道，他的祖母 「本以為自己逃脫了貧窮的山區，但貧窮——即使不是經濟上的貧窮——卻跟隨着她」。

「靠自己成功」的復興

在敘述他的偉大理論時，萬斯把讀者帶向一種近似於現在已被駁斥的貧窮文化觀念，在這種觀念下，窮人要對自己的處境負責，他們對工作的態度會一代傳一代。

根據這個理論，依賴政府施捨加強了這種文化。萬斯嚮往他所想像的美國的光榮過去。因為福利國家，他在米德爾敦的鄰居失去了「把他們和鄰居聯繫在一起的紐帶，這種紐帶激勵着他們，就像我的愛國情懷一直激勵着我一樣」。

但萬斯發現自己處於兩難境地：這些人是否只是懶惰？還是他們是制度的受害者，這個制度鼓勵他們在領取福利金或傷殘金支票時看電視、吃難吃的食物？

他好幾次提到領取福利金的人 「這輩子從未做過有報酬的工作」。他似乎完全相信人們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懶惰吃免費午餐。

他用一種對窮人的古老批判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之所以窮，是因為「錯誤的選擇」。他提到一位朋友，雖然他有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但因為不喜歡早起而辭職。

他寫道：「他的生活狀況直接歸因於他所做的選擇」，「只有透過更好的決定，他的生活才會有所改善」。

沒有平台，沒有聲音

因此，共和黨為勞動階層樹立的年輕標準代表，只是在重複兜售了數十年的「靠自己成功」的論調。

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相信或不相信政客的問題，這種看法毫無用處。

相反，這裏的問題是我所謂的「代表性的不平等」（representation inequality），我的意思是某個身份群體——在這裏則是窮人——不能充分的代表自己。

無論是在政治或出版界，這種現象都可說是「精英的俘虜」（elite capture），也就是擁有文化資本與權力的人假定有權代表無權勢的人發言。

這樣做的過程中會衍生出危險的刻板觀念和陳規，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你喝激浪（Mountain Dew，百事公司的碳酸飲料品牌）並不代表你就能代表鄉下人發言。

我們的政治和教育體系將大多數窮人排除在外。第一代的學生，就像我自己，以及我在芝加哥伊利諾大學任教的許多學生一樣，較難堅持讀書，食物不安全和無家可歸的情況更多，而且往往無法從教育獲得一般會產生的好處。他們往往更難晉升到能參與文化和政治的階層，成為出版作家和民選官員，以創造平等代表性的機會。

政治學家Nicholas Carnes在他2018年出版的《The Cash Ceiling》一書中指出，只有2%的國會議員在參政之前從事體力勞動、服務行業或文職工作。因此，富人想要的某些法律更容易被通過，也就不足為奇了。

2024年7月，《紐約時報》報導稱，萬斯的耶魯大學法學教授兼作家蔡美兒 （Amy Chua）閱讀了《鄉下人悲歌》的早期版本，該版本更適合學術讀者，且以政治理論為基礎。她催促萬斯修改手稿，告訴他「（關於美國的）這種宏偉理論行不通」。

我認為他關於窮人的「偉大理論 」也行不通，因為窮人與許多其他身份群體不同，他們沒有一個平台來表達和推廣自己的需求和政治願景。

相反，我們只能與萬斯之類的人為伍，他們往好的方向看也不過是提供一些絮絮叨叨的話，但最壞的情況則創造了一種宿命論。

本文轉載自The Conversation，香港01獲授權編譯，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點擊閱讀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