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拜會・01論壇｜元首會晤，中美破冰?——美國對華戰略新定位(下)
從拜登政府對華開展全面戰略競爭的態勢看，美國把中國定位爲直接的和最大的威脅，不僅是對美國的威脅，而且是對整個西方世界的威脅和對現行國際體系的威脅。2021年8月初，拜登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爲《長期博弈：中國替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引起很大的反響。他在該書中提出，美中競爭的含義是誰將領導地區和世界秩序，領導一個什麽樣的秩序。杜如松的觀點被認爲基本上代表了拜登政府的認知和立場。
中國會對美國形成挑戰嗎？答案是肯定的。從綜合實力看，美國在經濟總量、人均財富、科技、先進製造業等主要領域儘管仍然是實力最强的國家，但中國的綜合實力與美國之間的差距在縮小，甚至在一些領域會趕超。據一份研究報告所提供的數據，在當今最先進的科技研發和生産領域，排在前位的多是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的機構和公司；但在信息、數據等領域，中國趕超速度很快，在5G等個別領域，中國已經領跑。美國在不可超越的信條下，必然視其爲威脅，不允許放任此趨勢發展。美國幷不僅是從經濟趕超的角度看中國，從特朗普時期的白邦瑞，到拜登時期的杜如松與諸多政治家，都認定中國有一個戰勝美國、取代美國的長期戰略。
中美關係會如何發展
儘管中國把建設現代化强國，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作爲目標，但並非把替代美國、替代現行國際體系作爲目標。在黨的十九大文件中，中國明確承諾「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這裏的國際秩序顯然是指「二戰」後由美國發揮主導作用建立的現行國際秩序。改革開放以來，也即中美建交以來，中國從參與現行國際體系中受益，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儘管中國積極推動現行國際體系的改革，在改革方向與方式上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有不少分歧，但中國絕不會另起爐灶，以一套不同的體系替代現行體系。中國一方面沒有這樣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國沒有這樣的計劃。中國國內的政治體制與國家治理方式不同於美國，但中國明確表示，無意輸出中國的模式。就現實而言，雖然中國的發展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其他國家很難移植中國的政治和治理模式。王毅在東亞峰會外長會議上提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全人類共同價值觀，與美國所要捍衛的普世價值觀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儘管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但並不存在中國要替代西方價值觀和共處的國際體系。
當今美國經濟、社會的很多問題多源於美國國內，而非來自外部的干預。比如，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問題，即便在美國對中國産品徵收高關稅、極盡打壓的情况下，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仍然大幅度增長，美國的貿易不平衡狀况幷沒有改善，由此可見，産生貿易不平衡的原因來自美國自身。美國出現發展不平衡的「鐵鏽地帶」，社會矛盾加劇，收入分配失衡等問題，並非是由中國的競爭造成的，而是根源於自身的經濟社會政策。正如馬丁·沃爾夫（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所言，西方國家如果想要拯救自己，首先必須檢視內部，中國並非是其利益和價值觀所面對的最大威脅。
如何定位美中之間的競爭？面對中國不斷提升的綜合實力，美國開展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是必然的。美國國際政治專家約瑟夫·奈認爲，應放在主導性大國競爭的戰略框架進行認識，涉及的內容從傳統的軍力，到生態危機、新冠疫情等。21世紀的競爭與20世紀的大國競爭不同，不能做出誤判，不能把中國等同於蘇聯，要看到美中之間存在的相互利益。他認爲，戰略競爭的目標不是徹底戰勝對手，不能妖魔化中國，要把中國作爲可以合作的對手。基辛格認爲，中美競爭不可避免，但是必須與中國進行合作，不能對抗，否則世界將面臨分裂。愈來愈多的專家認同不要把中國定位爲敵人的觀點，認爲誇大中國威脅，會使外交政策戰略適得其反，以危險的方式扭曲國內政治。
拜登政府不會改變對中國的戰略定位，無論是出於國內因素還是出於外部因素。就美國國內而言，已經營造起來的中國威脅論和社會情緒不會短時間消散，共和黨的政治壓力使得拜登難以在對華關係定位上有大的轉變，他的團隊也是一批對華具有高度戰略警惕的人物。在外部，中國威脅成了拜登藉以聚攏盟友與夥伴的工具。
不過，我們也需要看到，拜登是一名在政府擁有長期工作經驗的政治家，也有豐富的對中國工作的經驗，他知道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的風險和危險。拜登多次表示，他不尋求對抗，也不尋求新的冷戰，但期待艱難的競爭（stiff competition），聲言要競爭與合作並存，在需要競爭的方面展開競爭，在有必要合作時合作。儘管如此，現實操作幷不容易。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在把中國定位爲戰略對手、開展全面戰略競爭的環境下，美國要與中國真正進行合作需要尋求大利益共同點。
避免戰爭應是兩國底線思維
中美關係會如何發展？會惡鬥下去，甚至發生戰爭嗎？這方面的說法很多。有人認爲，中美必有一戰，而且是烈度很强的戰爭，但也要認識到，一旦中美發生大戰，肯定是毀滅性的。筆者曾撰文提出，避免發生戰爭應是兩國政治家的底線思維。換言之，需要把避免發生戰爭作爲大利益的基本定位。美蘇冷戰時期，由於認識到兩個核大國發生戰爭會導致相互毀滅的危險，兩國制定了一系列防止發生戰爭的規約，避免了戰爭灾難。如今，如果中美發生戰爭，其後果不言自明。因此，作爲戰略定位，兩國必須進行對話和協商，就重大問題達成共識，制定相互遵守的基本規則。2021年7月，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訪問東南亞時，一方面大談中國威脅，另一方面，他也表示將致力於與中國建設具有建設性、穩定的關係，包括加强與人民解放軍的危機溝通、就共同面對的挑戰一起工作。這也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我們生活在一個開放互聯的世界，不僅是經濟，也包括其他領域。儘管新冠疫情以來，世界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趨勢，但世界發展不會逆行，只能在調整中往前走。在經濟方面，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相互聯繫是多層次、多方位的，割斷聯繫幾無可能。美國試圖通過打造不包括中國的高科技網絡和供應鏈，儘管這會對中國造成不利的影響，但美國本身也會受到損害，畢竟當代世界無論是科技還是供應鏈都離不開中國。政府要脫鈎，企業、學校、個人難以完全脫鈎；美國政府推動脫鈎，其他國家並非會如此選擇，美國的長臂管轄難以一直有效。
這與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截然不同。當年，喬治·凱南（冷戰期間遏制策略始創人）在致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寫道：「我們同他們的利害關係是微乎其微的，在那裏我們沒有投資要去捍衛，沒有確實存在的貿易會喪失，也幾乎沒有公民要去保護，更幾乎沒有文化交流要維持。」這是他認爲對蘇聯發起冷戰，不戰而勝的理由。如今中美之間的情形與此前的美蘇大不相同，喬治·凱南所言每一項前面的「沒有」都需要去掉。拜登政府需要考慮到上述因素。比如，美國要拉攏日韓，建立三國半導體的供應鏈聯盟，日韓或許沒有辦法拒絕，但是，如今最大的半導體消費市場在中國，日韓的半導體生産嚴重依賴中國市場，況且美國自身半導體産業優勢主要在研發設計，生産能力難以大幅度提高，美日韓三國半導體難以建立封閉的供應鏈，三國聯盟無法替代「中日韓」或「中日韓+美」的市場連接。
正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所言，相較於美蘇將世界分割爲兩個陣營的冷戰時期，當前多數亞洲和歐洲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是中國，但同時以美國爲重要友邦或盟友，現在要讓大家再次分割將非常困難。重要的是，中國並不希望與美國對抗，不會主動采取脫鈎政策。堅持開放發展的道路是中國的國策，即便在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采取極限施壓和嚴厲制裁的情况下，中國政府還一再宣稱堅持對外開放、堅持多邊主義。只要中國堅持這樣的大方向，對中國的圍堵或者排斥就難以圓夢，畢竟中國是世界維持發展的中堅力量，多數國家不僅不願意，也難以與中國脫鈎。
其實，中美之間的大利益不僅是避免戰爭，而且還有共同面對的人類生存危機的問題，特別是在氣候變化應對、人工智能技術管理等方面，美國與中國的共同參與和合作至關重要。拜登政府表示，將在這些領域與中國合作，但開展合作需要互信和誠意，也需要適宜的氣氛和環境。從這一認識出發，中美需要回到協商對話的軌道，構建全面交流與合作的框架。奧巴馬執政時期，兩國建立了戰略對話機制，把問題放在該平臺上進行討論。拜登本人及其班子成員對此有經驗。
「轉危爲機」經驗最值得總結
世界在變，在諸多變化中，一個顯見的變化是，美國和西方主導世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世界由一個大國主導或者稱霸的時代回不去了。美國的戰略定位仍然建立在防止被中國替代、維護自己和西方主導世界的思維和設計上，這與現實世界不合拍，所設定的目標也是難以實現的。就像任何歷史大勢的轉變一樣，世界向新格局、新秩序的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進程，重要的是把握大局。在歷史過渡期，新舊交替，矛盾多發，充滿風險，最爲重要的是避免發生由大國爭奪引發的大戰，使世界總體和平大局得以維護，特別是有效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威脅。
美國與中國之間存在諸多矛盾，但並非一定要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需要管控風險，開展對話，尋求共識。2021年7月，在中美官員的天津會談中，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表示，中美關係要有「護欄」（Guardrails），不能使衝突升級到不可控的情况。這一認識相當有必要。關鍵是如何做到，需要雙方的協商與合作，而不是單方面設定。
人們常說，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面對變化的世界，複雜的形勢，嚴峻的挑戰，應超越單向戰略定位認知，通過加强高層協商、促進民間交流、尋求多層次合作，來稀釋愈來愈令人擔憂的對立情緒和氣氛。作爲兩個很不同的大國，中美之間開展競爭，包括戰略競爭是自然的。重要的是，爲了大局利益，兩國在競爭中能够推進更多的良性互動，而非相反。
拜登政府如何把控其「全面戰略競爭」的敵對導向，中國如何運用智慧與變臉的美國打交道，雙方能否走出「惡化升級」的困局，這些都尚需要時間的考驗。回顧中美兩國交往的歷史，「轉危爲機」應該是最值得總結的經驗，但願這一次轉變也能如此，且不會拖延太長時間。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5期，《香港01》獲授權轉載。文章原題爲《全面戰略競爭：美國對華戰略新定位》。作者為張蘊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孫志強（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