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科技．三｜缺頂層設計之痛：香港頻與科技騰飛擦肩而過
從政府到市民，都對發展科技有過太多遲疑。中芯國際、大疆科技和數不清的北上港企，太多發展科技的機會曾擺在香港政府眼前，卻沒有珍惜。港人普遍相信「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的玩笑，眼見新加坡厚積薄發實現經濟奇蹟、深圳GDP反超香港，卻依然不相信科技能在香港激起水花。
此為香港尖端科技發展系列報道四之三
承接上文：
尖端科技．二｜去科技化之痛 ：「矽港」胎死腹中，陷入惡性循環
香港是個高度經濟化社會，前沿科研偏是最難談經濟效益的事情。「內地的科技發展在講『十年磨一劍』，香港根本不敢做，甚至不敢想。」黃錦輝慨嘆，「過去三十年，我們還是比較短視一些。」他把這種短視歸咎於港英時期形成的思維，「因快回歸了，大家就想搵錢盡快走，太長遠的投資都不去想，所以就搞服務業，做『炒賣』⋯⋯這種風氣應被糾正。」
研究「十年磨一劍」的科技，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從不只是大學和科創界的責任。這當中不止需要商界轉變對科技投資的模式，更需政府在「頂層設計」上有前瞻佈局、政策傾斜和財政投入，制定藍圖，以「長遠規劃」對抗市場中追逐經濟效益的「短視風氣」。
市場短視保守 執政者官僚僵化
黃錦輝所言的短視、保守風氣，在科技投資上可見一斑。許可和劉振韜作為同出身於科技園的創業者，在內地、香港和海外均接觸過不少投資機構。許可形容，「香港投資者對技術的質疑較少，但拍板時，膽子也沒那麼大」，最後還是願意「投」自己看得明白的商業模式。他舉例，像科大李澤湘的團隊，就會選擇投資「成熟模式下的微創新」，如無人機改造技術，而不會投「超出認知範圍的硬技術」。許可總結：「香港的投資者稍微沒有內地投資者那麼勇敢。內地投資者就算看不懂權威機構、技術原理，也較勇於去投。」
劉振韜憶述曾在矽谷出差，發現美國的創投氛圍更大膽。「矽谷投資很簡單，投十間（初創公司），中三間，就可賺錢。因他們贏過，所以不會每間都『啄』。香港一次都沒贏過，當然會保守！」他形容香港人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創科投資的氛圍，在科技方面的風險投資知識更是落後，「你與基金談，他們不相信你會成功，覺得你在騙他。但做生意必然有風險，不然什麼叫風險投資？買層樓好過啦！」
不止是商界，陸港兩地的政府和公營機構對科技初創的態度和管治模式亦大不同。自「十四五」規劃定調要發展尖端科技後，類似朗思、恆光等擁有半導體專利的初創公司不止早成了內地投資機構的「兵家必爭之地」，更是內地地方政府眼中的優質資源。劉振韜舉例，他率領團隊前往內地參加科技比賽，在比賽之前，無錫市和寧波市政府的官員來與各團隊開會。「無錫政府開聲，無論明天比賽輸贏，在座33個隊伍，只要願意落戶無錫，政府即刻給1,000萬元（人民幣）！然後寧波政府又走過來，講了同一番話！」他表示，針對半導體企業，南京、烏鎮、合肥三個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力度都很大，還有購房補貼和子女教育補貼等，「加起來不會少於2,000萬元（人民幣）。」說完還不忘提醒記者，「你一定要寫給香港政府看，這是現實中正在發生的事情！」
許可則以「深圳天使母基金」來闡述內地政府的清醒和積極，「深圳政府非常好的一點，在於他們清楚意識到深圳本地科研資源是不足的，所以會用『天使母基金』來吸引研究資源、科技資源。」深圳天使母基金是深圳市政府投資發起的科技風投基金，規模達100億元人民幣。天使母基金與深圳本地部份科技創投公司簽約，實行1：1的資金配套，戰略性投資一些深圳短板的初創企業。朗思科技日前獲得來自於「英諾天使基金」的數百萬元融資，該機構亦是與天使母基金簽約的公司之一。許可透露，深圳天使母基金希望吸引「硬科技」項目，更看中香港有強大的基礎研究優勢，因此在招攬香港團隊方面「專設指標」，「這就是老有人聯繫我們的原因。」
相較之下，港政和科學園的資助機制顯得僵化和保守得多。劉振韜形容科學園的入駐程序極其繁複，「其實搞工程，官僚真是無用的！拿文件去管真的沒用的！」他感嘆，填寫文件對他們而言簡直是「負累」，是在discourage（不鼓勵）有志創業的人。許可亦表達了相似看法。朗思科技是從大學中孵化出來的初創，拿到了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TSSSU）的頂額資助後「免試」進入科學園，但同樣需填寫考核計劃、經費預算等。「科學園這個（計劃）是我創業那麼久寫得最詳細的一個，真的非常煩！」許可邊說邊搖頭。
李展陞舉了具體例子，恆光公司曾因申請企業支援計劃（ESS）而填寫過一份計劃書，當中最難理解的是要填milestone（里程碑），「計劃書要我寫兩年內會發生的事」，何時完成什麼目標。劉振韜批評，科研本身就是一個探索過程，「創科是『創』出來的」，很難預知未來的事。「如果發現新突破，那我要不要繼續研究？你要我先做了寫好的東西，假如做新發明，又不符合milestone，到時revisement（評估）又不過關，那還是算了吧。」他批評這種管治方法既不利創新，亦不科學，「技術層面輪不到文官指指點點。我尊重你有管理能力、經濟思維，但你亦要尊重理工的經驗和知識。」
劉振韜慨嘆，若不是無錫離港太遠，他確實考慮過把公司搬過去，「反過來講，如果香港有這樣的條件，我還用想着走？」他說，內地官員是「行過來，很sincere（真誠）地提出幫忙」，香港則是眼花繚亂的「申請程序」，「你真的不能怪那些人才讀完書就回內地，你的政策都不favour（鼓勵）這件事！」
「香港要有自己的科技和人才」
由此可見，缺乏創投氛圍其實不止是商界的問題，很大程度源於香港由上至下、由政府至商界乃至普通市民，都缺乏對科技價值的共識，亦不相信香港能做出自己的科技、帶來巨大經濟效益。
陳清泉前往新加坡調研之時，是香港回歸初期，一切都是探索階段。他憶述當他拜訪新加坡負責規劃科技發展的官員時，對方向其強調「現在香港不是殖民地了，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香港要有自己的科技和人才」。
這是一句人盡皆知的大道理，可惜過往施政者們沒有理解其中精髓—要將發展科技作為經濟體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特區政府眼中的「科技」，只是大學高企的排名，是提高生產力的營商模式，是現代化的智慧城市，從來不是一個「未來產業」，亦不清楚科技能為經濟體增加多少競爭力、為社會結構帶來何種變化。所以，回歸後的二十餘年，香港眼見先進製造業和高科技企業大量北流而不懂出手挽留；矽港、數碼港等一系列科技藍圖不是因政治阻力而「胎死腹中」，就是因政府換屆而淪為「地產項目」，靠收租扭轉盈虧。發展金融、貿易、航運、旅遊四大傳統支柱產業的重要性和優先度亦遠遠置於發展創科之前。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陳清泉明確批評，香港的領導人不但應該展示出對科學、科技的重視，更應拿出「頂層設計」。何謂「重視」和「頂層設計」？他以自身舉例，從學生到院士，他曾歷經中國科學發展的「三個歷史時期」，在現場感受到三位中國領導人與科學人員的交流，分別是：時任總理周恩來在1956年全國知識份子會議提出的「向科學進軍」的口號；時任副總理鄧小平在1978年全國科學技術大學提出「四個現代化」和「科學是第一生產力」；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6年兩院院士大會上提出「科技強國」的目標。
陳清泉以這三個歷史時期為例證，敦促香港的領導人應「從思想到規劃」形成發展科技的「頂層設計」，「中國有『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還有『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規劃』，這就是頂層設計，香港也要開始有這些。」
劉振韜以更淺顯易懂的比喻來解釋，「以前城門河污糟邋遢，政府扔錢入去，鏟起整個河底，現在才有魚、有雀仔。你要打造生態環境，一定要這樣做。」他指出，政府若想推動科技發展，必須「大幅度改革」，長期佈局科創生態和制定鼓勵政策，「投資都是跟政策來的，如果政策不鼓勵，企業、工廠是不會落地過來的。」他解釋，科創行業與其他行業不同，回報周期相對長，「若沒有一個很強勁的支持，那些公司分分鐘『死咗』。」
陳清泉總結，若香港想發展尖端科技，邁向「國際創科中心」，就要在規劃層面做到「三個了解」。其一，香港要了解自身，「要理清楚香港在科技方面有哪些優勢和短板，才可以去做頂層設計。」其二，香港要了解國家的需求，「以前殖民地時代，香港對科技沒有需求。大公司需要技術，可以從外國買，所以（大學）都在寫論文。但現在國家有需求了，香港要根據國家的需求來發揮優勢，補短板。」其三，了解世界的發展方向，「世界上有四個灣區，矽谷是高科技加金融，紐約是金融加服務業，東京是金融加高端製造，而我們粵港澳大灣區，無論經濟總量還是面積都比它們大很多。中央決心很大，要把大灣區變成世界上最好的灣區。」
上文節錄自第27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21日）《「尖端科技」劃入國策 如何借勢打造世界新矽谷》。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