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科技．一｜香港如何借勢打造世界新矽谷
香港要發展創科、發揮基礎研究優勢等官方口號早已呼喊了多年，但至今似乎仍然未能找到一條適合的道路，導致過去多次錯失先機，例如在1998年提出、耗資100億元的「矽港計劃」，就胎死腹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十四五」規劃）表明，將會加快佈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神經晶片及DNA儲存等前沿科技（尖端科技），有意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香港，是否具備成為「國家科技先鋒」的條件，又能否借勢打造「世界新矽谷」？
香港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及多位專家接受《香港01》專訪，指出香港必須糾正缺乏研究院、去科技化及頂層設計不足這三大弊端，方能為創科發展闖出一條血路，在尖端科技領域為國家盡一分力。
此為香港尖端科技發展系列報道四之一
系列文章：
尖端科技．二｜去科技化之痛 ：「矽港」胎死腹中，陷入惡性循環
缺研究院之痛 港容不下科學家 談何十年磨一劍？
香港城市大學電子信息工程碩士譚柱光（阿光）介紹了自己從攻讀博士學位到退學的經歷。阿光碩士畢業後接到教授電話，問他是否想攻讀RISC-V（開源晶片架構）方向的博士。「當時博士生競爭十分激烈，教授在一大疊CV底下找到我，因為我沒有出過paper（論文），是靠GPA（績點）高入去，而且教授想收個local（本地）學生。」
阿光指出，中學數學教育與大學斷層，而年輕人入讀工程科大多因為「夠分」，並非真正感興趣，這令不少人在學士階段已被「打殘」，「我認識不少本科生都不知自己學了什麼！連基本的『快速傅立葉運算』都不熟，談何科研？」相較之下，入實驗室攻讀研究生的非本地生對工程學的掌握水平高於本地學生，「工程在內地本身就是『神科』……有同學讀控制技術出身，我讀電子出身，我們一起讀電子碩士，他們和我『有得揮』，甚至打贏我。」
阿光認為，內地做科研的應用場景比香港廣闊得多，學生科研水平自然高，「內地本科生的科研成果可以做到我們碩士的級數。我當時往哈爾濱工業大學交流，學生的成品會拿去酒泉（衛星中心）做發射，真是不得了！」
很可惜的是，在入讀博士兩個月後，阿光選擇了退學，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經濟壓力」。阿光解釋，學校現時會為博士學位設立獎學金，但必須要以GPA作標準，否則須自付學費。「做科研、出paper，有時很難保證GPA可以去到那個水平，但如果少了這筆收入，那家庭的經濟狀況就會很差。」阿光無奈感嘆，能讀到博士的人已有一定歲數，家庭內難免「有聲音」，「真是會令好似我這種公屋出身的人有所『卻步』。」
回報需時機會少 誰來「坐冷板凳」？
阿光所言不假，香港真的沒有太多大學畢業生願意繼續深造，導致科研人才不足。據《2020年世界創新指數》，香港每百萬人口的研究員數目為4026.5位左右，在發達經濟體組別中表現弱勢，與韓國相比更是相差近一倍（見表一）。
另據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牽頭智庫「團結香港基金會」的研究報告《釋放香港科創潛能 構建國際研發之都》（下稱《研發之都》），香港2018年的教育界別研究人員數目不及倫敦的三分之一，其中雖然教授數量相仿，但研究生和研究員的數量之差相距甚遠（見表二）。
「亞洲電動汽車之父」陳清泉的觀察則是，香港學生十分聰慧，但大多認為攻讀博士難有出路，所以學士畢業後不再深造。作為香港回歸後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可謂見證了香港科研界大大小小的發展，亦親歷了國家科學的騰飛，即使年過八旬仍活躍於科技前沿，例如日前便參與成立「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集合在港院士為特區政府發展科創建言獻策。
「科研人員申報項目等花費時間太長，靜下心『十年磨一劍』的太少了。」陳清泉說，「應該摒棄急功近利的思維模式……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他曾撰寫《給科研人員創新提供從0到1的原創性氛圍》，提到回報需時：「基礎類研究成果由於其研究的自由探索性，其理論價值的顯現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評價時可適當延長評價周期，擴大國內外同行評議的範圍，重點考察其理論價值和學術價值，尤其是對應用研究的支撐和引領作用。」
可惜，在急於求成的香港，無論教授還是研究生，似乎都不太願意「坐冷板凳」。據教資會數據，2019/20學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課程，亦即坊間所稱的「學術型研究生」，非本地生人數為6,864人，佔總學生人數82%，按此推算，本地學術研究生只有不足1,400人。
但話說回來，「急功近利」是人性使然，在資本主義社會更大行其道，問題是特區政府曾否針對有關問題為研究人才提供足夠誘因、大興產業提供足夠職位？答案無疑令人失望。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創校校長倪明選早前接受《香港01》訪問時，也難掩對科研人才不足的遺憾之情：「我培養過很多優秀的畢業生，留在香港的並不多。」他指出，土地限制、基建落後、房價高企等外部因素都阻礙香港高校培育和挽留人才，例如學生若想留校任教，就因教席不足而流向外國；若想創新創業，則只能北上突圍。
那麼，內部癥結何在？首先，是香港政府對高校研發投入、教育投入過低。以尖端科技必備的晶片為例，「三十年前，科大是中國唯一一個可以做晶片的地方。」倪明選說，這三十年來，政府沒有資助高校更新相關設備，設備亦已經落伍，「香港已經錯失機會了。」另據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香港「人力資本投資倍增計劃」的建議》一文指出，香港的公共教育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GDP）比重只有3.3%，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平均5.1%的水平；產業部門、政府和大學的研發支出總和只佔GDP的0.8%，OECD成員國平均值達2.4%，「是香港的3倍」，「相比之下，韓國和以色列的研發支出在GDP的佔比均超過4.5%，瑞典、日本也有3%。」
其次，在資源已然短缺的情況下，大學為了獲得更多資源而追逐排名，導致同質競爭嚴重、缺乏合作。香港科學院院長、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早前接受《香港01》訪問時曾形容高校追逐排名為「必要之惡」。例如各校有學科差異，但教資會卻無視差異套用同一考核框架，「用文章數字等方法去評價大學的研究水平，而且評出來（的結果）是整間大學都通用，名次排得高就可以分配多些學生、撥款。」在這種行政主導的管理機制下，追逐資源、排名的壓力層層下放，大學教授以發表論文為目標，難以靜下心來做棘手的前沿科技研究。
不過，資源確實有限，但潛力卻是無限。今年3月全國「兩會」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十四五」規劃），當中明確專攻「前沿科技」（尖端科技），包括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腦科學與類腦研究、基因與生物技術、臨床醫學與健康、深空深地深海和極地探測—擁有五所世界排名前百名高校、基礎研究優勢明顯、具備國際化制度和環境、聚集了大批世界知名學者的香港，似乎是全國當中最具能力從事這七大尖端科技研究的城市。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指出，香港在「十四五」規劃所列的六大科技領域上是「大有可為」。他將國家規劃所列的科技分為兩類：一類是「卡脖子」技術，即外國做得好但中國較為落後的科技領域，如集成電路（即晶片、傳感器等）；另一類是「未知」的技術，即各國都在摸索的科技領域，如量子計算。香港可以集聚現有優勢，配合國家的需要集中攻關「卡脖子」問題，積極參與「未知」的科學研究。
黃錦輝以現時最熱門的「卡脖子」技術—晶片為例：晶片技術分為設計和生產兩方面，香港的「晶片設計」水平是世界一流，電子電氣工程專業在世界上更是「數一數二」。
根據2021年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香港科技大學的電子電氣工程學系位列全球第20位，而全港有五間高校的電子系入圍世界前一百（見表三）。可以說，香港在電子系的學術積累優勢，放在亞洲都是無出其右，甚至與以晶片產業為主的韓國不相伯仲，且遠勝於台灣（見表四）。
需集聚資源 建研究院方能解困
「香港科創界想要對『卡脖子』技術作貢獻，第一件事就是要給科研人員寬鬆的環境。」陳清泉一針見血地說，科學家不應該受評價體系所限制，現時的評價體系「強調論文數量」，不利於「從0到1」的原創性研究，而歸根究柢，應該從建立「研究院」開始突圍。
目前，香港高校研發資金主要來自於政府資助，大學同質競爭、研究人才流失可謂是公帑運用效率低下的表現。若要打破這種僵局，必須要從制度上有所改變，要將尖端科技研究最依賴的資源充分調動起來，包括資金、知識、人才—而「研究院」就是最佳所在。
「搞高科技產業有四大要素。第一是名牌大學，產生科學的地方；第二是研究院，產生技術；第三是企業和市場；第四是金融。」陳清泉指出了香港創科目前的痛點：「香港有名牌大學，沒有研究院，所以大學產生了科學、理論，但產生不了技術。」他提議香港成立專門的「研究院」，例如「矽谷裏也有國家實驗室」，以建立完整的科研生態。
黃錦輝亦認為，香港須建造「灣區超級科研機構」：「建立大型科研機構已經成為了全球趨勢，為長期和大規模的前沿科研合作提供一個穩定的平台，以及充足的資金支持，這不僅有利於吸引國際頂尖的科技人才，還可以為博士後研究員提供職業發展路徑。」
「學生讀了博士想任教，大學教授名額是有限的。接着去讀博士後、做研究助理，都是拿項目的錢，是『soft money』，不是職業啊！項目沒有了，錢也沒有了。」陳清泉又指，香港學生喜歡做醫生、律師、金融，相較之下，「理工科那麼辛苦，賺不到快錢、娶不到老婆、買不到房子……這都是因為香港缺乏研究員這種明確的職業道路。」陳清泉希望，中國科學院能在香港分設機構，令有志從事科研的青年有處可去。
此類以「科研」為業的研究院、研究所，更能夠打破大學同質競爭的現狀，建立學科間、學校間的合作平台，而這對推動尖端科技研究至關重要。陳清泉表示，「現在只有從事跨學科的研究，才有希望在學科中打造領導地位」，皆因普通的科技已被發明出來了，所以就要去跨學科領域中探索，「要敢於進入無人區。」
陳清泉舉例，國際前沿的科技工程教育已經率先採用了「跨學科」的機制，例如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而科大（廣州）亦採用了這種模式。只是，跨學科的教育制度要求學校打破傳統的學院學系，這對本港那些歷史悠久的大學而言，未免太過「傷筋動骨」，但若然有新建的「研究院」，便可以打破壁壘，勇於嘗試。黃錦輝就建議，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可率先合作在河套區建立大型科研機構，匯聚人才、集合資源，「為攻克技術難關、掌握核心前沿技術積聚力量。」
香港也有研究機構，自2006年起就建立了不少研發中心，包括汽車科技研發中心、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以及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然而，香港現有的研發中心規模較小，合共聘用研究員的數目不超過400人（見表五），而且各研發中心背後依託大學的實驗室，要主攻領域和主題，難以進行跨院校、跨學科研究。政府應該考慮整合資源，從制度上設計出合作攻關尖端科技的平台。
例如上述《研發之都》報告指出，近年在科學領域領先的英美等經濟體已經開始建立跨機構的大型研究機構。在美國，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設立旨在促進深度的跨學科、跨組織及跨地域合作研究，以解決當今複雜的生物醫學難題。而大型研究機構的長遠及持續發展，離不開政府大筆和經常性的投入，以博德研究所為例，美國聯邦政府每年會資助約1.5億美元來支持其研究工作。
上文節錄自第27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21日）《「尖端科技」劃入國策 如何借勢打造世界新矽谷》。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