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中國「分裂」，才是「常態」？
按作者觀點，「中國真正統一」的定義之一，是要一統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疆域範圍，這包括台灣等地；按此定義，「中國真正統一」的狀況，其實只維持了短短81年——由1759年清代乾隆年間清軍「平定回部」、取得新疆的時候開始，直到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終結。依此地理角度而論，中國分裂、分治是常態，統一的時間則非常短暫。
在〈【書評】國家與地方本土的張力：從魁北克看何謂國家〉的末段，我們從國家內部「中央」與「地方」張力的角度，提到了「何謂中國」的問題。今次介紹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則從中國歷史脈絡，檢視現今定義中國、相當流行的「大一統」思維。
對某些愛國民族主義者而言，他們傾向相信，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位處世界中心」、長期「大一統」的國家，但如果細讀歷史，便會發現中國歷史其實有頗多分裂時期，例如讀者們耳熟能詳的戰國時代、三國時代群雄割據等。羅貫中《三國演義》的開首便說：「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究竟歷史之中的中國，分裂與統一，哪個才是常態？中國在哪種狀態之中較易長治久安？
《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的作者葛劍雄，是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者，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他的研究興趣，主要是歷史、地理、中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
作者強調，閱讀歷史，討論的是雖然是昔日天下，但實際上面向的，其實是未來的世界。閱讀本書、從宏觀角度重新閱讀中國歷史，有助加深對中國統一、分裂問題的理解，更能從中預視中國未來的走向。
何謂「中國」
有別於「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想像，作者認為，中國作為「國家」的統一稱號，其實只是19世紀後期的事。「中國」此一概念所指的意涵，一直隨歷史不斷變異，最初「中國」只是用來稱呼西周，春秋、戰國的分裂局勢開始後，「中國」則變成象徵繼承周天子正統地位的「王朝法統」的同義詞，「中國」作為「王朝法統」的道德意涵，遂為各方諸侯國爭奪。
作者指，西晉滅亡後，中國的南北分野變得明顯，雙方各自競逐「中國」的「正統地位」。位處南方的東晉以及後期的南朝政權，雖然地理上不屬於「傳統」的「中原」，但均自認為西晉的文化繼承者；而北方政權則認為，自身是消滅西晉的政權，加上地理上佔據了「中國」，因此才自視為真正的「中國」。南北分野的歷史說明，「中國」可從文化或地理切入定義，且能造成「政治分裂」。
期後，隋統一南北朝，由於隋繼承北朝法統，同時擁有南朝的國土，因此隋視南、北朝都是「同一樣的中國」。同樣繼承北方傳統的唐代，也抱持同一觀點，唐初修前朝史時，會為南、北方分別編撰史書，到元朝時，元政權亦為宋、遼、金分別修史，這變相承認「大家都是中國」，原因是為過去朝代修史、將其納入正史，意味給予前朝政治「正統地位」。由此可見，歷史之中的「中國」意涵，指的是象徵精神層面「法統」之繼承、能隨局勢變化的「政治、皇權」概念，多於「地理」與「血緣種族」概念。
「分裂」屬中國常態？
按作者觀點，「中國真正統一」的定義之一，是要一統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疆域範圍，這包括台灣等地；按此定義，「中國真正統一」的狀況，其實只維持了短短81年——由1759年清代乾隆年間清軍「平定回部」、取得新疆的時候開始，直到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終結。依此地理角度而論，中國分裂、分治是常態，統一的時間則非常短暫。
作者亦有提出另一個「統一」的定義——如以「恢復前朝疆域、維持中原地區和平與安定」為標準的話，這種「中原皇朝政權」的統一時間，則為950年，這包括秦、西漢、東漢、西晉、隋、唐、元、明、清的大部分年代，這種定義下的統一時間，仍然略少於「分裂」時間。
作者視公元前221年秦國統一六國，為中國首次結束其分治狀態的年代。自此以後，中原政權大多維持以秦國疆域為基礎的版圖，其餘時間則分裂為若干政權。很多被視為「大一統」的皇朝，實際上仍有很多散布各地的小勢力，例如西漢早年，廣東其實是由南越國控制等。
有趣的是，作者在寫於1999年、能加深讀者對本書內容理解的文章〈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統一分裂與中國歷史餘論〉，曾言當時中國其實仍處於「分裂」狀態：「不言而喻，1949年至今也是一個分裂時期，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對中國大陸擁有完整的主權，但台灣的分離、葡屬澳門的存在說明統一還沒有真正實現。」
在上述1999年文章之中，作者對「統一」的理解，還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統一」與「分裂」的定義，因時而異。1920年代，外蒙古獨立，對中華民國而言，這是國家「分裂」。但二戰之後，「在美國和蘇聯的壓力下，當時的中國政府承認既成事實，從此中國的統一範圍就不再包括原外蒙古在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建交就反映了這一變化」；
第二，作者問道：國家「統一」版圖，是否愈大愈好？作者的答案，是否定的。作者在文章說：「無論佔有或者治理，一個國家的疆域都不是越大越好。即使不存在自然和人文的障礙，一個國家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無限制地擴大領土。一個範圍適度的疆域才真正有利於政權的鞏固，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會生產力的進步。西漢的『文景之治』出現在武帝大規模開疆拓土之前；唐朝的『天寶盛世』形成於東西兩側疆域收縮以後；明朝宣德年間放棄了對越南的佔領，撤退了北方邊界，卻是一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階段；清朝的黃金時代出現在康熙和雍正年代，而當乾隆完成了他的『十全武功』，造就了前無古人的極盛疆域時，清朝已經開始走下坡路。可見開疆拓土並不與繁榮昌盛同步，倒是潛伏着民窮財盡的危機」。
何謂國家、何謂統一
這本著作的一個重要延伸思考，是「統一」究竟有何意義、國家應如何分配權力管治。
有別於當下官方與民族主義者的論述，作者認為，國家構成的基本元素，並非強調單一同質的血統、種族，而是較具彈性與回旋空間的文化。作者討論中國人的身份時，頗為排拒血統論，且對辛亥革命後衍生的狹隘民族主義，頗有批評。
作者的這種「文化構建國家論」，與之前介紹過的鄺健銘著作《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從海外華人身分思考「何謂中國」的第二章的說法，頗有對讀空間。該章節內文指，古代中國共同體意識之構建，是以文化為基礎作切入、強調「華夷之辨」，而所謂「華」，用明朝大學士丘濬的說法，其構建特點是「混而同」，這意味「華」對地方多元較具包容性。受西方種族主義影響，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以類近「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這種「血統、種族」重單一同質的思維定義「中國人」，但不無諷刺地，就算是革命領袖孫中山，他對「中華民族」的定義，也時有不同──時而指「五族共和」，時而指以漢人為中心的「大民族主義」。中國邊界內的「民族」數字，亦隨年增加──從1953年的41個，增至1982年的56個。
作者對「國家」的這種理解，意味他眼中的「統一」，也有別於當下官方與民族主義者的「大一統」看法。作者在上述文章說：「從秦始皇開始的統一，都是統一於一人，統一於一家一姓，至多統一於一個由少數人組成的統治集團，卻從來沒有統一於人民」。然後作者問道：「這樣的統一難道不需要『分裂』?難道還能容許它長期延續嗎?中國要是一直保持這樣的統一，哪裡還會有民主和自由? 」
作者不認為合久必分的「分」，必然是壞事，也不認為「統一」與「分」不能共存。作者在文章續說：「作為一個近千萬平方公里的大國，中國內部自然地理環境的差異很大，人文地理的差異更大。即使有了現代化的交通手段、高度發達的通訊方式和雄厚的物質基礎，地區間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差異還會長期存在，所以在發展目標、速度、效益等方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統一」。
換句話說，作者認為，「統一」並非指疆域之內，包括語言在內的文化需要一致；真正繁榮穩定的國家，會容忍並鼓勵多元文化的存在與發展。在文章中，作者詳解了何謂「分」、為何國家需要「分」：「『分』不等於分裂，廣義的『分』應該包括分治、自治、分權和各種形式的分化，從這一意義上說，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在分以後會有新的合，而在合以後又必定有新的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倒是一條普遍規律。這種『分』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文化多元化、地方(或少數民族)自治化的過程。對中國兩千多年來統一成的專制政治、權力所有制經濟、排他性的主流文化、中央集權體制，現在的確到了『合久必分』的階段」。
對香港與中國的啟示
對國家內部多元之必要，香港政治學者黃偉豪的文章〈割讓：一個比港獨更離經叛道的激進概念？〉便很值得參考、能有助讀者從另一角度理解一國兩制與中港關係：「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的心目中，香港更是一個透過『割讓』給先進大國，而取得輝煌經濟成就的成功例子，值得全世界效法……回歸前的香港正正是證明Romer的『特區市』的概念，是絕對有效和可行的活生生例子。九七前的香港，正是中國領土、英國管理，結果成功創造了舉世矚目的驕人成果，亦為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帶動了無限生機，名副其實是一個『香港好，中國也好』的雙贏局面。」。
某程度上，這種思路，其實是以另一路徑呼應作者對國家重「分」之必要的觀點。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