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被忽略的3.3%男性受害者　性別標籤令求助困難易被二次傷害

「我會有Panic attack（恐慌突襲）的情況，會發羊吊（癲癇症），變得很失控……每星期也會有兩至三次，以及經常會有自殺念頭。」每當經過自己曾被性侵的地方，Calvin的驚恐症都會頓時發作，難以突破生、心理關口。遭受性侵，受害人需要別人的聆聽，但社會對男性被性侵，往往比女性受害者較少付出同情心，令男性不願發聲。
根據社會福利署2020年統計，674宗性暴力案中，3.3%受害人是男性，但現實中，他們是否真的佔如此少數？社會對這3.3%給予的關注，又是否足夠？
記者｜何善謙　編輯｜洪卓兒　攝影｜何善謙　洪卓兒

23歲的Calvin（化名）是一名同性戀者。由小學至今，曾遭受四次性侵犯。慘痛的經歷，除了造成身體的傷害，更多的是令他對自身質疑，以及對人失去信任。由被性侵，到患上驚恐症，亦是Calvin一直預計不到的創傷。在性侵傷痛和驚恐症之間拉鋸，成為Calvin在青春期路上的掙扎，更令他思考一切問題是否源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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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四次被性侵，令Calvin的惡夢一浪接一浪。入讀大學的首兩年，曾諮詢臨床心理學家，Calvin被發現患上驚恐症。當時他每星期都會驚恐症發作兩三次，每次病發長達10至15分鐘，身體會不停顫抖、尖叫，嚴重的更會癲癇、在地下打滾，亦令他一度萌生自殺的念頭。

Calvin坦言至今仍有一個心結解不開：

為甚麼其他人都會性交，但他們真的是很開心地性交……但我就會被人傷害呢？

曾經有段時間，Calvin發生性行為時，某些性愛動作和姿勢，會令他回想以前遭性侵的經歷：「那一刻我整個人會害怕得定格」，並停止性行為。他曾把被性侵的原因歸咎於自身，批評自己對人和事的判斷力都很差，好像與「性」扯上關係便會有壞事發生。而自己總對好人有戒心，反而相信傷害自己的人，令他十分自卑，甚至認為人生值得一提的，就只有被性侵的不堪經歷。

為解決性侵帶來的創傷，Calvin在大學二年級時，決定向明愛曉暉計劃社工尋求幫助。曉暉計劃專門協助童年受創傷和性侵犯的成年人。Calvin與社工平均每隔一星期見面，輔導前他一直懷疑自己被性侵時沒反抗，是否代表自己享受性侵過程。但經過一年輔導後，Calvin了解到嘗試推開或哭等反應，皆屬反抗表現，從而釋除了他的疑慮，不再怪責自己。除此之外，他亦學會原諒加害者，理解對方行為背後的原因，或基於成長背景、生活經歷等種種因素。自此，他因性侵而引起驚恐症發作的次數亦大大減少，現已完成整個輔導。回首從前，Calvin回憶起仍會替自己心痛，同時感慨自己經歷了許多苦難，但仍好好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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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以外的性侵　廁所為性侵常見場所

從事男性性侵輔導十四年，現任明愛家庭服務臨床督導主任古錦榮指，性侵犯可以是肢體、言語或視覺上的侵犯。同時，若該行為違反當事人的意願、或在當事人不夠成熟，未有能力了解、被逼、不清醒的狀況下發生亦算性侵。帶有性意味且不當地裸露身體、手淫、口交、插入式性交等皆是性侵的常見方式。

古續說，公園、公廁、泳池和家中都是性侵常見的場所。公廁和泳池是較容易看見性器官的地方，而公園則是讓人放鬆的休憩場所，容易令人放下戒心。除了被外人性侵，家人的侵犯更是避無可避，所以即使在家，亦可能沒法逃過被性侵的風險。

另一性侵受害者Jack（化名），今年19歲，是一名雙性戀者，被性侵的經歷也是發生在廁所內。兩年前中學運動會上，他被同校師兄拉入廁格內強吻，再撫摸他全身。Jack被突如其來的性侵嚇得不知所措，當他嘗試離開廁格時，師兄卻一手把門按住，令Jack無法離開，最後師兄強行幫他口交。

而由於Jack和師兄住所距離很近，事發後間中在街上碰見他時，都會令Jack回想那15分鐘的性侵經過，覺得過程非常噁心，更直言很想師兄死。惟師兄到上個月，仍不斷發訊息騷擾Jack，就算Jack已封鎖他全部聯絡途徑，他仍有方法聯絡Jack，使他感到非常煩厭。 雖然被性侵，但Jack沒向家人或社工透露此事，因若告訴他們自己被男性性侵，就等於坦白他的性取向，所以只有和一兩個可信任的朋友傾訴。

經歷被性侵，Jack卻感到後悔和自責。他認為自己本有能力反抗，因為自己明顯比師兄高大，但當時卻沒成功阻止師兄。Jack視之為教訓，往後用交友軟件約見網友時，都會變得更警惕。當遇見奇怪的男網友，便會借藉口先行離開，避免性侵事件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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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受害者難求助　數字遠低於現實

古錦榮曾觀察輔導中的50個男性性侵個案，結果顯示過半個案發生在6至10歲，逾九成受害者16歲前不會向別人透露自己曾受性侵，三成受害者更會將性侵秘密埋藏超過十五年。古指出不少個案抑壓了十幾年，又沒向人傾訴，也不知如何向社工求助。

根據社會福利署近五年的性暴力數字，男性性暴力個案平均佔總數目約百分之三，2020年錄得22宗，古錦榮直指「百分之三肯定是低估了。」由於不少受害者對人缺乏信任，沒向政府機構呈報，亦沒向社工求助，因此數字未能反映男性遭受性暴力的實況。

古錦榮指出社會傳統男性性別定型，男性被標籤為強勢、可自我保護，令男性沒受傷空間，更假設他們只會令別人受傷。當男性受到性侵，社會就會視他們為軟弱、無法自我保護，即使他們受傷也應自行解決，導致不少男性不會向社工求助。古續指男性受害者往往會質疑自己：

當我承認自己受性侵，那麼我豈不是很無用？不像一個男人？

男性受害人對自身的另一質疑，就是自己的性取向。古錦榮說，不少男性在受到性侵時，身體會有生理反應，導致受害者誤以為自己享受被性侵的過程，更懷疑自己是否同性戀。古解釋，身體受到撫摸時感到興奮是自然的本能反應，並非大腦能控制，有生理反應不代表受害者是同性戀，也不代表願意被侵犯。

受害人除了與男性身分標籤及性取向拉鋸外，他們亦擔心向別人坦白後，對方會不相信。古舉例指曾有受害人喝醉後，被男同事脫去衣服並觸碰性器官。由於當時神智不清，受害人並不確定詳細的侵犯過程。所以即使他事後報警，警員不斷質疑他是否喝醉後幻想受到性侵，最後亦只把事件記錄在案。受害人對此感到不被尊重，亦後悔報警。古錦榮指出社會經常鼓勵受害人要勇敢說出來，但現實中即使男性受害人將經歷和盤托出，換來的卻是質疑和不相信，為他們帶來二次傷害。

男性輔導資源不足　求助人最後或不了了之

古錦榮曾任明愛曉暉計劃輔導社工，計劃專門幫助童年受創傷和性侵犯的成年人，當時計劃只有古錦榮一位男社工專責輔導男性受害者，後來他於2015年被調到明愛家庭服務中心，現時同時為曉輝計劃及明愛家庭服務中心接收男性性侵個案。

但事實上，香港專責男性性侵輔導的機構只有曉暉計劃及芷若園。古錦榮透露雖然不少男性受害人致電求助，但當他們得知社工排期需到數月後，便放棄求助：

對他們（男性受害者）來說，打一通電話求助是非常困難，他需要將這個非常羞恥的秘密告訴別人，其實非常不容易。

古希望盡量安排與受害人在一至兩個星期內見面，但由於現時他和約十位於明愛家庭服務中心工作的男同事各有職責，而古自身亦正負責六至七宗個案，所以唯有在空餘時間處理其他男性受害人的求助，導致不少未能及時安排見面的個案，最終不了了之。

現時曉輝計劃只有公益金撥款資助，但款項不足以滿足服務需求。古錦榮曾嘗試向公益金以外的機構爭取更多撥款，但都失敗而回。古指，受助人數多的服務通常較易得到撥款，「這群人（被性侵的男性）是社會服務的罅隙，因為他們不會自動走出來告訴別人。」而且男性性侵受害者的深入輔導需時長達兩至三年，人手短缺令受助人數大減，因此相比其他輔導服務，就更難得到撥款。

性教育守舊　尊重教育助防性侵

除了撥款不足，古批評現時香港的性教育不合時宜，例如性教育從沒教導性行為要尊重他人意願。學校的性教育指引於1997年編定，內容停留在「遇到性侵犯就要大叫不要並逃走」、「要告訴信任的人」。但現時性侵問題在於不少侵犯者正是受害者身邊親近的人，當最信任的人都侵犯自己，受害者又可向誰求助？古建議推行「尊重教育」，人們性交前，需了解對方是否願意與自己進行性行為，亦需明白對方隨時有權拒絕，這樣才能減少性侵發生。

【本文獲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實習刊物《大學線》授權轉載，原文：被忽略的3.3%　男性侵受害者　說不出的創傷】